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 | 阿尔都塞：在唯物主义线索中思考（上）
赵文
阿尔都塞最引人注目的工作就是在哲学上坚持“唯物主义”。可以说，从《保卫马克思》开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发表的和未发表的那些文本，在他引起争论的重要理论提法形成的背后，都贯穿了这个线索。然而，在阿尔都塞那里,这条线索又是那么的不同：“唯物主义”不仅是对各种观念论、唯灵论及形形色色意识形态虚构的彻底否定，甚至更是对沾染上“哲学主义”的那一类“唯物主义”的清算与批判。在这一问题上，阿尔都塞先后追随“马克思—列宁—葛兰西”以及“伊壁鸠鲁—霍布斯—斯宾诺莎—马克思”这两个谱系，“重新”划定了哲学的“对象”以及唯物主义哲学的“对象”，在理论上以他自己的独特方式对“唯物主义哲学”进行了强调和捍卫。
与阿尔都塞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的埃蒂安•巴里巴尔曾说过，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的全部难点都集中在“哲学”究竟以什么为对象这个问题之上。传统意义上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两种对象——“观念”与“物质”的划分方式，在阿尔都塞这里是无效的。在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线索”中，哲学，一切哲学，并不是后于其对象而被组织起来的“话语”，相反，正如在《论“社会契约”（错位种种）》的开篇中，阿尔都塞直截了当地指出的那样，每一种哲学的“反思活动整合和构成了”它的对象，从中取得其自身的全部“理论后果”：
这个观点是阿尔都塞借自于康德并为之赋予非常重要性的一个命题： “没有对象的科学（如神学或心理学）”是有的。就哲学话语而言，它们既不属于科学，也不属于“没有对象的科学”；毋宁说，它们本身生产着在“实在”当中无任何对应物的“理论对象”1。
这种“独特的唯物主义”是阿尔都塞思想的重要线索：《论G. W. F.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1947）紧紧抓住的是，哲学“决不能停留在门槛上，它必须进入到屋子里面；它必须居住在‘家中’，‘自在’，即在他的对象之中，在其自身的内容之中：‘哲学是内容的思想’”2——在早期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的重要性正在于他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指明，一种哲学的对象就是它“本身的内容”，反之亦然，一种哲学本身的内容（及其展开方式）就构成了这种哲学的全部对象本身；20世纪60年代，“成熟期”的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以确定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那段时间里，明确地指出“确定思想特征和本质的不是思想的素材，而是思想的方式，是思想同它的对象所保持的真实关系”，“这就是把唯物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区分开来的‘根本问题’的含义”3；在《哲学是革命的武器》、《列宁和哲学》以及他最为集中地给出阿尔都塞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亚眠答辩”（即《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1975））和“格拉纳达讲演”（即《哲学的改造》（1976））中，阿尔都塞直截了当地将“思想特征不取决于思想什么，而在于如何思想”的这一判断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视角”，表述为“哲学没有对象”只有“赌注”这一提法；在晚年关于唯物主义的思考中，阿尔都塞在哲学史中发现了用“空”来争夺这个“赌注”、这个“对象”的“潜流”。
这种“独特的唯物主义”是阿尔都塞思想的重要线索，“哲学的对象”又是这条线索的线索。现在我们就从这个线索入手。
1、“哲学”的“战斗”
在“格拉纳达讲演”中，阿尔都塞简要地勾勒了迄今“哲学”的“战斗”。康德曾说“哲学是一个战场”，但在这里阿尔都塞走得更远，他认为哲学自身不仅是一个战场，迄今为止的哲学首先必须首先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战斗、盘剥其他“意识形态”的形式，继而才能使自身成为那个“战场”。“哲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两个方向上作战。
“哲学”在第一个方向上，使自身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划清界限，柏拉图的“哲学”不会以文学形式出现，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不是道德训诫亦非小说话语，而各种现代“哲学”也在话语生产方面区别于其他文类。这个划界的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使“哲学”获得自身的独立性，这种划界或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斗争、战斗从未停止，否则“哲学”将失去自身的“存在理由”。这个划界斗争所依赖的“武器”，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那样，是“科学”。从古迄今的“哲学”盘剥“科学”4，从数学那里（柏拉图），从物理学，尤其是力学模型那里（康德、黑格尔），从现代科学的严格形式那里（胡塞尔），挪用理论的“配置”，以塑造自身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话语方式。“哲学”在这么做的时候，不是让自身成为“科学”的依附，相反，却让具有“具体的”、“局部的”对象的科学，成为“哲学”自身的“增补”。因为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有着每个时代“严格科学”的话语形式，它通过这种“严格”的话语，表述着“一般对象”，表述着“真理”、“目的”、“意义”或“存在”的“整体”。我们看到，阿尔都塞所描述的“哲学”在第一个方向上的“战斗”，已经是一个“双重”的战斗！它在“话语”的严格性上“夺取”了对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领导权”，而在“对象”的“总体性”上夺取了对“科学”的“领导权”5。“哲学”在这个方向上的战斗的战果也是双重的，即赢得哲学自身话语的独立性和对一切“意识形态形式”的权力。
