斯蒂夫·琼斯｜导读葛兰西：领导权
编者按：本文是“劳特里奇批判思想家系列”之《导读葛兰西》（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中的一章，它对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尽管作者的一些思考并未能准确理解“领导权”问题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中应有的位置，甚至在涉及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转向了纯粹的文化分析，但仍不失为一种将葛兰西的理论引入当代问题的有效方式。译文在编选过程中做了一些更适合微信阅读的调整。在此特别感谢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生相明同学授权“保马”推送这篇译文。
导读葛兰西：领导权
斯蒂夫·琼斯著
相明 译本章分析葛兰西思想的核心部分，他的领导权理论。它描绘了这一词语的演进，从俄国和意大利的根源到葛兰西作为文化与政治领导权的相关设想。葛兰西采用这一术语代表了同上一章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强调的决裂。领导权是一个比“统治地位”——它不承认从属阶级的人民在权力运行中的积极作用——更加灵敏，因而更有效的批评术语。本章提出，葛兰西通过一系列领导权过程中不同环节之间的区别来定义领导权。因此，我分离出葛兰西关于强制与同意，统治地位与领导权，“常识”和“正常的认识”，以及“有限的”与“扩张性的”领导权，来展现这些细节如何构筑成了一个关于文化与政治权力的精确细致的设想。
由于领导权在应用葛兰西的著作的过程中是一个如此突出，又有争议的术语，下面的两章将概述一系列的案例研究。它们将展现根植于葛兰西思想中的，一种关于文化权力的动态的、自反的理解已经被思想家们应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尽管这些案例研究以阶级理论为核心，但是它们将充分论述领导权理论对于其他形式的社会划分，特别是对性别与种族是分析是极为有效的。但是本章大部分定位于葛兰西的生平，展示这一术语的谱系、与其内涵相关的话题以及它试图调和的各种对立。
上一章已经阐明了葛兰西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形成自一段失败的时期：欧洲工人起义被镇压，意大利工人运动在与工厂主、意大利政府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的斗争中失败。如我们所知，葛兰西断定这种失败取决于工人阶级没能与其他从属集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农民）形成联盟。实现这样一种联盟意味着要克服把他们分散为不同群体的彼此的误解和敌视。葛兰西认为，为了形成一种真正具有人民性，能够打倒法西斯主义，实现社会改革的全国性组织，必须超越这些深层的分歧。而且，关键在于这种联盟不能简单地是一个地位平等的各部分的联盟。工人阶级通过意识形态手段领导他们的同盟者们（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底层），成为一切进步运动的中心。这是他所指的“领导权”的最简单的形式。
葛兰西不是领导权概念的发明者。这一术语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存在已久，并被列宁（见方框中）赋予了新的理论内涵。葛兰西在莫斯科时期，一定接触过关于该术语的讨论。
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或列宁(Lenin ,1870–1924)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布尔什维克派（逐渐发展成为俄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列宁1917年从流亡中返回，他——与托洛茨基(Trotsky，1879–1940)——是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后建立的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列宁发动了1918-1920年内战，并且指导了之后的重建政策。作为一名实际上的独裁者，列宁压制了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与敌对行为，为斯大林时期更加系统化的镇压行为建立了基础。作为一名理论家，他的遗产依然十分重要，它包括了各种问题，如一个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的形成，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意义。他主要的作品有《怎么办？》（1902年），《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国家和革命》(1917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
