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西埃｜1830年巴黎：底层青年的梦
中文版《红与黑》，罗玉君译
作者：［法］雅克·朗西埃
译者：赵子龙
1830年，《红与黑》刚一出版，就遭到很多批评，它的人物和情节被人指责不合实际。主人公于连本是个未经世事的农家子弟，他怎会这么快就精通了世间的钻营？他本来如此年幼，怎么又显得如此老成？他如此精于算计以至不近人情，怎么又表现出如此狂热的爱情？（注2）而以上这段转折最大的剧情，更是被人评为前后脱节。于连为了出人头地苦心经营，终于在社会上获得成功，现在却又前功尽弃。他把揭穿他的雷纳尔夫人开枪打伤，因此被逮捕候审并面临死刑指控。然而死到临头的时候，被关到了监狱里面，他却学会了享受生活。他以前惯于想方设法摆平事端，现在却连外边人们怎么说的都懒得去管。甚至后来，他被定罪之后，他还对雷纳尔夫人说过这样一句：在监狱里有她陪伴的几天，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间。
电影《红与黑》剧照
所以说，底层青年于连被关进监狱却懂得了享受，这破坏了司汤达的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和氛围。司汤达写这本书，本来是要在他冷眼旁观的叙述中，写出那些人物追求感情、热衷梦想的故事。司汤达的这种写作风格，有这样两个源头，一是他喜欢钻研的古意大利编年史纪事，一是他盛赞的英国小说《汤姆・琼斯》里行侠仗义的故事，在《红与黑》里他还借用了其中一些场面和人物：爬梯进窗的冒险见面，藏身衣柜的惊险时刻，事发突然的分手告别，结识女仆又再度相遇，优柔寡断的贵族青年，老谋深算的阴险人物，天性浪漫、唯独钟情于有教养男青年的少女。这样看来，它其实属于以前的一种浪漫作品，这种故事，讲的是一个人物怎么经历与他本来身份无关的意外事件，怎么接触不同的社会环境，比如它可以讲这个人物从出入王侯的宫殿，到流落在一处小屋避难，也可以讲这个人物从在家务农、在乡下做神父、直到混进权贵和资产阶级的沙龙。比如，在以前的小说里，汤姆・琼斯这个弃儿的经历，还有法国作家马里沃所写的《农民暴发户》，都反映出这种社会阶层的变动，但法国大革命之后，这种情况又有了一层新的含义。现在底层人能闯到社会的上层，他靠的是这个社会还没有找到新的基础，这个社会里既有贵族阶层的恋旧、教会内部的倾轧，也有了资产阶级的利欲。司汤达的童年正赶上大革命的热潮，年轻时经历了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后来又见识到复辟时的权力斗争。他的这些经历，正好可以写进这个底层青年闯荡社会的故事。所以司汤达在这部小说里，为了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了刻画出革命时期和帝国时期之后的这个尽是权争的社会，他就在主人公于连身边安排了一群精于此道的人物：其中有俄国的贵族，精通外交手腕，教他求爱之道；有詹森派的神父，教他防备教会内的阴谋；有意大利的谋士，掌握着国家的机密；也有巴黎的院士，通晓贵族家的密闻。不过司汤达写这些细节，并不是教人怎样去谋取神职或权位，他写极右派的密谋，并不是想恢复以前的秩序，他写于连按人授意寄出五十三封情书，也不是让人这样去博取忠贞不渝的爱情。在后来一部小说《吕西安・勒万》里，司汤达把他的政治态度表现的更加彻底，写到老勒万如何操纵投票，排挤掉一位大臣。而要理解这部《红与黑》的意义，我们可以参考文论家奥尔巴赫的一句评论，他把这部小说看成浪漫现实主义创作史上的关键之作：“现代以来，在真实可信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人物所处的环境，只能是一个整体都在持续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现在任一部小说和电影都是如此，而司汤达就是最早创作这类作品的人。”（注3）奥尔巴赫这句评论，正好也能形容《红与黑》出版前后环境的剧变。在它出版的1830年，巴黎人民只用三天时间就赶跑了波旁王朝的新国王（译注：指七月革命）。又两年后，巴尔扎克在他初获声名的作品《驴皮记》里，写到老泰伊番举办大型宴会招待新闻记者，这个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权威的场面，正像是《红与黑》中权贵间和教会内的谋权斗争。所以说，这时君权神授的专制政体已成过去，而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正在大规模兴起，新兴的文学取代了一直被诗占据的位置，来描写革命之后涌现的各种社会势力，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小说当然就不能再保持前后的统一。