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 | 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编者按明天（201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2周年的纪念日，保马将连续三天推出相关文章以为缅怀。今天推出的是齐泽克为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新版英译本（2007，VERSO）写的导言。对于齐泽克来说，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左翼在反抗资本主义运动中理论资源的“重新发现”，同时，在毛泽东的矛盾论那里，齐泽克找到了自己“具体的普遍性”的通感。关于“革命的第二天”的问题，齐泽克强调了“新型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而“文革”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恰是这种日常生活转型的失败。
→右下为英文版（2007，VERSO）
马克思主义者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寻求资本主义倒台的时刻。而在马克思主义史上事物的发展却偏离了方向，那么谁该对此负责：是后期的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更为实证的进化论式的理解？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是列宁？抑或是马克思本人在放弃了青年时代的人道主义后(正如一些“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数十年前所宣称的那样)的晚期著作？必须抛开这种话题：这里没有反对派，资本主义的倒台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天起就是注定了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来检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我们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而不是心安理得地将其归罪于某种外部环境。
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两次重大的传承表示完全赞同：从马克思到列宁的传承以及从列宁到毛泽东的传承。这两次传承对原始的理论都有所发展和改变：从最先进的国家到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发生在错误的国家；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也从工人变成了农民(贫农)，等等。正如耶稣基督需要保罗的“背叛”以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一样，马克思需要列宁的“背叛”以使自身得以进一步发展。理论从原始情境中剥离被运用到异国他乡，在那里原始理论必须重新改造发展——惟其如此，普遍性才得以诞生。
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重大改造，也就是毛泽东对其的传承发展是十分恰当的。如果谴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改造，认为其“缺乏理论依据”，视其为马克思标准的倒退(不难证明农民缺乏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结论就太草率了。如果不是过分纠缠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这次改造发展如何天翻地覆，而是接受他的重新发展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延伸或“实际应用”是有充分理论依据的。(当然通常都依赖于对阶级斗争的隐喻性的发展：“今天”主要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而是已经转变成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资产阶级国家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斗争。)毛泽东在这方面成就巨大：他的名字就代表了对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是他们的劳动创造了看不见的历史发展的“物质”和基础。
西方对于默默无闻的亚洲民众一旦觉醒后的前景的恐惧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表示的对女性的恐惧一样，如果他们只是抗议自己的命运并允许我们帮助他们(通过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援助)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他们直接获取权利就绝对不可以。那些总是乐于帮助贫困者和无产者的(前提是这种反抗是彬彬有礼的)富有同情心的自由派人士害怕的不正是这一点吗？