“哲学”在第二个方向上的“战斗”，表现为“诸哲学”（或者说“复数的哲学”）之间的战斗，这也就是康德在说 “哲学是一个战场”6所要说的意思。这个“战场”内进行的是一场永恒的战斗，以不同方式建立自己“体系”的哲学都力图将自己所阐明的“真理”强加给对方，后来的哲学无不是向它们的先辈开战，重新表述“真理”、“意义”。借用康德的话来说，在这场争夺“真理”、“意义”的战斗中，从未有哪方形成过任何稳固的“占领”的一个对象就是“存在”——它是“真理”的源头：存在的本质是“物质”还是“理念（观念、认识）”？于是，我们在整个哲学史上看到了非常“明显”的两条“路线”的斗争7。有意思的是，“哲学”的战斗是有历史的（哲学史），但又是没有历史的，因为一切同时代的哲学和代际之间的哲学似乎都遵从着这个非常“明显”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沿着这两条“显见”的路线，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从德谟克利特与柏拉图之间的对立，中间经过经院哲学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对立、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对立，直到近代“感性哲学”与“精神哲学”的对立……
这个战场上的“两个阵营”的斗争的“赌注”似乎就是作为“真理”、“意义”的“基座”的“物质/观念”。根据这种“哲学史”的讲述方式，在一类哲学替换掉另一类哲学的“对象”的“哲学史”的“辩证运动”的终结处，最终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8
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9，几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投入到了这个“哲学战场”之中，围绕马克思本人的这个著名表述，努力去把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过来。恩格斯通过自己的“干预”，把黑格尔的“方法”和“体系”剥离开来，剔除其唯心主义体系，保留“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再把这个合理内核“颠倒”过来，让它从绝对精神的“辩证法”转变为支配物质自然界和社会整体的“规律”的“辩证法”10。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后来又构成了一个“战场中的战场”，“辩证论者”德波林和“机械论者”布哈林是其中的主角。他们的争论，“最终”被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平息”。在这个“哲学”文献中，斯大林将作为“客观规律”的辩证法“颁定为种种个别学科的基础，尤其是历史科学的基础，同时也认定其为这些学科服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先验担保”11。当然，这种担保绝非一劳永逸，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权威消退，西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又要回到各种形形色色的“神秘体系”中去寻求担保了12。实际的问题是，几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这种“唯物主义”的努力，为什么仍然难以摆脱无法“建立起某种稳固的占领”（康德）的“宿命”？为什么在这场战斗中不断地形成“派系”，而最终必须诉诸“政治权威”的干预？为什么这样建立起来的“唯物主义”却产生了它与之努力划清界限的“唯心主义”一样的效果？一方面在理论内容的“总体性”上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上的“先验（a priori）担保”，一方面在实践上为“李森科事件”这类假的科学提供了温床13？
阿尔都塞在评论“李森科事件”时，指明了这一事件背后的“难题”，同时也指明了借助那种“颠倒”而被“建构”起的“唯物主义哲学”背后的“难题”：“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把唯物主义变成一种被认为由辩证法来表达其‘规律’的物质的本体论”14。“物质的本体论”在“本体论”（“存在论”）上进行了颠倒，以替换掉“观念/精神”的不合理的“内核”，实现了“颠倒”，但是问题是：“如果问题的确仅仅是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过来，那么事物的颠倒显然并不会因简单的位置移动而改变本质和内容！用头着地的人，转过来用脚走路，总是同一个人！”15 在这条“唯物主义”路线的开端，那个被当作“对象”提出来的“物”事实上竟是一种“纯思维”：
