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 | 阿尔都塞：在唯物主义的思想线索中（下）
3、“唯物主义”与“相遇”
晚年阿尔都塞
在这里，我们同时发现，在阿尔都塞的线索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就是“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但它绝不是一个“固定的”、“封闭的”“理论形态”，它只以“效果”方式存在，这一效果取决于是否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科学”）；它作为效果恰恰起作用于在两个方面（“政治”、“科学”）引入“空白”的那个“时刻”，而这种“时刻”并不只发生“一下”，而是不断发生、持久发生的“时刻”，是总要不断发生、持久发生的“时刻”——因为“历史科学”的对象是“没有主体、没有终点、没有目的的过程”。在阿尔都塞的线索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就是“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它是社会经济实践、理论实践、科学实践和政治实践等环节在“这个无目的的过程”中发生“相遇”的知识条件。
在阿尔都塞那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作为批判的“踪迹”而存在的，是“道路中的道路（der Holzweg der Holzwege）”，“哲学并无地方可去，因为它正走向无的地方：它开辟的道路”49，“它在前进时，在树林和田野里开出自己的路”50。在其他知识话语都有一个对象——无论是经验对象（如在科学、人文科学那里），还是虚构对象（如在宗教那里）——的意义上，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没有对象”，它只有“目标”（或“赌注”），它只有“干预”的实践，严防意识形态（历史主义与经验主义）在实践中对正确的历史观（历史科学）的侵越。正如阿兰•巴迪乌所说，（阿尔都塞所解读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真正对象是让科学与意识形态相互联系同时又使二者相互区别的那些差异构成的系统”51，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此方式不断在认识实践中开辟“正确”的路，为无产阶级的历史斗争实践开辟与保证其胜利条件的“历史形势”“相遇”的路。但令人吃惊的是，在阿尔都塞的思想线索中，在他所理解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及其实践效果中，这种“相遇”通过“拉开一段距离而出现空白”52的方式才可能实现。
“拉开一段距离”的人是“谁”？“哲学家”不可能拉开这段“距离”。“哲学家”用“哲学”填补这个“距离”，让“空白”消失。康德挑明“哲学是一个战场”只是为了占领这个战场“内部”的制高点，进而扫清并全部占领这块领地。“史前史”的全部既有的“哲学”和哲学家们（即使是哲学史上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53，在实践上都在再生产着他们所属的生产关系的“统治结构”，而“史前史”生产关系中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决定了“哲学”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哲学”的功能因而被决定以生产“整体”的“真理”的方式，来监护并参与现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哲学”属于“上层建筑”，由于它以想象的方式表述既有“状态（état）”的存在的理由，它的工作者们——“哲学家们”——也是被既有生产关系所生产、制造、规训的“公务人员”，或者说，是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守夜人”。他们首先不会与“哲学”的“整体真理”（logos）拉开距离，而是相反，希望占有“整体真理（logos）”，并占有在“哲学”中得到配置的“哲学家”的“身份”。“拉开一段距离”的人，只能是首先拒绝“哲学家”这一身份，进而作为史前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组成部分的“哲学”的“精神实践整体性”的人。这一“身份”和“场地”的转换，意味着从“主体”向“理论实践”的知识生产者的转换。哲学生产属于“上层建筑”，但不再与“基础”绝缘，而是要把“基础”中现实存在的“斗争”表述在哲学之中，哲学的生产者不再是某种“主体”，而是内在于“群众”之中、内在于“群众”的实践总体中“有机”的知识生产者。在这个意义上，写作《资本论》时参与工人运动的组织（理论）工作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运动的现实中生产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列宁、在中国具体实际中表述中国无产阶级现实政治实践的理论，写作《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毛泽东，他们都是“拉开距离”的人的杰出代表54。
“拉开距离”意味着让哲学极端地“思考”，让哲学去反思、去把握那个外部整体实践构成的“现实形势”，意味着让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基础并对之产生反作用的哲学本身的实践、政治实践、经济斗争实践等其他实践进入到哲学之中。这样的哲学：
目标是要……思考理论实践与其他实践的连接、其他实践相互之间的连接，“形势”总是由这种连接造就的——就此而言，哲学是理论实践对其他实践依赖性的理论，同时也是关于理论实践与其他实践的理论：所以，哲学具有一个特殊功能，那就是，把自身的反思定位在这种依赖性的形式之中。所以说，哲学不符合科学要求（科学要求要有一个总已经得到限定的、明确的对象，但科学并不对决定着科学本身的形势提出要求）。这就是说，哲学的政治功能，一种在它实际对具体形势的关系中被反思的功能，才是哲学思考的对象。这种哲学的实践功能与政治实用主义无关……而是一种政治作用，这完全合理地说明了列宁所说的党性，哲学中的党性，进而也提纲挈领地说明了我们所说的政治在哲学中的第一性（而不是政治对哲学的第一性）55。