司汤达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出这个底层青年想要征服整个社会的故事，他的这部作品位于小说体裁兴起之始，所以当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不过，小说体裁虽然正在兴起，但书里那种底层地位上升的情况，却没能赶上现实的变化。小说里底层青年闯荡社会，他还要对付那些恋旧的贵族、阴险的神父，但这种故事很快就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后显得脱节。当时很多评论说书面临终结，因为作家接触和认识到的世界已经被整个逆转（注4）。七月革命的爆发，确实让社会不同于以前那个小说刚获得新生的社会，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历史在此真正的变化，是它不再要求作品的结构、人物的思想必须对应各种社会力量的发展变化。《红与黑》一直都在描写主人公做事、发言、表态时所作的算计，也写到社会各个群体典型人物的种种算计，文盲木匠盼望多挣点钱，代理主教想要升为正职，外省的资产阶级觊觎地位和荣誉，贵族少女向往浪漫的奇遇，这些人让主人公更是陷入他们各种目的和手段上的算计。小说作者一直在按他的设想写出那些人物的设想，写出他们在这个小说世界里如何去追求各自的成功。但到于连犯下枪杀案的时候，所有那些算计和设想却全都不见了。在外省一位不知名神父的指使下，雷纳尔夫人写了一封揭发信，让玛蒂尔德小姐和她父亲侯爵大人对于连完全改观，也让于连的美梦毁于一旦。而小说接下来就只有一系列的行动，既没有铺垫也不写动机，这里的叙述只用了很少的笔墨，甚至只字不提于连和玛蒂尔德这对恋人长时间以来培养出的感情。于连告别玛蒂尔德，来到韦里耶尔，买了一对手枪，击伤雷纳尔夫人，然后站立不动，没做任何反抗，被抓到监狱，在狱中受到雷纳尔夫人的探望，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然而，他的这些行动在小说里却没有哪怕一句的解释。于连开枪谋杀的原因，小说当然有所交代，于连已经认出那封揭发信是雷纳尔夫人所写，但小说并没有让这个原因联系起他的思考和意识。小说没有那么写，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小说不能那么写，像之前作者所写的于连那些算计，哪怕在这里只出现一句，也足够让他在这样的处境中不至于做出这么荒唐的行动。
因此，于连这些单纯的行动，结束了他对周围人物做出的层层算计，也终结了那些人物在目的和手段上的种种谋划，打断了小说在各种因果间安插的逻辑。做出这些行动之前，于连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底层青年，懂得理智的考虑前因后果，而做出这些行动之后的他，只是活在眼下的时间里，回顾着他以前得到的东西。现在在司汤达看来，于连之前的行动，和他所说“现实生活的琐事”，都是由“贵族意识”决定的事情，它们应该属于过去的世界。贵族家的小姐玛蒂尔德，虽曾说过，自己多么崇拜神圣同盟时期（译注：神圣同盟，La Ligue，指1815年在拿破仑帝国瓦解后由俄、奥、普三国发起的泛欧同盟）那些英雄般的领主，但现在，却放下了对高贵行动的那份迷恋，在于连死后独力为他操办了一个没有什么排场的葬礼（不过在司汤达的新时代，上流阶层也没有得到比这更好的待遇：在巴尔扎克《十三人故事》的第一篇中，黑势力头目法拉格斯为女儿办了很是铺张的葬礼，这个悲剧场面却被巴尔扎克看作整部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在这时的社会里，像于连这样的无名之辈，即使犯下如此轰动的命案，也会半个月就被人忘光，现在只有他所说的理想生活，才能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一些幸福。而革命之前，在那个一成不变的社会里，像农民暴发户那种人物，还经常能尝到一些甜头，他靠着本性淳朴又不识规矩，经常会撞上一段艳遇或是意外，即使被人利用一遍，最后还是能回家种地。但现在劳动家庭出身的这个稚嫩青年，外表文弱的像姑娘一般，他有神父教他拉丁语，还有拿破仑的事迹给他雄心壮志，但他天真的表演却不再为这个新社会所容许。在这个社会里，他的那些远大抱负能换到的东西，不过是报纸上的一条花边新闻。司汤达写《红与黑》这个题材，本来就是因为看到两条这种新闻，发现了这样两个案件，而刊登这些新闻的《法庭公报》（Gazette des Tribunaux），就是这个新社会的产物，它记载的那些罪案，就出自那些被这个社会看作危害的底层青年的才智和能力。所以，对充满野心的底层青年来说，这个社会能给他的唯一回报，就是超不过半个月的舆论轰动，但比起这半个月的轰动，于连还是选择了独自面对这段时间，在梦中享受纯粹的乐趣。而讲述他独特命运的这本小说，最后也只能与他一样，跟之前的做法彻底决裂，不去在意对社会影响不过两星期的花边新闻，而关注于他现在只有的纯粹乐趣。