事实上，列宁很少明确使用“领导权”这一术语，虽然葛兰西声称“领导权的概念与事实”是“伊里奇”（他在《狱中札记》称呼列宁的名字）的功劳。葛兰西由此意味着三件事。第一，列宁理解革命不会仅仅作为经济发展中的“矛盾”的反映而发生（众所周知，实证主义者误解为“经济主义”）。相反，他充分考虑了“文化斗争的前线”。第二，列宁发展了一个思想，即资产阶级会像它的对手一样致力于争夺领导权，试图用它在思想与制度上的控制来领导工人阶级。列宁写道：“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使工人接受它。”——这罔顾了一个事实，即俄国缺少西方民主政治的发达的市民社会，这样的观念只有通过市民社会才能散播并被吸纳。
第三，列宁提出革命政党必须继承所有受压迫集团和阶层的斗争，而不只是工业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他坚持，只有通过理解“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才能理解工人阶级的压迫。1917年的俄国，这就意味着工业工人阶级的不满要和农民对土地再分配的愿望、士兵对和平的愿望，以及受压迫民族，如乌克兰、芬兰和拉脱维亚人从俄国统治下解放的愿望联系起来。
在某种程度上，葛兰西无疑是一位“列宁主义者”。尤其是，他认为政党有教育同盟集团的重要作用，从而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他写道，在某些情况下， 政党仲裁自己的集团和其他集团的利益，从而“保障着它们所代表的集团在同盟集团的同意和帮助下得到发展”。
但是葛兰西不是仅仅对列宁提出的领导权思想鹦鹉学舌。理查德•贝拉米（Richard Bellamy）（1994）指出，这一词汇在19世纪的意大利思想中就已经流行，尤其是在温和派的天主教哲学家文森佐•乔贝蒂（Vincenzo Gioberti）的著作中——他用这一词汇提出，一个国家中的某地区可以对其他地区行使“道德教职（moral primacy）”。这不单是对皮埃蒙特人领导下的意大利统一的辩护，还把领导权思想与民族-人民的文化联系起来。因此，对葛兰西而言，“尽管非常模糊，乔贝蒂拥有雅各宾派的‘民族-人民的’和政治领导权的概念，也就是说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的联盟”。乔贝蒂的著作代表了意大利历史上对领导权环节的探索。同样，葛兰西的著作虽然一方面是一种政治手段，旨在建立一个革命性的人民联盟，但它也是一种在历史与文化上进行分析的手段，使我们通过发现不同的集团中，谁曾试图形成领导权集团，从而评估各种策略。
雅各宾主义
雅各宾派是法国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最著名的领导者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他们最著名的事迹是在控制国民议会时期，建立了“恐怖统治”。葛兰西有规律地使用术语“雅各宾式”和“雅各宾主义”。而不是一直使用。在他的狱前著作中，雅各宾主义常常等同于一些左翼团体中的空想和精英主义。但是在《狱中札记》中，雅各宾主义变成了一种在政党领导下的民众阶级的扩张性领导权的同义词。他写道，不只是雅各宾派 “使资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而且）他们（还）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使资产阶级成为民族的领导的阶级，成为领导者，给了新的国家一种经久的稳定的基础，造成了现代的团结一致的法兰西民族。” (1971: 79)。有争议的是，这种评价淡化了雅各宾派利用强制力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军队。
因此，葛兰西对领导权的理解受本土与国际两种使用方式的影响。但是他也加入了他自己对该术语的理解，同时调和了其他思想家对该术语的理解与上一章所谈到的思想倾向：阵地战的必要性，市民社会的作用和南方问题。