“拉开距离”进而必然引发一种“视差”的出现，一种“视点”的转换，因为而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别的，即理论中的“无产阶级的视点（du point de vue de classe prolétarien）”56。其政治的实践效果将是与意识形态话语构成基本的针锋相对的“反题”：
（一）意识形态正题：“人创造历史”——唯物主义反题：“是群众创造了历史”57。没有抽象的“人”或者历史主体，只有从属于整个社会关系中一定阶级的特殊个体，即“群众”。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8，正是“既与”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聚集起“群众”，实现历史自身的变革，“群众”是社会关系矛盾斗争的“承担者”。
（二）意识形态反题：“人是通过‘超越’历史的辩证法来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反题：“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原动力（1847年《共产党宣言》的论点）”59而“一切阶级斗争形式都是扎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60。这一唯物主义反题决定着马克思哲学实践进入全新的历史科学形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阿尔都塞特别强调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与工人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立场的改变采取了一种“批判”的形式：不断的批判，从早期著作一直到《资本论》（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知识的发展。当然，马克思的非凡批判才能在这种发展中起了作用。但是据马克思自己承认，这是一种有决定意义的事业所起的理论效果。这种有决定意义的事业就是当代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初步形式（1848年以前），然后是它几次伟大的阶级斗争（1848年-1849年；1871年）。政治的阶级斗争能够产生巨大的理论效果，这点我们是知道的：政治的阶级斗争会在意识形态的和哲学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反响；因此它能够成功地在理论中改变阶级的立场。若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就不能采取阶级剥削的观点，就不能开展他的科学工作。在带有他的全部文化和天才印记的这种科学工作中，他把他以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形式取自工人运动的东西以理论形式还给了工人运动”。61
因而唯物主义的这种“视点”的转换，这种“视差” 形成必然在“群众”中召唤作为这一斗争的承担者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或者说，把处于被压迫的经济关系中的那部分“群众”召唤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承担者。哲学在与意识形态之间拉开的这一根本“距离”，在实践中，在组织无产阶级的具体斗争事业中，也会产生一个重要的效果，那就是让现有生产关系中的被压迫者“看到”自己的真实存在，从而让他们同“他们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拉开距离，让他们的把自己一直以来从事的实践以及这种实践关系的本质从“无意识状态”转变为“意识状态”，也就是说，让“无产者”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在”且“自为”的阶级。这种距离，使被现有资本主义的总体“装置”当作“劳动力”生产并再生产的那些单个的“个体”从这个“装置”中整体地“间离”出来，用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武装起来，在全新的斗争实践中，不断去成为斗争的自觉的阶级。简言之，在哲学与意识形态拉开的这段“距离”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真观念”）与它的真正实践者，它的真正机体——共产主义运动——实现“相遇”，继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个“身心统一体”——它而且是通过在具体的形势中的斗争不断地再统一的“统一体”——获得辨认形势的力量、政治组织力量和俘获“机遇”的力量。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2，阿尔都塞认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成功条件的“相遇”来自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与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有机结合。但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70年代以后陷入低谷，这一事实让阿尔都塞只得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思考“相遇”如何可能的理论难题。而他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哲学。晚年阿尔都塞最主要的一个思考主题仍旧是“唯物主义”。他在这一时期仍旧在有限的不同场合一再强调，唯物主义是“哲学中最敏感的主题(themes névralgiques)之一”63，是“所有问题中最难的问题”64，但其定义又是那么地简洁、明了而清晰、严格：“‘不自欺欺人’，这个提法在我看来始终是唯一的关于唯物主义的定义”65。
文献与注释
1 Étienne Balibar, “Althusser’s Object”, trans. Margaret Cohen and Bruce Robbins Source, in Social Text, No. 39 (Summer, 1994),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157.