乔治·M·德鲁吉亚的《布迪厄在高加索的秘密崇拜者》一书讲述了来自阿布哈兹的穆萨·沙宁的故事。沙宁是这个动荡地区的大知识分子，曾经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民主政治的改革家、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军事首领，也是受人尊敬的哲学教授，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皮埃尔·布迪厄思想的崇拜。有两种方法去理解这一点：一是因其带地域色彩的古怪而对之不屑一顾，以善意的嘲讽对待它：“多么奇怪的选择，布迪厄，天知道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子看中了布迪厄什么？”二是直接断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看看理论的影响多么广泛：从巴黎到车臣和阿布哈兹，每个知识分子都能谈论布迪厄的理论。”当然，真正的理解方法是避免这两种选择，并把理论的普遍性看成是理论工作和斗争的结果。斗争并非游离于理论之外：关键不只是沙宁必须努力挣脱当地思想文化的局限和牵绊，掌握布迪厄的思想学说，而是一个阿布哈兹的知识分子对布迪厄理论的应用也影响到了该理论本身的内容实质，将它应用到了不同的时空。列宁，在进行了必要的变更和适当的修正后，不也对马克思做了同样的事吗？毛泽东对列宁和斯大林理论的改造涉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列宁和斯大林都非常不信任农民阶级，他们认为苏联政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打掉农民的惰性，改变他们对土地的依赖，使其“无产阶级化”，从而彻底融入现代化的洪流。这和毛泽东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在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1958年)一文的读书笔记中认为，斯大林的观点几乎是完全错误的，最根本的错误是不相信农民，这一转变的理论和政治后果是巨大的。
这就是“普遍性的具体化”运动。通过这种激进的“转变”，原始的理论必须在新的语境下创新发展。只有在这种移植中存活下来，它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这种理论“以变异形态回归自我”(在异国他乡创新发展)，其本质已发生了改变——然而这种转变并不仅是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它仍然是那个战胜资本主义的相同理论的固有转变。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获得胜利的最可靠的迹象就是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几乎消失：除了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人再提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已经从政客、工会会员、作家和记者的词汇中消失了，更不用说社会学家，他们已经将这一词汇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那么近年来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浪潮又怎么解释？它难道不清楚地和上述结论矛盾吗？其实这一点也不矛盾：仔细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一运动也抵御不了“把一种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其核心是经济机制、工作组织形态和利润的榨取)改造成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的诱惑。这样，当我们说到“全球化及其主体”时，敌人已经被外化了(通常以庸俗的反美主义的形式)。从这一角度讲，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美帝国”，任何联盟只要它是反美的就都是好的。这里是“现代性替代”荒谬理论的又一个版本：它没有批判资本主义本身，及其基本机制，它批判的是帝国主义的“泛滥”，也就是在另一个更“进步”的框架下来调整资本主义体制。
这就要求我们理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贡献——他对矛盾观点的精彩阐述，我们不应当只把它们看作是没有价值的哲学工具。他的《矛盾论》的伟大论述的主要论点集中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一个过程中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一个矛盾中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这值得仔细研究。毛泽东对“教条主义者”的批判是：“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1]304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是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11320-321
这就是毛泽东的关键论点：主要的(普遍的)矛盾并不会被特定情况下需要特殊处理的矛盾遮蔽——普遍性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一种不同的“特殊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准确地说，要获得解决主要矛盾的斗争的胜利，我们必须把某种特殊的矛盾作为最主要的矛盾来解决，所有其他的斗争都必须降至从属地位。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共产党想要赢得阶级斗争，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对阶级斗争的直接关注都违背了阶级斗争，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就是最主要的任务。另一个关键要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1]325-326