然而，于连最后的这个收获，又让我们想起小说的开头。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他刚一出场的时候，内心就有过同样的感受，小说对他也有过同样的描写。比如小说写到，刚出场时他在读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这让他心中生出远大的志向；他在市长雷纳尔先生家经历了一些细微小事，这让他的生活有了很多展开。不过这些“细微小事”，还分不同的两种：一种是按小因积成大果的旧式逻辑展开，比如雷纳尔夫人在仆人装填床垫时，帮于连把他藏在床里的拿破仑像遮掩起来，后来又在于连踩她的脚当众挑逗她时，故意掉下剪刀掩饰过去，这些小事让雷纳尔夫人无意中站到了于连一边；而另一种小事，它们既没有这样的因果联系在里面，也不会联系到人的目的和手段。它们反过来取消了这些联系，突出了只凭感觉而有的幸福，仅由存在而生的感受：比如，于连和雷纳尔夫人去乡下游玩，经常陪孩子们玩捉蝴蝶，还有于连在示爱的那个怡人夏夜，听到了风吹树叶的轻声作响。于连交替经历的这两种细微小事，让他远大的志向在两种想法间分裂起来，一种是他一定要做的事，比如他想让羞辱过他的人得到报复，还想让他头上阶层的女人在他脚下拜倒；而另一种小事，是与人共享的一刻给他带来的单纯的幸福，比如于连和雷纳尔夫人在大树下度过的那个怡人之夜，他们两人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所以，于连既有他要做的事，又有他纯粹的享受，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他和雷纳尔夫人之间所有的故事。但小说写到的这种张力，不只是关于他个人的感受，从这里，其实可以分出底层人摆脱自身束缚的两种方式：一是把人们的定位全都逆转，一是在游戏中把这些定位悬置。而对于连来说，他完成征服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了任何的奋斗，这时他跟雷纳尔夫人共有了完全对等的感情，他就只是趴在雷纳尔夫人膝头哭了起来。那一刻的幸福，让他在感情上再没有做作的姿态，让他除了所爱的对象再没有其它，让他对社会的限定全都不管不顾，让他放下了所有目的和手段上的考虑。后来于连被迫离开维吉镇的时候，他对雷纳尔夫人给他的幸福依依不舍。而当他离开神学院去往巴黎时，他想像着自己的远大前程，又把这种幸福彻底的抛之脑后。最后在监狱里，面对死亡再无期盼的时候，于连再一次感到了它。这种幸福的获得，其实很容易总结：要想拥有这种感觉体验的本质享受，只需要放下那些算计、欲求和期待，只需要放下心来什么也不去做。
这个底层青年的梦，让于连在牢中、在天台上还能享受其中。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原型。70年前，同是工匠家庭出身的卢梭，在于连家乡汝拉山区近旁的比尔湖上，躺在船里度过了整个下午，他也做了一个这样的梦。底层出身的卢梭，过去总觉得社会辜负了他，现在流落到这个禁闭之地，却觉得自己受到了包容：“在我心头，有些感觉萦绕不去，好像我自己想被永远关在这个监狱般的避难所，好像我心甘情愿在禁锢中度过一生，好像我不需要任何反抗的能力、任何出去的希望，好像我本来就该关在这个封闭的地方不与外界沟通，好像这个地方抹煞了世上发生的一切，让我忘记了世界的存在，也让世界忘记了我的存在。”（注5）卢梭把自己的处境看成监狱，就像小说里，于连因谋杀被抓进“真正”的监狱，卢梭在他身处的监狱里，也甘于接受了他与同代人互相诋毁度过的一生。司汤达后来的小说《巴马修道院》里，主人公同样身处牢狱，他就是台尔・唐戈侯爵夫人私通法国军官生下的孩子法布里斯，他的平民立场在小说里代表法国大革命的普遍影响。法布里斯透过他牢房的窗板，望着爱人克莱莉娅，他也感到了一种幸福，这种幸福让世间的拼搏、教职的权位、女人的臣服都无法与之相比。木匠家的孩子于连被关在牢里，去天台上抽着高级的雪茄作为享受，而这个侯爵家的孩子法布里斯被关起来后，则是一心做起了木工设计，为实现他的梦，在木头窗板上拆出一块空隙，这样他就能看到在对面鸟房喂鸟的克莱莉娅。于连和法布里斯两人换了位置，但他们做的都是同一回事，他们都对事情抽身而出或者说全心投入：他们想到的一切，只是现有的一刻，他们享受的感觉，只是来自于生存，而最后一点是，他们的快乐还来自于，他们把这种感觉分享给一个感受相同的心灵。钟表匠家庭出身的卢梭，指出了这种快乐的本义：“这种快乐，让我陶醉在它无尽的美妙之中，而它的关键和本质，就是难得拥有的闲情（far niente），我在这暂居中所有的做为，其实就像一个安于闲适的人，有滋有味而且郑重其事的将时间度过。”（注6）