2 Althusser, Du contenu dans la pensée de G.W.F. Hegel, 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 Tome I, Stock/IMEC, 1994, p. 94.
3、15阿尔都塞：《论青年马克思（理论问题）》（1961），见《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5，61页。
4 阿尔都塞：《哲学与科学家的自发哲学》：“绝大多数哲学总是对科学进行盘剥利用，以达到护教的目的，这类目的外在于科学实践自身的利益”，见陈越编《政治与哲学：阿尔都塞读本》，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5 阿尔都塞：《哲学的改造》，见《政治与哲学：阿尔都塞读本》，第222-223页。
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谈论诸学科走上“科学的可靠道路”的“顺序”是值得注意的。“数学”最早走上这条道路，“自然科学（物理学）”由于经验的限制而要缓慢得多，而“形而上学（理性哲学）”在康德的时代还未能成为真正严格的“科学”。康德将这一“顺序”归因于“理性”条件本身。理性的直观运用使数学更容易获得可靠的内容，而只要获得具体的经验对象就可以探究科学的物理，但哲学的麻烦在于理性要以理性自身为对象：理性“应当自己成为自己的学生”，哲学家们的各自冲突“主张”都基于“理性”，而“理性”的上诉法庭又只有理性本身，这让“形而上学”成了“一个战场”，夺取理性终审裁定权的“战场”。参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4页。
7必须在这里说明的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非只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尽管是“恩格斯把哲学体系基本上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列宁本人也明确说过二者在哲学史上是“根本的对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叙述起点”恰恰就是他在全书的最后部分，即“纯粹理性的历史”一节，所勾勒的“感觉论”和“智性论”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史”，而黑格尔的全部哲学体系也体现为“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的斗争史。此外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离开近代“物理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的超越论”的“两条路线”则不可能表述“现象学的观念和任务”。
8 马克思：《〈资本论〉1872年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112页。
9 阿尔都塞在很多场合以强调的方式指明，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生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但它并没有被当作我们刚才分析过的意义上的哲学来生产。我们不需要绕得太远去证明这一点。除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它宣告了一种从未到来的哲学——的那些光彩夺目的、谜一般的短句；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严厉的哲学批判，其矛头所指的新黑格尔派则一味使全部哲学都笼罩在意识形态虚无的雾霭里；也除了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关于黑格尔的著名的提示——马克思并没有留给我们什么哲学论文或话语。有两次，在两封信里，他许诺要用20页左右来谈谈辩证法，但它们从没有成为事实；我们可以设想，它们怕是并不那么好写”（《哲学的改造》，见《政治与哲学：阿尔都塞读本》，第225-226页）；“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事实是，这预言般的语句（指《费尔巴哈提纲》中的只言片语——引者）并没有立刻生产出任何新的哲学，起码没有生产出新的哲学话语——恰恰相反，它只是开始了长久的哲学上的沉默。”（《列宁和哲学》，见《政治与哲学：阿尔都塞读本》，第140页）；事实是“悖论在于，曾接受哲学专业训练的马克思，却拒绝写哲学”！见Althusser, Philosophie et Marxismse, Entretiens avec Fernanda Navarro, 1984-1987, Sur la philosophie, Paris, Gallimard, 1994, p.39.
10 阿尔都塞：《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见《保卫马克思》，第77页。
11 Étienne Balibar, The Philosophy of Marx,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1995, p.3.