这场辩论的政治因素是主要的：毛泽东的目标是确认政治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传统上通常称之为“主观因素”的理论、上层建筑的关键作用。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自始至终就忽略了这一点。他几乎不谈上层建筑，他更多地关注“物”，而不是“人”；更多地关注生产关系，而不是上层建筑或政治，也不是人的地位。
阿兰·巴迪乌，一位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今天的各个领域，不只是关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甚至嘲讽其在今天的主要表现形式(反全球化运动)，并以严格的政治术语将今天的解放战争界定为反对(自由)民主——即今天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政治形式的斗争。“今天我们的敌人不叫‘帝国’或‘资本’。它叫‘民主’”。今天，阻碍了对资本主义进行质疑的正是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对民主形式的信仰。列宁反对“经济主义”以及反对“纯”政治的立场在今天依然十分重要，它对于“左派”中出现的对经济的分裂态度是非常有效的：一方面，一些纯粹的政治家们把经济作为斗争和干预的场所抛开；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们”被今天全球经济的运行所迷惑，排除了一切政治干预的可能，对于这种分裂，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回归列宁的观点：是的，经济是主要的领域，决定性的战斗将会在这里展开，我们必须打破全球资本主义的迷惑。但是干预应当是政治性的，不是经济上的。今天，当每个人都在“反资本主义”时，甚至包括好莱坞的“社会批判”间谍电影，其中敌人由无限追求利润的大公司构成，“反资本主义”这一能指就失去了它颠覆性的意义。我们需要质疑的是这种自明的“反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即对真正的美式民主立场的信仰将会打破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共同协作。这就是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普遍性的坚实基础，它的真正的主人能指：民主。
希腊文版两论
日文版两论
毛泽东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矛盾概念更为深入的阐释也不能被归纳为根本特色。在毛泽东那里，一个相当常识性的观点是：必须分清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来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1]758，765
我们应该看到它们的区别和它们的弊端，这两方面可能是重叠的：“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2]764民主言论、工人阶级内部不同倾向者的和平共处不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给定的东西，它的取得和维持要通过对抗和斗争。在这里，斗争是高于团结的：一定范围内的团结必须通过斗争取得。
这些复杂的情况我们要区分清楚，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毛泽东既有正确也有错误。他反对把“辩证的综合”看成是对立面的妥协，看成是围绕斗争的更高的统一，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然而，他的问题在于，他坚持认为斗争、分离是高于所有分析或综合的。用宇宙本体论的术语说就是“对立面的永恒斗争”——因此他陷入了简单的、完全非辩证的、“恶的无限”的观念的斗争中。毛泽东明显退回到原始的异教徒的智慧：关注万物是怎样产生的、每种生命的特定形式，这样迟早得出结论：“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他对每件事都这样分析，把这样的原则用于分析社会主义本身——在下面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原子核可以再分为质子和反质子这个事实中完成了一个本体论的跳跃，那就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分阶段实现。“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
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他甚至向前迈出了更远的一步而且超越了人自身，用尼采的方式预言人类的“胜利”。“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
并且，将来有些动物也能进化出我们现在认为只有人才有的意识：“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它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是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