辩证法，自然界的（但是由各门科学提供的）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16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能够脱离科学史而存在的思维规律。这样一来，哲学也没有真正地独立于科学；由此就产生了实证论：当恩格斯说做一个唯物主义者就是要 “不添加任何外来的东西” 而去承认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时，这种实证论就暗暗溜进了他的某些提法……正因为如此，哲学不管怎么说都必须有一个对象：但悖论出现了，这个对象竟是纯思维，这不会让唯心主义感到不高兴。17
列宁关于哲学的看法让阿尔都塞看到，要用作为“哲学概念”的“物”替换作为“哲学概念”的“精神”，只是表面上“实现”了“哲学”的“唯物主义化”。这个表面上的“颠倒”，却让某种重要的东西未被触及、未被“颠倒”过来，那就是“哲学概念”以及“哲学”本身，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做法，是在“第二个方向上”以“实证的对象”去填充“思辨的体系”这一方式来战斗，而这个“战场”、这个“场地”却是以往迄今作为“话语的哲学”所开辟的。问题的关键是，只要还在这个“场地”中战斗，就不可避免要符合作为“话语”的“哲学”（“哲学一般”）的规则、服从它的领导权、使用它的语言，甚至穿戴它所规定的盔甲，这当然“不会让唯心主义感到不高兴”，因为进入这个场地的“唯物主义”已经服从了这个话语“制度”。
通过《哲学笔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通过解析列宁关于哲学的“视点”，阿尔都塞让人们看到马克思本人所说的对“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意味着什么、“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费尔巴哈的提纲》）意味着什么。马克思在1845年前后的“哲学信仰清算”，与其说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内容”的清算、对费尔巴哈感性学说内容的清算，不如说是“对哲学的信仰”的清算、对“只是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的“哲学”本身的清算。阿尔都塞在“格拉纳达讲演”中，再清楚不过地展开说明了以往“哲学”所从事的“解释”的实质：
（一） “哲学”解释世界，是为世界“创造”一种“整体秩序”：“哲学所思考的世界，就它被哲学分割和重新连接——即重新建立秩序——而言，才是一个统一了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同社会实践被分解和重组，从而被分配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定的区分和等级秩序中。……如果哲学可以‘看到整体’，那么它这样做只是为了给后者重建秩序，即为了把一种确定的秩序强加于这个整体的形形色色的要素”18。
（二） “哲学”解释世界，具体方式或许不同，但这些形形色色的方式遵循着相同的“配置”：“对社会实践加以逻辑上的种种歪曲，以便使它们服从于某个——囊括总体的——体系性思想在形式上无矛盾的统一性”19。“无矛盾的统一性”作为“还原论”的秩序构造方式，可以建构一种以“先验主体”为统摄的“人道主义”统一性哲学，可以建构一种以“历史目的论”为统摄的“历史主义”统一性哲学，可以建立一种先验主体与历史目的论同一化过程为统摄的统一性哲学，甚至也可以给这类体系换个“物质与运动”的基座，进而建构一种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20。
（三） “哲学”解释世界，其目的无非是“对整个一系列社会实践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加以改组、拆解、重组和统一，目的是使一种特殊的真理能够君临所有次要因素之上，强加给它们一个特殊的取向，并用那个真理来为这一取向提供保证”21，更确切地讲，“纵观哲学史，我们所知道的绝大多数哲学总是对科学（而不仅仅是科学的失误）进行盘剥利用，以利于维护（宗教、道德、法律、审美、政治等等）实践的意识形态的“价值”（一个暂时的说法）。这是唯心主义的根本特点之一”22。“强加”蕴含着“权力-力量”（puissance），但更多地蕴含着“暴力”（violence），因为“哲学”施予的“秩序取向”不是来自现实的、实在中的“事物”自身的力量，相反是来自为自身所属“阶级”的“真理”加冕的需要。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完成这一任务的认识条件之一就是“改变哲学”，是“唯物主义”在这个“战场”中赢得阵地战，否则“哲学”的“哲学主义”的旧有话语形式仍旧会牢牢地掌握着“改变”实践者的头脑，总会以幽灵的方式让改变的实践发生偏离乃至失败。对马克思有关“颠倒”的谜一样的表述的“哲学主义”的理解及其全部后果，就是历史的明证。
在这一线索当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关“唯物主义”，阿尔都塞所做叙述使作为“哲学”对象的“物”消失了，这实际上深刻地意味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改换了“场地”：只有站在“哲学主义”的“哲学”之外，才能拒绝迄今一切“经院哲学”的话语形式，才能从“外部”迂回地而又针锋相地在三个基本问题上展开并赢得“阵地战”：1.唯物主义是对讲述“整体”、“单一”世界秩序故事的一切“哲学虚构”的否定和批判；2.是对观念形态中一切形式的“目的论”的否定和批判，唯物主义不是“做加法”，不是以某个虚构的中心或目的把对象世界“加”成一个整体，恰恰相反，唯物主义首先是“做减法”，对那种史前史的“哲学”的“各种成见中的意识形态层面加以批判和削减，以便触及‘没有附加物’的实在”，马克思的这一教诲才是“唯物主义的”23；3.通过批判——这种批判必然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过程，让“正确的理论”及其实践掌握理论的权力。
青年时期的阿尔都塞
2.“马克思的巨大的理论革命”