12可参看阿尔都塞为文集《保卫马克思》所撰写的序言“今天”所描绘的那些情形。
13、14“李森科事件就其本身来说显然是一个历史分量较小的事件。但是它所提供的教训却还是一样重要”。 阿尔都塞：《李森科：未完结的历史》，见《自我批评材料（补卷）》，林泣明 徐俊达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1、222页
16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220页。
17、47、49 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见《政治与哲学：阿尔都塞读本》，第161，167，157页。
18、19、21阿尔都塞：《哲学的改造》，见《政治与哲学：阿尔都塞读本》，第233，235，241页
20、晚年阿尔都塞在与他的墨西哥朋友费尔南达•纳瓦萝的谈话中说，这是给“马克思构造了一个‘想象的’哲学，一个在他的全部著作中不存在的哲学……那将只是一种在哲学史中发生的哲学”，Althusser, Philosophie et Marxismse, Entretiens avec Fernanda Navarro, 1984-1987, Sur la philosophie, p.37.着重为引者所加。
22 阿尔都塞：《哲学与科学家的自发哲学》，见《政治与哲学：阿尔都塞读本》，第67页。
23、30、48、50、65阿尔都塞：《来日方长》，蔡鸿斌译 陈越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9，195，178，233，250页。
24马克思：《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9页。
25这是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九节的标题。
26阿尔都塞原注：“顺便提一句，这句话证明：马克思当时认为需要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严肃的批判，不过，是老鼠们……担负了这个批判的任务。可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却它字字信奉，并大肆引用以建立自己的“理论”。唉！老鼠们都能做到的事，有多少作为人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到了呢？”
27、56 Althusser, Sur la reproduction, Paris: PUF, 1995, pp. 206, 21.
28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八条，阿尔都塞用这句话来做《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的总题记。这样做是意味深长的。
29 阿尔都塞：《自我批评材料》第三部分“论青年马克思的演变”，见《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 沈起予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79页。
31 阿尔都塞承认自己“试图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我曾迂回到斯宾诺莎”（见《事实》，载于《来日方长》，第374页），因为“他提醒我们说，认识对象或本质，就其本身来说，是与现实对象绝对不同的”（《读〈资本论〉》，李其庆 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斯宾诺莎拒绝了支持着知识理论的（大写）主体和（大写）起源问题”（Althusser, Philosophie et Marxismse, Entretiens avec Fernanda Navarro, 1984-1987, Sur la philosophie, p.59.），这一拒绝的理论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承认任何知识都有一个绝对的外部（上帝或自然），另一方面让知识生产成为有关此“无主体”的复杂整体的“第三类知识”成为可能。阿尔都塞不可避免地对“斯宾诺莎主义的“生产”、“认识的生产”即“知识生产”“心存共鸣”（阿尔都塞：《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200页）。
32、63、64 Althusser, Philosophie et Marxismse, Entretiens avec Fernanda Navarro, 1984-1987, Sur la philosophie, pp.60-63, 94, 56.
33 巴里巴尔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晚年阿尔都塞唯一认可公开发表，并严格打磨的一篇文本（Étienne Balibar, “Althusser’s Object”, in Social Text, No.39, p. 187-188.注释41）。1984年阿尔都塞与费尔南达•纳瓦萝进行对话并录音，而直到1988年才在墨西哥首次出版，其间阿尔都塞一直就对谈的文本内容与编辑出版情况与纳瓦萝保持通信，公开的通信共计16封，时间从1984年5月直到1987年11月。
34 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36页。
35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区分使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的说法消失了。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Grundlage）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ihr direktes Gegenteil）。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Denkprozess），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das Wirkliche）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Erscheinung）。我的看法则相反（umgekehrt），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Marx-Engels, Werke, Berlin, Dietz, tome 23, p. 17）或者说，“颠倒”是马克思表达与黑格尔辩证法“彻底不同”、“截然相反”的一种不严格的说法。
36 阿尔都塞“用理论（大写的）一词确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而把哲学一词留作意识形态哲学讲”，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说明”，第24页。
37 阿尔都塞：《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194页。
38阿尔都塞：《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见《保卫马克思》，第157-158页。
39 阿尔都塞：《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200-201页。在《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中文译本中，这三种要素被译为作为一般思维抽象的“一般甲”、在局部性理论中构成局部的概念关系统一体的“一般乙”，以及上升到知识对象的具体概念的“一般丙”。
40 参看《读〈资本论〉》第一章第11节。
41 阿尔都塞：《今日马克思主义》，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252页。
42 马克思本人反对蒲鲁东时，认为后者总是看到历史的好的方面（或正面），力图保留“好的方面”而消除其反面，但却“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马克思本人则主张“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了历史的运动”，见《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52页。
43 重点可参看Étienne Balibar, The Philosophy of Marx, pp.10, 14, 59, 105, 108.