这种“宇宙观”对毛泽东来说绝不仅仅是一种不相关的哲学警句，它有确定的道德——政治后果。当毛泽东谈到原子弹的威胁时，他并不是小看它的危险度——他充分认识到核战争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为了表达他的反抗态度，他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宇宙观”：地球上生命的终结“对宇宙这个整体来说也算不了什么”，“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这种世界观也导致了毛泽东对人类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努力所付出的代价不特别重视。如果有人相信毛泽东晚期的传记：他向苏联输出粮食用来购买核武器导致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这种“恶的无限”的概念后果就是：毛坚持反对把“否定之否定”作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在否定恩格斯的明确辩论中(顺便提一下，斯大林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个主要特征，但不包括“否定之否定”)他说：“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沿着这条路，毛泽东反对对立面的“辩证的综合”，提出他自己的“否定辩证法”观点——最多是正在进行中的斗争的瞬间终止，这种终止并不是因为对立面的结合，而是一方战胜了另一方。“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在1950年末，关于一和二的论述(是合二为一，或者是一分成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短暂的、临时的，因此也是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则是绝对的。”粗略地讲就是两物哲学地接近一种对抗性的整体：不是一方反对另一方(好的反对坏的，自由反对压迫，民主反对专政)，就是一方吸收了对立面的东西再形成一个整体。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上去是对第二种的描述(对立面的综合)。毛泽东持以前从未听说过的第三种观点：打破僵局的方式是既不要用好的东西反对坏的东西，也不要把两者放到一起寻求一种综合的平衡，而是选择最初的坏的一方。当然，选择最坏是失败的，但这种失败摧毁了整个选择领域因此也就使我们克服了它的限制。
第一个提出这种划分的是高尔吉亚。他的《论自然或无物存在》可以总结成三个命题：A、无物存在；B、存在的东西不能被认知；C、我们知道的东西不能告诉别人。借用弗洛伊德的逻辑是这样的(提供了相互排斥的原因)：(1)无物存在；(2)有物存在但不可认知；(3)有物存在也可认知但不能言说。更有趣的是把属重复地分成种：事物存在或不存在；如果他们存在，他们或可知或不可知；如果是可知的，他们或可言说或不可言说。让人惊讶的是，我们在哲学史上相反的结果那找到了同样进步的区别，在21世纪，“辩证唯物主义”被称为诡辩论。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他列举了辩证法的四个特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如下：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依赖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停滞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在衰颓。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作简单的增长过程，看作量变不可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作从不显著的，潜在的量的变化到显露的变化，到根本的变化，到质的变化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地，突然地发生的，表现为从一种状态飞跃式地进到另一种状态，并且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地发生的，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量变积累而成的。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的对象，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它们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3]180-182
首先，自然并不是一团杂乱无章的现象，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个整体是不稳定的，是处于运动变化中的。这种变化也不仅仅是量的积累，它包括质的飞跃。这种质的变化不是温和展开的而是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达到的——这里有柏拉图的影子，把属分为种，把种再分为下一级的种。先设假定是：这种再分是垂直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用同一种划分来处理不同的方面。把其放在斯大林体系中：一个稳定的整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整体，只是要素的堆积；没有质的飞跃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仅仅是静止；不包括对立面斗争的变化不是真正的变化，只是简单的量的变化——或者不客气地说：那些鼓吹不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就能达到质的变化的人实际上是反对变化，提倡同质的延续的；那些鼓吹没有质的飞跃的变化的人实际上是反对变化主张不动的。——这种逻辑可以在政治上清楚地表现出来：“那些鼓吹不经过阶级斗争就能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人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希望继续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