“人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的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4。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本人的这个表述，是他“巨大的理论革命”25的一次最初宣告。从“费尔巴哈提纲”开始，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让他进入了一条“唯物主义”的路线，阿尔都塞是这样来勾勒这条路线的：
马克思一方面认为自己已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后来把它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26）中“清算”了“从前的哲学信仰”；另一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过渡阶段）又认为必须彻底“消灭”一切哲学（因为哲学仅仅是意识形态）；所以他开始学习“实证的东西”，也就是说，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由于意识到自己直到那时为止对此所具有的只不过是一些道听途说的知识，所以1850年他决定“从头开始”，着手进行认真的研究。众所周知，十七年之后，他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了《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27
《资本论》及其准备工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和笔记本）构成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实践，其中包含着新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巨大理论革命”。由于与以往作为意识形态实践的、“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的哲学的决裂，将场地转换到“人的实践”和“对这个实践的理解”28，马克思才可能“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资本论》和他的其他著作”打开“历史大陆”29。简言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巨大的理论革命”包括互相“链接”的两个组成部分：1. 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2.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阿尔都塞本人强调说“不让前者对后者拥有任何理论上的优先性”30，其原因就在于二者在他所解读的马克思的著作中，确乎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链接关系”之中，这种“链接关系”正是那种斯宾诺莎意义上的“心物平行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关于唯物主义的历史实践的“真正观念的生产”，而唯物主义的历史实践又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真正身体（coup）”31。二者平行但并非“同一”，它们之间间隔着复杂的“实践中介”关系。
德文版《资本论》
是的，我们在这里使用了“实践中介”关系这个词。然而这个“实践”中介绝不是一般“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卢卡奇）的“实践论”意义上的“中介关系”，更非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费尔巴哈感性论的“实践”观念。事实上，马克思改变场地之后，所瞄准的是“人的实践”，是对“哲学主义”场地中的哲学家而言全然陌生的“实践”：
唯物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对理论的第一性。实践，完全与逻各斯不同的实践，不是（大写）真理，不能化简为言（le dire）与看（le voir），也不能通过言说与观看辨认它自身。实践是一个改造的过程，总是服从于它自身的存在条件和生产条件，实践不是（大写）真理的产物，而是“（小写）种种真理”、或某种（小写）真理——让我们这么说吧，实践自身存在条件范围内部的结果中或认识中的真理——的产物：尽管实践有承担者，但绝没有决定着其意向或规划的超验的或本体论的起源；也绝不会有什么目的作为实践本身过程的真理。实践是没有主体或目的的一个过程……
于是，实践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哲学，并让我们开始搞清楚哲学是什么，既然实践也植根于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之中。
实践的侵入是一种勾销，勾销了作为“哲学”被生产出的那种哲学。它直截了当地反对哲学要将全部社会实践和观念纳入自身的要求，反对“看到整体”——如柏拉图所说——的要求，哲学的这类要求无非是要建立自身对这些实践的统治；它直截了当地反对哲学宣称自己没有外部的断言，相反，哲学有着外部，更确切地说，哲学靠着并为了这个外部而存在。这个外部，在哲学中总是被幻想为臣服于（大写）真理的这个外部，实际上是实践，是社会实践。
……它彻底反对逻各斯，也就是说，反对被称作“（大写）真理”的那种东西的表述。
如果“（大写）真理在其哲学意义上，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并与实践——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没有主体的过程——相对立的话，那么，必须要断言：不存在有关实践的（大写）真理。