44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不具有“模型理论的清白性”（les titres innocents d'une théorie des modèle），它是对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知识生产，它内在于迄今被“科学话语”排除的工人运动实践内部。在这个意义上， “科学”中引入“政治”从根本上拒绝了“经验主义”的“客观性”。具体参看《读〈资本论〉》（中文版“modèle”皆译为“模式”，“模型”更确切地表达了“经验主义”的理论特征），第35、第75页注14，第148-150页。
45 阿尔都塞认为让“唯物主义辩证法消失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结果就是历史科学的“模型化”，这种“模型化”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丧失理论实践与工人阶级实践斗争自发性的联系，造成客观上的对“自发性”的放任，也造成“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分离，而无助于掌握“改变现实”的力量。阿尔都塞认为，这是他与葛兰西的最大分歧所在。参看《读〈资本论〉》，第144-156页。
46 列宁：《共产主义》，见《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对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贝拉提出批评，说“他忽略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51 Alan Badiou: ‘’Le （re）commencement du matérialsme dialectique’, 见Critique, 240(1967), p.449.
52 这一表述在《列宁和哲学》中正式提出，最频繁地出现于阿尔都塞对马基雅维里的分析（《马基雅维里和我们》），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164，383，398，426页。后来，阿尔都塞用这一表述来指认“相遇的唯物主义潜流”的基本哲学实践特征。
53 “康德就是这样：他所谈论的“Kampfplatz[战场]”用于其它的、前批判的哲学家是不成问题的，但不能用于批判哲学。他自己的哲学超然于“Kampfplatz”之外，在别的地方；正是从那里，它给自己指派了代表理性的利益对各种形而上学的冲突进行仲裁的职能。自有哲学以来，从柏拉图的Θεωρειυ[沉思者]到胡塞尔的作为“人类的公务员”的哲学家，甚至到出现在自己某些著作里的海德格尔，哲学史同样一直被这种重复所支配，它重复着这样一个矛盾：在理论上否认自身的实践，并付出巨大理论努力把这种否认纳入一致的话语”，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166页。
54 尽管阿尔都塞在理论文本中很少涉及毛泽东，但他在很多场合曲折地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哲学实践的高度认同。具体文本可见《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关于唯物辨证法（起源的不平衡）》（《保卫马克思》，第页），《读〈资本论〉》第26-27页，《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09页），《自我批评材料》（见《自我批评论文集》，第132，135页，及171页注5），以及《今日马克思主义》和《马基雅维里和我们》（见《哲学与政治》，第263，404，477页及第478页注1）。阿尔都塞高度评价毛泽东“让辨证法服从于辨证法”（《今日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一点具体体现了毛泽东特别强调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即“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
55 阿尔都塞1966年8月14日给米歇尔•韦雷（Michel Verret）的信（未发表，收藏于IMEC的阿尔都塞档案），转引自G. M. Goshgarian: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object, the soul of Marxism and other singular thing: Spinoza in Althusser 1969-67”, in Encountering Althusser: Politics and Materialism in Cntemporary Radical Thought, ed. Katja Diefenbach, Sara R. Farris, Gal Kirn and Peter D. Thoma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p. 100.
57 59 60阿尔都塞：《答刘易斯（自我批评）》，见《自我批评材料》，第58, 58, 62页。
58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
61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前言》，见《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6-17页。
62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