基于这个逻辑斯大林有两句名言。当他回答“哪种倾向更坏，是左还是右？”这个问题时，他说：“两者都是错的”，“左派”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的“左派”，只是个隐藏着的右翼分子！斯大林在一个党的会议的报告中写到，多数人选举的代表一致赞成苏联共产党的决定，原因是：党内没有少数派，那些投反对票的人实际上就把自己排除出去了——所有这些情况，属是寓于它的一个种中的。这就使斯大林看到了历史的反动，并且事情更清晰地反动了：托洛茨基并不是先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的，在特定时期，他选择了不同于斯大林的策略，所以客观上就是反对革命。
1928年到1933年间在对斯大林主义者争取集体主义的不同的思想政治行动所遭遇到的困境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进程。他们努力打破农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他们把农民分为三个阶层，贫农(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为别人劳动)是工人的天然同盟军；独立的中农，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富农(雇佣其他的工人，借给他们钱或生产资料)这种阶级敌人必须被清算。但在实践中，这种阶级划分越来越模糊和不起作用了：在普遍贫困的状态下，清晰的标准就不适用了，并且其他两个阶层常常和富农一起反抗强制性的集体主义活动。另一个阶层出现了，这就是“下级富农”。一个农民尽管从他的经济状况看很贫困不能被称为富农，但是，他有着富农的“反革命”倾向。
难怪意识形态家和经济学家最终也不能给出一个客观的“富农”的定义。基于此，苏联有个评论：“旧的关于富农的观点几乎不存在了，新的观点还没出现。”怎么定义“富农”已经不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分析问题，这已经变成一个复杂的存疑论的解释学问题，是鉴定一个人公开的宣言背后的真实的政治倾向问题。所以《真理报》不得不承认“即使是最激进的人也不能明辨富农”。
所有这些观点指向的是“主观和客观”的辩证调和：“下级富农”不再指称一种客观的社会阶层—它表明客观的社会分析已经不起作用了，主观的政治态度也加入到了客观的序列，“下级富农”是“贫农——中农——富农”这个客观链条上主观化的一环。这不是客观的对富农的再分类(或再分)，只是简单表明富农的主观政治态度——这就说明一种矛盾：尽管它是作为“富农”的一个等级出现的，“下级富农”这个阶层作为一个种又超出了它的属“富农”，因为在中农甚至贫农中也有“下级富农”。总而言之，“下级富农”是一种政治分类，就像敌人侵入了整个农民阶级的社会机体，这就是农民阶级的三个阶层中都有“下级富农”的原因。这就把我们带回到斯大林主义的辩证过程：“下级富农”定义了贯穿于各阶层中的多余成分，并且这种“副产品”是必须被清除的。
退回到高尔吉亚，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看他的命题。他用了同样的标准来进行三次划分：首先，事物存在或不存在；如果他们存在，他们是可知的或不可知的；如果他们可知，我们就能言说或不能言说。尽管如此，这种逐步向下再分实际上是同一纬度划分的重复。如果我们不能言说某物，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就意味着此物根本不存在。在这种逻辑中有个命题：(高尔吉亚的老师巴门尼德曾指出过)认知到的就是事物本身，而认知又是和语言(交流)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
黑格尔(拉康)告诉我们这个论断应该颠倒过来：我们只能言说那些不存在的东西——或者，(更准确谨慎点)事物之外还有语言的余地。所以我们不仅可以思考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同样可以不经思考地言说，因此，不是我们知道某物也不能和别人交流——我们能够和别人交流的是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更准确地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说黑格尔拉康主义的观点既不是柏拉图的也不是诡辩论者的：反对柏拉图，就应该承认我们能够言说我们不懂的东西，我们最终就是要言说这些关于虚构的东西。并且，反对诡辩主义者，就应该承认真理是不能被贬损的，就像拉康所提出的，真理有其虚构的结构。
什么是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首先，旧的秩序已经被它自己的政治理论形式否定了。其次，这种形式本身也应该被否定。那些还在犹豫的，害怕采取“下一步”来克服这种形式的人是想要个“没有革命的革命”——并且列宁不遗余力地显示他对觉察出的这种不同形式的退却的“解释学的怀疑”。真正的胜利(真正的否定之否定)是敌人在说你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胜利是失败中的胜利：它出现在你的特定信息被包括敌人在内的人普遍接受的情况下。(在科学和信仰之争中，科学的真正胜利发生在教会开始用科学的语言捍卫自己的时候)在大不列颠的当下政治形势中，就像许多精明的评论员观察到的：撒切尔革命本身处于一种混乱、冲动中，带有不可预测的偶然性，它仅仅是“第三条道路”。布莱尔政府把它制度化，把它确立为一种新的体制形式，或者把它从一种偶然的应急性的历史事件提升成一种必要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布莱尔重复了撒切尔主义，把它提升成观念。就像黑格尔分析的那样：奥古斯塔斯重复恺撒，把一个人名变成观念、名称。撒切尔不是撒切尔主义者，她只是她自己——是布莱尔把撒切尔主义真正变成了一种观念。只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敌人才能为你这样做，才能把你变成一种观念——始作俑者必然被清除(恺撒必然被谋杀，撒切尔夫人必然黯然退出)，这真是历史辩证的讽刺。