实践并非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所规划的（大写）真理；相反，它从根本上动摇哲学；它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无论就其“可变原因”的形式而言，还是就其阶级斗争的形式而言，它是哲学永远也控制不了的。它是全然不同的东西，它本身不仅能从根本上动摇哲学，而且也能让人开始清晰地看到哲学是什么。
……
实践的侵入从背后袭击了哲学。……有一个外部与有一个背后是同一回事。而有一个“背后”也意味着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外部。哲学就意想不到。32
这段文字来自《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这是阿尔都塞1984年接受一位墨西哥朋友的访谈的文字稿，也是在“阿尔都塞事件”之后，他本人唯一认可发表的一部重要文稿33。这段文字以高度的概括性，重申了马克思“巨大的理论革命”的基础，包含了阿尔都塞曾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对这一理论革命的解读的全部信息。
作为“哲学的外部”，实践构成了哲学的“实在对象”。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理论革命首先恰是从“实在对象”与“思维对象”的绝对异质性出发的。正是由于马克思明确地“把现实对象（现实具体，即在现实具体的认识的生产前后‘始终独立地存在于头脑之外的’现实整体）同认识对象区别开来”34，他才能绕开黑格尔的“幽灵”（“线性因果性”或“表现的因果性”，唯心主义）35、绕开政治经济学家的“言说”（“经济人”，经验主义），避免将社会现实整体等同于对社会现实整体的某种同一性表述，为“理论”36树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绝对边界之外的“实在过程”，并在“理论”当中，沿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Forschwtgs-methode , Forschwtgs -weise）或“顺序”，不断对有关这一实在过程的各种概念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化、“拓扑化”（也是复杂化），以抵达“叙述的方法”（parstellungs-methode, parstellungs -weise）或顺序。也就是说，“被掌握了的概念（Begriff）在马克思那里，变成了地形学的理论－实践工具，变成了在实践中掌握世界的手段”37，从而接近、抓住这个外部——甚至是让这个外部“成型”。
“作为哲学的外部”，实践也是哲学的真正“身体”。或者说，无论是哲学还是“哲学”，都在“实践”着，实践是哲学（理论）和“哲学”——以及一般“思维过程”——的存在方式，因而理论和“哲学”也服从着实践的“一般规律”。当然，这里“一般规律”不是无所不包、贯穿生产始终的“真理（逻各斯）”，而是“条件”，严格地说，是“生产的条件”：“关于实践，我们一般指的是任何通过一定的人力劳动，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把一定的原料加工为一定产品的过程。在任何这类实践中，过程的决定性时段（或要素）既不是原料，又不是产品，而是狭义的实践：是人、生产资料和使用生产资料的技术在一个特殊结构中发挥作用的加工阶段”38。“知识生产”实践的三个要素即“各司其职”的“三种一般性”，“第一种作为理论的原料，第二种作为理论劳动的工具，第三种则作为思想具体或知识”39，而决定性“时段”是三者在其中得到“配置”的“特定结构”40。不同的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在它自身所依赖并为之而生存的实践结构（既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实践结构）中生产着有关“整体”的“言”（le dire）与“看”（le voir），生产并再生产着掩盖这一结构“难题”的“幻觉”，生产并再生产着有关自己“身体”的“幻觉”，而马克思的哲学-理论的实践（即“批判”）则以意识形态“哲学”（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幻觉”为知识加工对象，以第二种“一般性”（如“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关系中的“疏漏”、“沉默”和“空白”为知识加工对象，从这些“假观念”、“幻觉”、“不充分的观念”中洞见它们与它们的实践、它们的“身体”之间的真实关系，让这些知识原料的“幻觉”或“空白”成为指向其成因——其“难题性”——的“症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的理论才抵达这些知识原料及其历史关系（经济实践、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实践关系的链接）的核心，进而使马克思理论抓住了自己与自己的实践、自己的“身体”的关系，也就是说，进而开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生产”。结果就是马克思理论实践生产出自身的全新的对象：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科学。