领导权被葛兰西用做历史与政治分析的方法，本节旨在描述及评价这一点。尽管，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葛兰西的术语使用相对于他的主题发生了变化，但是葛兰西被逮捕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南方问题的诸方面”——对领导权的性质十分清楚。他写道，工人阶级只能“成为领导和占统治地位的（也就是掌握领导权的）阶级，就这一方面而言，它成功地创造了一个阶级联盟的体系，使得它可以动员劳动人口中的大多数来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意大利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使它的斗争不能被单纯地放在经济不平等方面。要领导劳动群体中的其他集团，特别是意大利的农民，工人阶级必须了解那些农民重视的文化问题，把它们变成农民自己的问题。他确定了两个问题，南方问题和天主教会的作用。它们都属于农民感到受压迫最强烈的问题，因此，工业无产阶级必须把反对这种不平等写入纲领中，使农民的愿望成为目标的一部分。
因此，一个成功的领导集团不是统治追随它的伙伴，而是必须彻底地再造自身。为了获得其他集团的支持，愤世嫉俗地为他们的愿望说话，或者选择某些话题，吸引更大范围的支持者，问题不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领导集团或者阶级必须真正地把它的大部分底层的世界观变成自己的。在此期间，领导集团自身会发生变化，因为狭隘的党派之争（葛兰西称为“工团主义”）变得更加广泛，甚至普遍。要实现领导作用，工人们必须不能把自己想象为，诸如金属工人或木匠，甚或仅仅是工人。而是：
他们必须把自己思考为一个旨在领导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阶级的工人成员。这样的一个阶级只有在它帮助并跟随这些社会阶层的绝大多数人的情况下，才能赢得并建设社会主义。
这种对领导权的宽泛定义抛出了许多问题。第一，它授予一个领导集团，做出选择的权力，以及作为代理者（agency）集体行动的资格。领导集团的人民被授予了一种良好的透明度，可以看清形势的本来面目，而不是被结构性束缚或者被意识形态的操作侵害。第二，要真正地与底层集团的文化相结合，这意味着严肃对待那些对他们有意义的实践与价值，但它们并不一定是进步的。我们知道，葛兰西认为天主教会是对农民的日常生活施加作用的一个主要机构与一整套思想。但是，尽管葛兰西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他并不认为教会必然是反动的。在他社会主义生涯的早期，葛兰西意识到大多数意大利人都是信徒，他曾反对过一种愚蠢的反教权主义，培养了与教会中的积极分子的联系。“南方问题的诸方面”类似地提出，意大利的教会自身根据地区的界限产生了分化。在南方，牧师常常充当一个封建压迫的阶层，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中产阶级地主。然而，在北方，教会常常履行另一种作用，它对于国家是一种民主与伦理-精神上的对立形式。
你或许会问问自己当今是否任何政治形态都使同床异梦者们团结了起来，随后分析用来保持这种同盟关系而部署的策略。英国的例子是大约形成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期的反战同盟，它曾短暂地联合起了世俗中的左派人士与许多穆斯林教徒。伊斯兰的同盟资格损害了左派对同性恋者和妇女权利的承诺，这种看法曾在同盟的组织者中产生热议，他们认为穆斯林社会的保守不会妨碍在反对战争方面的合作。
第三，我们会问底层在多大程度上被并入了统治集团的世界观？如果一个统治集团被迫在经济上或意识形态上对它领导的人们做出过多的让步会怎样？如果一个底层集团发展出了自己领导一场领导权斗争的必要的代理，从而挑战一个“基本的”集团，如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权威会怎样（葛兰西注意到，“南方群众的某些部分总是有方向性的、可靠的”）？如果这将会发生，那么经过长期的阵地战，领导集团会丧失所有的认可。比如，当今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典型地包括了左派的联盟，其中有女权主义者、同性恋权利倡导者、和平主义者以及少数民族和环保主义者的代表。但是在这些不同利益中，保持阶级的首要性远不是明确的——社会主义似乎仅仅成了供选择的众多立场之一，或者被确切地定义为一种利益平等的彩虹式同盟。