最近的十年有个令人惊奇的事件，这就是西欧第三条社会民主道路，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者主持下的整个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大发展：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回想起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对克服资本主义的说明：资本主义创造了惊人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坚不可摧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了”，资本主义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最大的改革者。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活力来源于它自身内部的障碍或对抗——限制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资本主义持续的发展和变革它自身的物质条件、生产力的疯狂发展，最终只是为了逃脱它内部的逐渐衰弱的对抗。
马克思的问题在于，他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洞察总结出一种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是可能的。这种形态不仅可以维持，甚至可以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并且能有效地全部释放它自身增长的生产力潜能。这种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它内部固有的对抗一次又一次地被经济危机所破坏。简单地说，毛泽东没有注意到的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对抗是生产力充分发展的“不可能的条件”，同时又是“可能的条件”：如果消除了这种障碍(资本主义内部的对抗)，我们就无法充分发展本身就有障碍的生产力。但是我们失去了看上去由资本主义创造但同时也被资本主义超越的生产力——如果我们取消障碍，超越这种障碍的潜能也就消失了——好像是“障碍变成了肯定的东西”。这样一种逻辑存在于社会主义想战胜资本主义的失败中，资本主义带着复仇回到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不是在不受障碍的市场内充分繁荣的，是在有个障碍物约束他无约束的领域下的繁荣(从福利国家的最少的干涉到共产党的直接政治统治，就像在中国)。
所以，讽刺的是，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综合”：在历史中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这就是“综合”了毛主义(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在过去的几年中，来自中国的主要新闻是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的出现，这些运动是抗议工作条件的，而这样的工作条件又是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地所要付出的代价。
这是毛泽东理论上反对“否定之否定”最终付出的代价。他没有把握到“否定之否定”为什么不是肯定和绝对否定的妥协，而恰恰相反是真正的否定。这是因为毛泽东不能在理论上制定这种相互联系的否定形式而使自身陷入了“恶的无限”的无休止的否定中，一分为二，继续往下分——如果他有足够的勇气从他的态度中得出结论，做出的结论就是有问题的……“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毛泽东没有推进到黑格尔的“对立面的同一”，他也没有认识到在暴力中革命具有反对和试图消灭它自身的本质。就像切斯特顿的《名叫星期四的人》中描述的那样：警察局长派人去找无政府主义的领导人，到最后却发现这个神秘的领导人就是上帝本身。毛泽东最终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切斯特顿把上帝和无政府主义反叛者等同是带着自我反省的社会狂欢的逻辑。无政府主义的爆发并不是对法律和秩序的违背。在我们的社会里，无政府主义已经戴上了法律和秩序的面具——正义是漫画化了的，法律和秩序的景象是一出低劣的模仿秀……
尽管如此，这样的“可怕的完成”难道不是真正的革命初期的形式吗？如果我们不想“事物的传统的秩序永远不被恢复”为什么还要革命？毛泽东做的是严肃地对待革命：革命不只是暂时的安全通道，不是第二天早上就要破灭的美梦。他的问题准确地说是缺乏“否定之否定”，没能把革命性的否定转换为真正的肯定的秩序：革命中的所有的暂时的稳定性都是旧的秩序的恢复，以至保证革命存活的唯一途径就是无止境地重复否定的“虚假的无限”。
人们应该向前再迈出一步：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否定”，不仅是因为它为一个新开始扫清障碍，它自身就是否定的，它的否定性就代表着它产生新事物的能力……