“作为哲学的外部”，实践是“没有主体或目的的一个过程”。马克思以及与他合作的恩格斯在他们的工作中，从“实践”的本义出发，努力地祛除“知识生产主体”的幻觉，而定位于理论的、认识的实践的“当事人”位置之上。于是，就有了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现象：马克思是通过一系列“危机”最终生产出那个“知识对象”的。阿尔都塞曾勾勒过几个节点：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只是一个无尽的探索过程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在1848—49年的政治斗争之后，在《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雾月十八日》（1852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第一国际的创建（1864年）中，接着在《资本论》本身（1867年）和《法兰西内战》（1871年）中持续着”41。在这里，我们所熟知的所谓“断裂”成为了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认识”实践中表现出的每一次“断裂”，都是现实的整体实践“从背后袭击”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认识上的措手不及”、是认识与现实的“坏的方面”42突然相遇而面临的“危机”的结果。与恩格斯合作的《共产党宣言》（1847）是马克思1845年后渡过“哲学的贫困”危机的新认识的标志，而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以及随后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六月屠杀”、社会主义党派对波拿巴政府的依附、“工人阶级的被动性”等等现实，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袭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其结果就是马克思一系列有关“形势”的具体分析的著作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更具体的知识生产。第一国际的创建和《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可以视为马克思（及恩格斯）的知识生产在这个阶段通过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式”和“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崩溃逻辑”的理论具体化，对1848年到1850年的“危机”的理论克服的实现。然而，1870年的“形势”再次“突然袭击”，巴黎公社的失败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对工人阶级斗争的瓦解，又一次次让马克思立即“改换场地”，停止《资本论》的写作，深入到“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难题性的新的层面43。然而，这次危机的理论克服不能再由马克思本人实现，他的工作停止在了1883年。在这些“节点”当中，在这些“危机”当中，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巨大的理论革命”恰恰在于，他在认识实践中使“认识”站在“实践”的一边，让“认识”成为对一般社会实践及社会关系的具体化“效果”，让实践的理论生产不断去成为当代生产关系中被剥削一方的“承担者”——无产阶级——的“充分观念”。
马克思的“巨大的理论革命”不能只理解为通常人们说的“认识论的断裂”。在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线索”中，马克思的哲学或理论生产，并非是在“知识生产”实践内部与“意识形态”发生“断裂”之后形成“科学”的那种过程，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对“真理”的生产。相反，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巨大理论革命”是一个不断将“知识生产”的外部、“背面”引入“理论”之中的过程。在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线索”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哲学的两个“时刻”。一个时刻：在“哲学”中引入它必然依附的“政治实践”，让马克思看到哲学战场中的两个“阵营”，阵营中的一方用“意识形态”的话语说话，作为“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着社会权威的合法性意识形态资源，把威胁社会权威的被压迫阶级的“斗争”、被压抑的那种力量排除出去，阵营中的另一方则努力承认这种被压抑的“力量”，在理论中认可“力量”、“形势”等非目的论要素，努力让哲学成为有关这种力量关系的理论把握和理论表述，努力成为“斗争实践的理论”，努力将“实事求是”的哲学引入政治。另一个时刻：在“斗争实践的理论”引入它必然要依赖的“科学实践”，这种科学不是有关经验对象的“科学模型”44，不是陷于不可表达的“难题”中而不得不借助于各种意识形态虚构的“自发实践”45，而是在把握“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创造历史的这一前提下，对 “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设计、实验及“具体形势具体分析”（列宁对马克思的发展46）的“批判”。
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这两个“时刻”，一方面在“政治”中纳入“空白（作为实事的斗争）”——意识到自身外部的“哲学”从而才具备成为（大写）理论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在“科学”中纳入“空白（难题性）”，意识到实在的实践整体的结构复杂性的“科学”才能转变为作为“危机诊断学”的批判，转变为真正掌握现实力量的“科学”。所以，阿尔都塞曾简练地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理解为：“哲学在理论领域中，更确切地说是伴随科学，表述政治——反之，哲学在政治中，伴随从事阶级斗争的各阶级，则表述科学性”47，或“哲学伴随政治表述科学，伴随科学则表述政治”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