然而，政治集团和政党不是简单地俯视着被压迫者。在对商业与中产阶级选民的号召力方面，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被指责只考虑他们试图取得领导权的那些方面。因此，这些政党，及其他类似政党经历了转变：从成为一个领导权联合体转变为一个由跨国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保守主义领导的集团。我们还会注意到有时，一个地区领导另一个的尝试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反对领导权的后果。底层领域（或更具体地说，底层集团的精英）施加他们自身领导权的压力于如英国的国民议会，美国的南部，西班牙的自治区（地方政府），甚至于意大利的南意大利。
事实上，“基本的”集团如何能限制它试图去领导的人们的领导权活动，以及如何限制它的领导权的“扩张性”，葛兰西没有结论。无法把这个问题全然理论化使葛兰西少有地诉诸经济主义。注意到“必须考虑被领导集团的利益”，而且“领导集团应该做出一种经济-团体上的牺牲”，葛兰西仍推断“这种牺牲和妥协不能触及根本”它是“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中的决定性核心中行使的功能。”
除了这种非典型的缩减，领导权集团对于其他集团的期望恰恰是一种多孔结构，它可以产生乐观主义。一种统治力量寻求赞同，但是无法表达那些将其称为统治的人们的愿望，它不会无限期地存在。葛兰西的观点是，在领导权过程中，底层从“一个事物”转变成“一个历史上的人，一个主人公”,这对于大众文化的立场，即底层在意识形态上受到他们的领导者的统治，是一记有力的回击。葛兰西提出一个掌握领导权的集团必须接受对它的领导权的挑战，它标志着葛兰西对民主的推进。“积极的和直接的赞同”， 他写道，意味着 “全体参与，即使它产生了一种瓦解或表面上的骚乱”。
底层人民的愿望的问题为我们指出了关于领导权的第四点：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一个领导集团为了维护它的权力，必须一直对底层不稳定的愿望保持警惕，对它施加影响力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保持警惕。一个社会集团，葛兰西写道，必须在它赢得权力之前就发挥领导作用，而且即使当它赢得了权力，“它必须继续”进行“领导”。
第五个问题是广泛的心理上的问题。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人民要接受其他人的领导？他们为什么要把领导权集团的世界观在本质上当成是自己的？问题的答案是，领导权不仅仅是一个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它还采取经济、物质和法律-政治的形式。一个统治力量要确保它的从属阶级有足够的食物，有偿就业，有充足的医疗手段，有儿童保育与假期，这些对赢得人心很有帮助。同样地，议会民主通过给从属阶级的人民各种权利，允许他们投票，定期地改变政府，自己参加选举，似乎赋予他们一种良好的法律-政治上的人身自由。“这些社会的政治形式的唯一区别”特里•伊格尔顿注意到，“是人民认为必须相信他们当家作主。”。其他社会形式也培养这样的一种幻想是有争议的，但是伊格尔顿敏锐地指出了我们对于制度层面的领导权的关注。
由于在领导权的“意识形态”操作中，各组织也有助于意义与价值的传播。我们从上一章中知道了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对于权威的维持是一个关键的机制，他还提出它的作用在于它模糊了政治权威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区分。发生在我们家中，我们的休闲活动中，或者在商店中的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政治的。我们没有必要经历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思想上的转变——它总是深深地纠缠在他们生活的现实结构中。葛兰西与他差不多同时期的人最突出的区别就是，他拒绝采用这些半意识的集体行为的形态作为人民是统治阶级的盲从者的证据。但是对与葛兰西同时代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来说，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权力和人民不假思索的顺从的证明，对所有身为大众的一部分的人，葛兰西成为了反精英主义的实例: “我们都是”,他写道，“某种或另一种顺从主义的顺从主义者 ，总是群体之中的人或者集体的人”。