我们还要弄清的是，这种看似简单的闲情，为什么却能彻底改变人的思想。这种闲情，它并不代表懒散，它的力量，来自于古希腊所说的“余暇”（otium）。正是有了余暇的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底层青年于连才能静下心来，停下一直在做的投机和算计，不再想超脱他本来的处境。不过，这种余暇的享受，不只是超脱了本来的位置，而是消除了那些位置的层级。在旧观念中，正是人们在这些位置上的差别，决定了上等人和底层人的分别。一个人处于怎样的位置，就等于他在生活中怎样度过他的时间，而这又决定了他的身体和精神是怎样存在。上等人的位置，就是要他们付诸行动，去开拓他们的宏图伟业，完成他们特有的成就，以此决定整个集体的命运。而底层人的位置，则是要他们安于劳作，去制作实用的物品、提供实际的服务，他们做这些事，只是为满足个人生存的需求。但后来，在司汤达写出于连、法布里斯这类人物的时代，这种旧式的层级划分已经受到强烈的冲击。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变化多么显著，当时平民家庭出身的人，也把想法付之于“行动”，参与到集体的重要事务当中，甚至不惜投身于让人闻之色变的革命。人们经常批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指责它导致了这种恶性的革命。但人们过于忽视的，是另一种平等的革命：它提倡本质的感觉体验，给人以无为的享受，这种能力所有人都能平等拥有，不管他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享乐之人和劳作之人，还是新说法里仍有分别的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把人身份悬置起来的这个状态，让人的利欲和层级在感觉中解消，让人的认识和享受不再有特别的限定，康德因此提出，它正是审美判断的主观普遍性的目的。而席勒，也因此提到人的游戏冲动，它可以让形式和内容不再有过去的对立。在康德看来，这种不需概念的人的共性，可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常识，可以联合起仍在分化的各个阶层。而席勒认为，这种审美教育所培养的人性，远远高于那种暴力革命所追求的政体改革，在这种审美教育中，人在感觉上的平等可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自由。康德最先提出的这种利欲解消的可感状态，在他们两人的思想中得到清晰直白的表述。而卢梭，也在他们之前，用“遐想”（rêverie）作了同样的阐发。
不过说到司汤达，他并不是接受了康德和席勒的思想。他反而受了卢梭很多影响，比如卢梭的《新爱洛伊丝》里，年轻的女主角反感精明理智的恋爱对象，厌烦乡下那种单调生活，她对人们固守成见的种种反抗，让司汤达觉得富有激情。但是，司汤达又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他并不是反对它激起了平民的反叛，而是针对它把民主当成一种权利，比如在司汤达之后的时代，美国正是在此基础上，靠商人和工人发展出曼哈顿式的商业文明。不过司汤达受卢梭影响的地方，不只是他的《社会契约论》，也有他后来的《忏悔录》和《独步漫想》。司汤达反对《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公民的平等，其实是为了强调另一种更完善的平等，也就是人所共有的单纯享受，它只来自于自身的存在和现有的一刻，在这种平等的面前，那些阶级的高下之分，那些上流阶层的权争，都成了不值一提的闹剧。司汤达写到，于连和法布里斯两个底层青年，在牢狱中体验到终极的幸福，他们的这种享受，跟卢梭的船中所感也是一样，这样的幸福，让人不再企求之后的未来，而只享受完整的现在，让人既不为过去追悔或感伤，也不为将来忧虑或企盼。而且我们不难发现，《红与黑》里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一段段经历，有很多就像卢梭在《忏悔录》里回忆起的那些格外动情的片段：于连遇到雷纳尔夫人，就像卢梭也是父亲务工、母亲早逝，正当年少的时候遇到年长很多、已为人母的华伦夫人，被接进她的家门；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也跟加蕾小姐去摘樱桃，他还大胆写下了当时的一场挑逗；于连最后鼓足了勇气，才握住雷纳尔夫人的手，就像卢梭也跟加蕾小姐在乡下游玩，在一天就要过去的时候，终于放下拘谨，握起并轻吻了她的手；于连把头埋在雷纳尔夫人膝头哭了起来，就像卢梭流落到都灵的时候，也伏卧在巴西勒太太膝上，一言不发但心中洋溢着幸福；如此种种。而《巴马修道院》里，我们也能有同样的发现，卢梭小时候种下的胡桃树成了他的挚爱，就像法布里斯也钟爱着母亲以前种下的栗子树；卢梭经常晚上坐在比尔湖岸边看着波涛，就像法布里斯也在一天夜里坐在了科莫湖畔，那时他的周围一片寂静，只有细浪拍上湖岸的声音，不紧不慢的传到他的耳边。