这把我们带回到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的核心缺点。许多评论员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书籍和文章的明显的体裁上的简陋做了讽刺的评价，例如它的同意反复的性质，或者是同一个词的重复使用(就像苏联革命早期阶段的革命动力学，或者苏联经济发展中的经济上的矛盾)。尽管如此，这种同意反复指向对这种背叛逻辑的认识，这种逻辑在罗伯斯庇尔和机会主义者的经典批判中呈现出来“你所想要的是没有革命的革命”，一种革命，在它的进程中革了它起初的设想的命。黑格尔预言了这种必然性，他写道：“在不改变信仰的情况下，改变混乱的道德体系包括它的宪法和立法跟没有改革的革命一样是愚蠢荒唐的。”他因此宣布了作为成功的社会革命条件的“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这意味着迄今为止的革命尝试不在于“太过极端”，而是它们不够激进彻底，因为他们没有怀疑他们自己的想象和假设。在一篇精彩的评论苏联作家普拉东诺夫创作的关于美好的农民乌托邦作品的评论中(这篇文章写于1927年和1928年，先于被强迫的集体化运动)，詹姆士描述了革命进程中的两个瞬间。它开始于激烈的否定性：世界的缩小，偶像的幻灭，在暴力中清扫旧世界的瞬间是它自己重新建构的前提。第一个瞬间必须是绝对本质的，是绝对的“白板”和“无知”。
紧接着是第二个阶段，新生活的创造——不仅仅是新社会现实的构造，在这种社会现实中我们的乌托邦梦想能够实现，而且创造了这些梦想本身。这里提到精神分析是准确的和至关重要的：在一个激进的革命中，人们不仅“认识到他们旧的(解放的)的梦想”；并且他们不得不改造他们梦想的模式。这不就是死而后生的准确公式吗？在这里毛泽东发现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马尔库塞把它放到了另外的循环的公式中，自由(从思想约束、梦想的主导的模式下的解放)是解放的条件，如果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梦想而改变世界，却不去改变这些梦想本身，我们将迟早会退回到旧的现实中去。
这只是提到了革命以后会发生什么，它可以让我们区分出自由冲动的爆发和真正的革命巨变：前者在平淡的社会改造工作面前就变得无能为力了。相反的，让我们想起雅各宾派在失败前进行的广泛的创造性的改革：无数的关于新的市民信仰的提议、关于如何维持前人的尊严，等等。在1920年早期的苏联，人们有阅读关于日常生活报告的兴趣和寻找新的日常准则的热情：新社会的婚姻是什么样的？新的司法制度是什么？生日应该怎样庆祝？葬礼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这一点上，“文化大革命”悲惨地失败了。很难让人忘记这个讽刺性的事实：巴迪乌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重要性准确定位于形式上的否定“党和国家的末日是革命性的政治活动的主要产物”——在这里他应该坚持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它远远不只是一场运动，它是巴迪乌经常提到的“病态的死亡驱动”的极端展示。破坏旧的纪念碑不是对过去的真正的否定，不如说是摆脱失败的过去的见证物的重要手段。
这里我们忍不住要去引用一下布莱希特的话：“抢银行和开一家新银行有什么可比之处吗？”“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暴力的、毁灭性的暴动和真正的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比之处吗？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对革命力量的挪用并不是没有喜剧性的一面。为了将针对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防御力量的都市战争概念化，以色列国防部(IDF)的军事学院系统地参考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理论，特别是其著作《千面高原》，用它作为“操作理论”，所使用的时髦词汇有“无形竞争实体”、“不规则移动”、“速度对节奏”、“瓦哈比战争机器”、“后现代无政府主义者”、“移动的恐怖分子”等。他们所依赖的主要的差异之一是“平滑”和“有条纹”的空间之间的差异，它反映出了“战争机器”和“国家机构”的组织观念。现在当IDF想要指代在某个好像没有边界的空间上展开的行动时，经常使用“平整空间”这一术语。巴勒斯坦地区被视为“有条纹的”，因为它们被篱笆、高墙、沟渠、路障等等封闭了起来。
IDF在2002年4月对纳布卢斯市实施的袭击被其指挥官称为“反向几何”行动，他解释为“通过一系列微观战术活动重组城市系统”。在战斗中，士兵们在城市中穿梭，穿过数百米的地面隧道，这些隧道是在密集的城市建筑中开凿的。尽管数千名士兵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同时在城市中穿梭，他们“渗透”到了城市建筑之中，以至于从空中几乎看不见有人。此外，他们没有使用城市的街巷、道路、院落或是门、楼梯和窗户，而是横向穿越墙壁，纵向地穿过天花板和地板。这种形式的移动，军事上叫做“侵扰”，旨在突破内外的分野，把民居变成大道。IDF的“穿墙而过”战略所设计的观念是城市不只是场所同时也是战争的媒介：“一种灵活的，几乎透明的介质，永远是难以预料的和处于流动转台的。”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明白了什么？当然不是愚蠢地指控德勒兹和加塔利是军事殖民的理论家，而是说他们所论述的观念机器，远不仅是“颠覆性的”，它同时也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政治的)运行模式。那么，我们是要通过革命建立一种秩序，其原理就是频繁的自我革命吗？这也许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这就是我们应当重复毛泽东的原因，重新把他的理念传递给数以亿计的被践踏的默默无闻的劳苦大众。他简单而打动人心的充满勇气的信念：“大没有什么好怕的。大将被小推翻，小将会变大。”同样充满勇气的信念体现在毛泽东著名的谈论新的核武器的世界大战的立场上。“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2]794
这种态度的另一面是如下的基本信息：“我们无所畏惧。”这难道不是对待战争唯一正确的态度吗？
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