葛兰西的任务是理解在历史上每一种类型的因循守旧中，与之相匹配的积极与消极的倾向和思想的模式。例如，汽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汽车工业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部分，而大多数人会认为汽车的高保有量对环境产生消极的后果，更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尽管如此，发达世界的人们仍然使用大量的汽车，抵制使用其他交通方式。这不全然是汽车制造商强加给人们错误思想的结果，也不是自私是无法抵挡的的证据。汽车是一种技术，它使人们最为直接地与分散的市民社会机构产生关联——超市、大家庭、学校、诊所以及美化了我们的世界的分散的社会网络。这种机动性的本质表面上是自由选择，它绑定了人类之间的爱与关怀的关系，使得它的约束如此牢固。
关于葛兰西的领导权设想，最后一个提出的观点关系到强迫问题。一个领导权集团对那些无法接纳它的文化与政治计划的集团会怎么做？他写道，当一个领导权联合体领导同盟集团时，它“统治敌对集团, 倾向于‘清除’，或者甚至用武装力量征服”。因此，在他的领导权理论中，对强制和赞同的分配是什么？下一节将解释，为什么葛兰西感觉，在现代社会中，重心已经彻底地转移到了后者。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在共产党的策略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君主论》（见方框内）之间作了一个隐晦的比较。他提出政党必须与意大利民族生活中的人民潮流相结合，成为一个“现代君主”。
马基雅维利
尽管外交家与政治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的作品成为政治上的不择手段的同义词，但是他对葛兰西和墨索里尼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标准。马基雅维利的重要著作，《君主论》写于1513年，是一种取悦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尝试。它提出君主应该保有对领土的绝对控制，而且要用一切手段来取得这一目标。葛兰西认为马基雅维利的生活与事业与自己的有许多类似。《君主论》写于一段外国入侵且内部分裂的时期，它以一种对意大利的统一充满激情的期望而结束。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1517）成为了一个受民族理想主义激发的在政治上积极活跃的公民的例子，而他的《兵法》主张组织一支市民军队来替代外国雇佣军。对葛兰西而言，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早熟的雅各宾派”，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家”与“革命者”，他懂得需要使农民进入国家生活，这有助于使文艺复兴成为一种群众文化运动。
在一篇文章中，马基雅维利论述一个成功的统治者为何必须将一种对人民的价值的号召力，与暴力的统治手段相结合。他采用了半人马的神话形象——半人半马——来阐明这一点。一个统治者，他写道，“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所特有的斗争方法”。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论述了这种“双重前景”，他承认领导作用包括暴力与赞同两个环节的统一。他没有考虑到这两个环节对应着一个集团的权力运用的不同时期（尽管在其他地方，他提出存在一个“暴力转折点”，在这一点上控制方式彻底地变得残暴）。因此，葛兰西用马基雅维利来支持强制与赞同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赞同是通过市民社会组织起来的，那么强制就是葛兰西称为政治社会之物的职责。他将政治社会定义为一整套装置，它们合法地对那些在规定期间内没有表达出赞同的集团们实施规训，它们还统治着赞同崩溃时期的整个社会。这表明了，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领导权，归根结底地总是被暴力的威胁所巩固。然而这种分析无疑适用于某些种类的政治和某些情境（比如，在警察和示威者直接的暴力对抗，或者不同族群间爆发的暴乱），值得讨论的是强制与赞同的二重性是否对于思考所有领导权过程都是一种有价值的方式。葛兰西对于这种区分的用法缺少一致性，这表明他发现强制/同意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对子，我们可以提出两个理由来回答为什么是这样。