所以说，司汤达在小说里影射出卢梭年少轻狂的那些经历，但显然，这并不是他司汤达小说的重点。司汤达把卢梭的童年的记忆往事和晚年的哲思搬到小说里，写成小说的关键情节，但在司汤达所写笔下的人物行动中，他更是融入了自己追随拿破仑时的一番抱负，更是用于连这个青年来代表自己这一代人。司汤达的作品还反映出，当时小说的形式开始兴起，底层青年却未能在新社会里拥有新的天地。小说和人物的命运不尽相同，但小说还是写出了人物的一场得失之剧。感情用事的于连，面对大庭广众犯下命案，这让他到头来一无所有，也葬送了他唯一有过的幸福，这样的幸福，在过去还可以让他放下欲望，与人完全共享一种感觉、一段情绪，在这样的平等中忘掉人们位置的层级。但可惜，于连注定不会甘于忍受，他还想用另一种平等欺骗自己，为了追求这种平等，他受到羞辱就要报仇雪恨，他还参与社会人士的层层阴谋，学着跟他们一起争权夺位。然而，一个突然出现的情敌，只是心不在焉之间，就能吓得于连不敢抬头，让他收起刚刚还在姑娘面前卖弄的背书才能；一个地位平平的代理主教，只要稍微起些恶意，就能害得于连一败涂地，让他的痴心妄想一下就烟消云散。这是因为，那些人早就在他之前，放弃了从自身感到的幸福，专心去追求社会上的表现。总之，要总结于连的所作所为，小说里那些俄国的贵族，那些最为浅薄、虚饰成功的人，曾经有过这样一句夸奖，还送上这样一句格言：他们夸于连生来就面无表情，“深藏不露心中的感受”，他们还劝于连，做事的时候“永远别听别人对您的期待”。（注7）他们这些成功建议，真是准确到了极点，只要按他们说的去做，人就千真万确不会得到幸福。因为幸福的所在，正是心中的感受，人只有在这里，才能放下所有的企盼，才能除去所有的伪装。
朗西埃《论美感：艺术审美体质的掠影》法文版书影
诚如人们所言，小说的成功，是建立在人物的痛苦之上。亚里士多德也说，正是那些伟大人物的不幸，构成了悲剧的主题。后来的小说也尽是如此，比如《堂吉诃德》里，主人公错位于时代的追求，让他在旅程中不断遇到挫折，还有《汤姆・琼斯》《农民暴发户》里，当时混乱的形势和人们躁动的情绪，给主人公带来许多遭遇，甚至斯特恩的《项狄传》里，主人公自己虽没怎么出场，但还是讲了很多别人的经历。不过，即使小说人物受过了苦难，小说作者还是能决定人物结局的好坏。这是因为，人物的那些苦难，本来就受作者控制，是可以起伏变化的剧情。巴尔扎克在《驴皮记》里，本来很信任这种随他改变的剧情，因为小说靠它，就不只有贵族阶层的旧式故事，还能写出农家子弟的新式经历。但仅在几页之后，巴尔扎克就改变看法，认为小说的剧情再怎么变化，也比不上社会新闻的简单一句：“昨天下午4点，一名年轻女子投河自尽，从巴黎艺术桥上跳入塞纳河”。（注8）但话说回来，小说的难写之处，并不只有人物的遭遇，同样还有人物的幸福。在《巴马修道院》结尾，司汤达写到法布里斯终于有了三年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却只有这么一句：“请允许我略过这里一字不提”。（注9）司汤达只字不提是什么让人物这么幸福，是因为在小说里，他只想写出世间的权争如何决定人物的成败。法布里斯和克莱莉娅终于能在晚上幽会，但这三年发生的事情却被略过不写，这样一来，小说的重头戏，自然就只有克莱莉娅的父亲、康梯将军怎样为自由党运筹帷幄，莫斯卡伯爵怎样为救男主角想方设法，腊努斯亲王怎样为立宪登基抓人把柄，检察长拉西怎样为自己名誉构陷无辜。但最后，作者还是给了主角一段幸福时光，这让那些尔虞我诈的团团密谋，都成了作者构思中的故弄玄虚，也让作者写在小说中的社会认识，变成了一场空谈。现在，底层人也能拥有这种幸福，可以不做任何的事，这让小说不能再自相一致。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卢卡奇因此指出，小说已经不能再跟社会保持一体，但他这番感叹实在无所必要。小说不再跟过去一样保持一体，这是因为它不再服从旧式分配，不再分作高低有别的两种写法：一种高高在上的写法，组织行动，写成诗歌表达悲剧情怀；一种凡俗平常的写法，放任混乱，铺陈事件，写成小说供人消遣。在当时的法国，革命动荡、帝国征战都成了过去，社会开始流行所谓的“物质利益”，以前遵从因果的那种写法就不再可靠。也正是因此，当时维克多・雨果等作家开始追求一种新的体裁，既然时间上没有了因果联系，他们就诉求于空间中的并存关系，想要在同一个场面之中，同时表现出权贵阶层的威严、背后势力的操纵、游民阶层的玩乐，还有底层人民新找到的这种梦。他们认为，这种新的体裁就是戏剧，因为它可以掺进各种各样的体裁，掺进各种不同的处境、各种壮观的行动、各种个人的情绪，用雨果一句话说就是，“舞台上互相掺杂的场景，也同样掺杂在生活当中⋯⋯那边的人在组织暴动，这边的人却在谈情说爱”。（注10）
他们对戏剧寄予厚望，认为这种新体裁可以让集体得到感召，但它只是空有声势。新社会的新生体裁并不是戏剧，也不再有公共的舞台。这种新的体裁，就是小说，它的写作，只给那些读者自己来读，读者也不在乎它有什么教益。当然在小说里，作家也想讲出一切，表现一切：社会所有的阶层、每个阶层的典型人物、人物所持的品性、人物所生的情感、人物所遇的事情。但作家的这种表现欲，却很容易变的无力施展。比如，巴尔扎克为了写出现代都会的各种势力，把《十三人故事》写的充满黑暗色彩，他夸张的写道，这个社会里的阴谋家“可以进出所有的沙龙，可以打开所有的金库，他们的手伸在大街上，他们的脚可以在夜里踏进任何人的家门”。（注11）但是，那些横行社会的人物，在这三部曲的每一篇里都是尽遇失意，而小说的结尾，也都只有几句讽刺：金目少女惨死人手，小说结尾却是一句调侃，说她死于肺痨；朗热公爵夫人最后自杀，人们发现她的尸体时，只说这曾经是一个女人，而现在什么也不是，这具尸体最好扔进大海，将来她只能当作读过的书回忆一下；至于黑势力“吞噬会”的头目法拉格斯，他最后失去了爱女，小说结尾写到，他老态龙钟地站着不动，前边有人玩着滚球，他好像怕打扰比赛，就不敢再往前走。这些社会的主宰人物总是失败，而在巴尔扎克看来，这恰好说明这些人物对行动的彻底放弃：小说中的人物，像是无冕之王，他们“可以在这个社会从上到下来去自如，他们决不甘心在其中成为一个固定人物，因为他们本来就能在其中为所欲为”。（注11）
所以说，为所欲为的能力，最后也让人无所作为，让人不想当任何人。这个多少令人费解的逻辑，正是由文学彻底揭露出来。现在的文学，关注所有的事物，在文学里面，不管是贵族后代还是农家子弟，不管是权力中心人物的宏图伟业，还是外省偏僻生活的细微小事，这一切都受到平等的对待。有些哲学家和批评家提到文学的这种无所作为，还经常谈起小说里一个代表人物，也就是梅尔维尔笔下那个书记员，对工作总说“我不想做”的巴特比。巴特比这个人物总是不作选择，不过，他并没有那么特立独行，在《红与黑》里我们已经见过，在德・拉莫尔侯爵家同样做着秘书工作的于连，他那一连串的冲动行为，跟巴特比其实没有什么两样。突然之间，于连的行动中也没有了选择：他不再属于此前的世界，不再一直作着选择，不再一直算计选择之后的结果，不再装模学样去做政治考虑、与人争出高低、博取女人感情。他唯一失去理智的这次行动，让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将他的处境一下逆转，让他只有安于他的“理想生活”，什么都不想去做。巴特比的形象跟这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不用像德勒兹那样，把这个巴特比单独拿出来，当成我们的新救世主。巴特比总说的“我不想做”，并不代表只有他知道怎样在处事态度上超脱常规，也并不能教会所有人面对人的共同处境。什么都不想做，其实是属于文学的原则，文学正是凭借着它，推翻了美文经典的主宰，也推翻了以前区分地位的层级。文学不想只写某种场景，不想只写某个主题。在文学中，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不过，另外的一种新思想，却背弃了这种新文学的原则，它认为谁都可以拿笔来写，谁都可以有任何享受，谁都可以有任何抱负。文学的为所欲为本来是指，书中那些操纵社会的全能人物只是由它构想出来，他们的各种谋划也会在书里突然破灭，而另一种思想则是与此相反，过去的革命年代里，它声称人们都属于第三等级，在社会秩序中毫无地位，所以最后必须有所作为，这样的说法不久就被编进歌里，被无产阶级唱了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人们常说，引起了这种无尽渴望的，是那个年代的宏大叙事。的确，那时人们为了建立或是推翻社会的秩序，作出了很多总体论说，在进化论的基础上，推出了历史的目的论，提出了促进社会演进的方案。而且在文学上，当时也有大型的小说系列作品，想要写出一个完整的社会，囊括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描写一个典型的大家庭，或是一群互有联系的个人，通过他们的变化，揭示其中的法则。但是，社会学上的政治叙事，文学上的“真实”叙事，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定的联系。文学靠着写作的无限可能，把这个社会化的新世界也描写的皆有可能，而在这样的文学面前，那种只谈社会演进的宏大叙事，就变的毫无意义。比如《红与黑》里，于连在监狱中找到了幸福，这时他面临的只有死刑，他想要提升社会地位的那些设想已经彻底消失。反过来说，他的这种人生转折，就让作者之前所写的那些阴谋都成了空话，也让社会再无余力可以发挥。这种社会失去力量的表现，也出现在另外两个系列小说里，也就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还有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左拉这系列作品，描写的就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不过，左拉的小说结尾带有几分滑稽，积极面对了社会力量的空虚：最后一部小说里，家族一员帕斯卡医生，曾去精心制作这个家族的族谱，把整个家族的经历调查的一清二楚，写就大量卷宗，塞满了办公室的书柜，而他去世之后，他的办公室却被用作他的不伦之子的护理室，柜子里的卷宗也换成了婴儿用品；过去的卷宗被付之一炬，新生的婴儿在嗷嗷待哺，就像德勒兹将巴特比的故事看成救世之歌，左拉小说里这个场景，则是完全不同的一首赞歌，它好像为人们证明，没有意义的一段生命虽然已经逝去，但生命无论如何还是在延续。