第一，强制与赞同间的对立可以被拆解。大多数情况下，现代社会中的强制装置，如警察、法庭和武装力量与高度的赞同相互合作。比如，在英国，人民普遍期望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警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市民社会中警察的良好形象的传播的结果。同理，2004年，当英国报刊《每日镜报》刊登了一则报道，揭露了英国军队虐待伊拉克战俘时，产生的民愤使报纸的主编遭到免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军队在英国国家生活中行使同样的权威。它在观点上显著地呼应了葛兰西的观念，即领导权是在道德与知识上的领导作用，中左派的《观察家报》注意到英国军官团“强调领导者的工作是清晰地制定目标，通过完整的道德关系达成共同的意图，然后进行委派”。事实上，葛兰西有时会承认这种强制与赞同是彼此渗透的。我们已经知道，和平的领导权斗争表现为“阵地战”，而且葛兰西把市民社会比作一个壕堑系统。他同样注意到底层集团和个人面对武力的使用，必须主动地献出他们的赞同，并且通过文化价值表达他们的赞同。因此，“个人越是被迫捍卫自己直接的肉体生存，那么他就越是要从文明与人性的全部复杂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出发来证明和看待自身。”
第二种反对将领导权视作由强制和赞同组成的观点是，二者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平衡似乎变得明显有别于公开使用武力。政府不能强制他们的对手，不然会冒着严重丧失在意识形态上的公信力的危险。你可以问问自己，例如，政府扼杀潜在地令人不安的新闻报道的尝试是否有效——它们是否令人尴尬地弄巧成拙，招致了对政治家和官僚的领导作用的质疑。一种成功的领导权形式中的斗争是最小化的，因为领导权依赖于一个“能够管理自己而且不与政治社会相抵触的个人”的存在。更为常见的葛兰西对领导权的定义是一个与赞同同义的情况的结果。他提出，市民社会相当于领导权的功能，而政治社会相当于“统治”。
然而当葛兰西在此将强制归入“暴力转折点”时，我们会希望把他的领导权观念停留在一个较温和的版本，即半人马。我们已经知道强制装置在市民社会中发挥一种赞同的作用。而且，统治力量和他们的反对者定期地使用强制，尽管很少在葛兰西所说的武装力量与司法力量的意义上。相反，领导权依赖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所说的“象征暴力”。它或许会采取多种形式。我们在关键概念5中可以了解到，文本在它们所排斥之物中行使象征暴力，对局外人集团施加压制。但是在那些局外人受到排斥与批评的领域，象征暴力也采取趣味判断的形式；在那些有的人觉得自信，而其他人觉得尴尬的领域，采取身体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形式；以及在教育情况分布不公平的领域。在这些情况下，一个统治力量（对布尔迪厄而言，尤其是一个统治阶级）会把它的权威视为再生的，一个底层集团会追求他的上位者的价值与趣味，而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集团会认为它的卑下地位是牢固的。
如果一个统治集团不得不求助于强制与镇压，那么它没有取得一种“扩张性的”领导权，那样的话大部分人民会自发地、主动地向该联合体表达赞同。要理解它的对立面——有限的领导权——我们必须回到十九世纪的意大利。葛兰西写到，这一时期温和党通过为统一而战的其他力量，特别是激进的行动党，来保卫自己的领导权。在关键概念1中，这包括转型时期的实践。一个扩张的统治集团的形成是温和党纲领的核心，该纲领包括逐渐吸纳同盟者与反对集团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权形式是有限的，因为领导权集团不能真正地接受大众阶级的利益，而只是通过剥夺他们的领导作用，撤销或者“摧毁”它们。罗杰•西蒙（Roger Simon）提供了一种类似的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分析，它关注于工会和工党的左翼领导者经常通过社会改革，赢得工人对资本主义的支持。
我们可以超越阶级政治的边界，延伸有限的领导权的观念。一个政府可以不用从根本上改变它的环境政策，而做出一些环境改革，或者给予女性和少数民族一些象征性的政治表达。这些策略过分追求撤销或者摧毁底层集团的愿望。
相对于此的替代性选择是一种“扩张性的”领导权：一个领导权集团在其中可以全盘采纳底层的利益，而那些底层人民将领导权阶级的世界观“活”成他们自己的。在这种情况下，“分散的意志的多样性，将多样的目标与单一的目标相结合，基于一个对于世界的平等的、共同的观念”。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当底层集团试图挑战“基本的”集团的权威时，这种形态潜在地是不稳定的。但是应该清楚的是，只有通过扩张一个纲领，才能全部将人民的生活包容进去。