在这样的文学作品面前，那些革命理论所说的历史运动，最后都会变的无力：财产私有带来的空前混乱，金融贵族、私营业主、暴发农民的地位上升，空想城市提供的自由行乐，工业剥削导致的苦难和叛乱；这些社会理论和集体行动中才有的未来，在文学中全都消失不见，而文学同时揭示出的，是生命的本无意义，它让人的意志可以无所欲求的坚持下去。文学如此，并不是为了对抗社会理论，文学只是揭示出了社会理论的反面：它把新生的社会理论开放给自由的未来，把新生的哲学献给无需欲求的生命意志，与此同时，它也彻底瓦解了过去社会和言说的那些层级。
司汤达写出《红与黑》的这一年，神授君权的新任国王被人民赶下了台，而于连的这一番经历，却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发现：底层青年的幸福，并不在于征服社会，它在于无所作为，就在此时和此地，无视社会层级的屏障，放下就在面前的苦恼，用纯粹的感受拥抱平等，不加算计的共享这可感的一刻。而在革命以前，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十二年之前，卢梭在《独步漫想》里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革命的理想和卢梭的漫想，它们之间的矛盾，不需要在此多说；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小说流行起来的时候，它经常露出相反一面，它写到了让人无所欲为的幸福，还有让人悬置其中的一刻，这时人只感到他完整的存在，让他既不为过去而承受痛苦，也不为将来而忧心算计。对于连来说，他在临近死亡的时候，才有了这样的感受。而临近结尾的这段情节，却给小说带来了新生。小说开始写到各种各样的细微小事，在这些小事中，即使最单调乏味的生活，也能让人看到生活深刻的底层，这样的小说，也就不用再给人指明那些因果联系，不用再去推导个人和社会的变化。后来，小说的这种能量，被用进了两类体裁。第一种是散文诗，它为了扩大感受的呈现而去掉了行动，把整个世界浓缩在细微的场景中：比如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其中写到一位老妇人独自来公园消遣时间，以及穷人家的孩子如何痴迷新咖啡馆外的灯光。而第二种体裁是某类小说，它把人物的行动写的极为简单，这样就能让他们突然悟到日常生活的一成不变，然后再让他们在迷茫中走向尽头，或在单调的重复中经受痛苦：比如莫泊桑的《散步》，写到一个普通的公司雇员，他下班时天气很好就去散步，而这唯一一次的脱离常轨，让他发现自己的孤独后不堪忍受而自杀；还有莫泊桑的《珍珠小姐》，它写到一个女人承受了多年的生活之苦，因为与她相爱的人就在身边，却已经跟别人结婚，她的感情只流露了一个 瞬间，但又不得不藏在心里（注12）；再比如，契诃夫的《某小姐的故事》，写到一个结婚多年的女人，她面对平淡的生活，想到爱情和幸福都成为了过去，难过的哭了起来，还有契诃夫的《困》，写到一个给人当保姆的小姑娘，她为了照顾小婴儿一直无法入睡，终于在一念之间将他扼杀（注13）。这些现代小说兴起的时代，有着互相分开的两面：一方面，它是混乱的革命时代，它想依靠思想，来理解和控制社会的变动；另一方面，它也是不作干涉的时代，它把那些变动都缩写为书中的一个瞬间，让任何人都能享受这里的平等，也能享受人们不同的命运。而新式的小说，正是诞生在这个时代偏差中，在它诞生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社会环境的空前剧变和底层青年的些微意气，这两者是怎样错误的联系起来，导致了他的行动。
注释：
1. Stendhal, Le Rouge et le Noir, dans Œuvres romanesques complètes, t. I, Paris, Gallimard, coll.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 2005, p. 775.
2. 当时的一段评论：“这个人十八岁就心机重重，他？check接受教育却被迫中断，他不了解社会，却在这个环境中混的风生水起，他上来就对女性示好，却只是以此为荣，他没有别的幸福，而只寻求自尊的满足，这个他后来竟变的多愁善感，痴迷爱情，为随便谁的感情所动，这怎能令人信服？所以说，它后边等于成了另一本书，另一种风格。”语出：Gazette littéraire, 2 décembre 1830, dans V. del Litto (éd.), Stendhal sous l'œil de la presse contemporaine, 1817-1843,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1, p. 583.
3. Erich Auerbach, Mimesis.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 réalité dans la littérature occidentale, tr. fr. C. Heym, Paris, Gallimard, 1968, p. 459.
4. 当时的一段评论：“新的文明就像沙漠中的仙人掌，在一夜间蓬勃长成。在以前，作家们的艺术想像，都是基于权贵式的傲慢、对财富的追求、自尊心的挫折，它要么受到耶稣会的抑制，要么受到公理会官僚的过分管辖，而到现在这个时代，他们的人物原型没有了位置，他们的画架被一下推翻，他们的笔触写不清七月的混乱，这样的作家还怎能唤起人们的情感？”语出：Le Figaro, 20 décembre 1830, cité dans V. del Litto (éd.), Stendhal sous l'œil de la presse contemporaine, 1817-1843, op. cit., p. 585.
5. Jean-Jacques Rousseau, 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Cinquième promenade,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 Paris, Gallimard, coll.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 1959, p. 1041.
6. Ibid., p. 1042.
7. Stendhal, Le Rouge et le Noir, dans Œuvres romanesques complètes, t. I, op. cit., p. 599.
8. Honoré de Balzac, La Peau de chagrin, dans La Comédie humaine, t. X, Paris, Gallimard, coll.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 1979, p. 65.
9. Stendhal, La Chartreuse de Parme, dans Œuvres romanesques complètes, t. II, Paris, Gallimard, coll.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 1948, p. 488.
10. Victor Hugo, préface de Marie Tudor, dans Théâtre complet, t. II, Paris, Gallimard, coll.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 1964, p. 414.
11. H. de Balzac, préface de Ferragus, chef des Dévorants, dans La Comédie humaine, t. V, Paris, Gallimard, coll.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 1977, p. 792.
12. 《散步》，见《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珍珠小姐》，见同书第四卷。原注：Cf. Guy de Maupassant, Promenade, dans Contes et nouvelles, t. II, Paris, Gallimard, coll.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 1979, p. 127-132, et Mademoiselle Perle, dans Ibid., p. 669-684.
13. 《某小姐的故事》《困》，见《契诃夫小说全集》第七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原注：Anton Pavlovitch Tchekhov, Récit de Madame X et Dormir, dans Gérard Conio (éd.), Le Violon de Rothschild et autres nouvelles, tr. fr. A. Markowicz, Aix-en-Provence, Alinéa, 1986, p. 145-151 et 4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