托尼·班奈特在他对黑潭市度假的分析中，举了一个这样的扩张性的领导权环节的例子。他提出十九世纪的工厂主在英格兰北部地区建立了地区性的领导权，以反对英格兰南部特有的贵族文化。工作人群被“压缩”进地区性的领导权中是通过短途旅行与假期的方式，在此期间，全部北方工业城镇的工作群体会en masse（全体地）前往黑潭市旅行。他们在那会遇到一个根本上是现代的北方形象；一个成为城镇建筑风格与娱乐方式的组成部分的形象。尽管这些活动有效地将人民绑定在工作范围内，从而再生并巩固了资本主义的力量，但是度假并不是以这种方式被体验的。相反地，它们被理解和欲求为，在本质上是北方对进取、奋进与喜悦的表达。这一事实，即这种身份会被混入一种似乎与英帝国成员相矛盾的身份，并不会减轻资本主义的力量。在此，我们应该知道，葛兰西完全意识到了思想中的矛盾。
上一章谈到了葛兰西的一个论点：民俗是一种重要的形式，人民的世界观寓于其中，并且通过其进行传播。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关于世界与生活的设想”，民俗与他的常识范畴大幅度地重叠。他写道，事实上，常识“是哲学的‘民俗’”，因此，它与哲学类似，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思维方式，以物质的现实为基础。但是，与哲学不同的是，常识是不系统的、混杂的、自发的、不连贯的与无关紧要的，是一种“不同设想的混杂体”，它使“石器时代的要素”、先进的科学原理和“对未来哲学的直觉”结合起来。我们不应把葛兰西的常识概念和它在英语中的通常用法混淆。葛兰西不是着重于设想一种与理论化的或教条相反的，作为实践智慧的常识。取而代之地，它是一种实际的思想，它很普通——对一个社会集团，或者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因此，尽管他对大众阶级的常识非常感兴趣，但是一个领导权联合体如何能介入其中，并且使常识朝着大众阶级的终结发展，他承认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它自己的常识，这种常识是“不断地自我改变着，用那些进入普通生活中的科学思想和哲学观点丰富着自身 。”
一个个人或者集团不但会内在地产生矛盾，还可能拥有不只一种常识。葛兰西注意到一个劳动者可能拥有两种理论意识：一种隐含在所从事的劳动中，另一种继承自过去，影响他们的道德行为。因此，市民社会的机构必须努力自我改造，以适应不平衡的、多样的常识形式。对葛兰西而言，天主教会也是如此，它最努力地运作着，使“多样性的、总是相互矛盾的宗教信仰”团结一致。类似地，如今在许多社会中，大众媒体试图整合常识的不同部分。比如，人们广泛地注意到，英国小报发表的声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在性观念上却达成了统一战线——性的概念就像是一个无害的玩笑，伴随着一种对不忠的名声的说教兴趣，还有对最极端的性犯罪者的严惩的期望。对于葛兰西式的分析，这种扼要的常识表达是一种在领导作用中的讽刺性的运用，因为他们仅仅效仿大众意识中的不平衡，抱有使“天然地恐新的和保守的”态度朝着政治保守的方向发展的打算。一个更具扩张性的领导权计划会试图从常识中分离出其中的反动要素，保留积极要素。他将这些进步性的改革称为正常的认识。
正常的认识，事实上更接近标准英语中常识的含义。葛兰西质问到，如果人们关于社会的思想和概念全都是错的，他们怎么能够生存？在大多数人民对于世界的观念中，肯定有一种实践认识的内核，这样才是合理的。仅仅为了便于统治，人们必须主动地分担一种特殊的对于世界的观念。一个有变革能力的计划（马克思主义的近义词，他隐晦地称其为“实践哲学”）必须把握住世界上的这些存在方式，因为它们对自身有一种负责的、关切的要素。这不单对被施加领导权的人们是至关重要的，对领导权联合体自身也是重要的。一个进步的计划带来的危险是，它可能显得是纯理性的，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接地气的。为了防范这种趋势，必须遭遇一个与他称为“简单”之物，并进行详细论述，因为正常的认识的简单性与它在实践生活中的角色息息相关。此外，正常的认识拥有一种情感的或者情绪的外观，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化的。知识分子必须将在正常的认识（包括大众文化表征中的正常的认识）中突出的感受与他或她对于形势的冷静判断结合起来。葛兰西提出，任何不扎根于具体事实与民众观念的教育计划就“像英国商人与非洲黑奴之间的联系一样”，因为交易并不公平。他认为，领导者与领导之间的鸿沟，只有一种方式才能彻底的跨越，即知识分子自身对于他们教育与说服的人们是有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