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 | 论非洲现代文学是天然的左翼文学
论非洲现代文学是天然的左翼文学
首先谢谢各位师友。这是我近来第二次来咱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能在年终的时候和大家再聚一次，是件非常高兴的事。前一阵北京大学召开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会议结束后，朱善璐书记便来到李大钊同志雕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充满感情地说，李大钊同志您安息吧。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和中国化的历史。在非洲虽然有过许多社会主义运动，但并没有出现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高度组织化和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政党。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非洲社会的相关性却是无法忽略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一年在南非访学，本来并没有打算要做马克思主义方向，也没带什么问题，但自然而然就归结到这个思路和角度了。
今天我的报告题目是“非洲现代文学是天然的左翼文学”。这个表达法可能会引起一些歧义。比如，这是一种立场论述还是本质论述？从左翼立场去解读非洲文学是一回事，但将此立场转化为对非洲文学的本质论述，则是另一回事。显然后者是非常危险的做法。我想先就此可能的疑问做一个说明。
研究一国之文学，不能只从很局部的具体问题入手，比如作家研究、流派研究、主题研究、技巧研究、风格研究、文学观念研究和比较影响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重要吗？都很重要。但如果只在这些具体的课题上下功夫，我们往往不易得到对所研究的文学对象有透彻、清晰和整体上的把握。若要把握一国之文学，必须要说明此文学的性质是什么。就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果我们把它分割成无数小的区域：北京文学、上海文学，无数小的种类：女性文学、儿童文学、农民文学、网络文学以及更多的都市研究、通俗文学等主题，是会丰富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但如果没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根本性质的把握，即对它的起源、历史使命的历史性说明，我们研究就往往会停留在表面。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是历史给定的，即它是中华民族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通过改造西方和中国传统文明而形成的现代民族文化，它是关于一个新崛起的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表述。在这个总的历史途径中，内部生成各种杂乱的车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不能因为研究了车辙而忘记了方向。
那么非洲文学的根本性质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在进行非洲文学研究之初就需要做出的判断。没有做出这个判断，就不可能展开真正实质性研究。研究非洲文学不是为了增加一些我们对于库切、索因卡等非洲文学大师的知识，更不是为了扫除一个知识上的盲点而做的简单的介绍性工作，而是整体把握非洲文学的历史生成条件和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如果不做到这一点，中国的非洲研究将在一开始就无法建立自己的问题意识、方法，反而会迅速变成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的扬声器。
西方的非洲文学有着丰厚的积累，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完全是从西方的角度出发，其背后的动力是回答自己与非洲历史、今天和未来的关系。西方学者从来没有关心过非洲文学和亚洲文学的关系，更不要说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他们想不到要去关心这个问题，在他们的脑海中，现代非洲文学是西方殖民文化的产物，只此一点，就足以让西方研究者忽略其他的研究视角，但是我们今天恰恰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即非洲文学和中国文学到底有没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相似性？对这个问题的询问将使得中国以一个文化主体的身份介入非洲文学研究。
西方研究非洲文学和研究中国文学一样，都不从“什么是现代中国文学本质”和“什么是现代非洲文学本质”这样的问题入手。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他们的中国和非洲文学研究在中国和非洲学者眼里就越来越显得不伦不类，这种不伦不类是以“去本质化”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他者没有本质，那我怎么说就怎么对了。于是，西方内部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都转嫁到非洲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上，这种看似充满启发的研究只能越来越远地背离中国文学和非洲文学的实质。我访问的南非金山大学非洲文学系各个操练后殖民和后现代理论武器，把非洲文学讲得非常缺乏历史感，这种状况大概在西方和非洲文学研究界具有普遍性吧。
指出西方对于他者研究机制的问题对我们的启发是，我们必须超越“西／中”和“西／非”的“自我／他者”的单向研究视角，去在西方的“他者”谱系中构筑他者的普遍性问题。简言之，中国和非洲现代文学要互释以达到对自我的重新理解。过去，我们曾经这么做了，那就是“第三世界文学”或者“亚非拉文学”视野的提出。今天看来，除去过重的意识形态修辞，那段时间中国的文学眼光仍然是最健康的，因为中国彼时在寻找和创建西方的“他者”的文学谱系。我们当时并没有打算按照西方的理想发展现代文学，相反，我们是把自己的文学定义为第三世界文学的一种，这样，不但避免了很多西化的焦虑，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自信地走自己的文学之路。
这段抗争的历史在1980年代之后便逐渐被人们淡忘了，我们的文学研究者重回西化的老路，围绕着由中／西这个两极形成的封闭圆环而建成了一个古怪的关于自我知识的文学体系。非洲被排除在知识之外。我们今天重新开启的非洲文学研究必须从跳出这个历史怪圈开始。我们能跳出来，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广阔的新知识和新历史生成的旷野。
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出“非洲现代文学是天然的一种左翼文学”就显得非常必要。新的道路总是从新的命题开始，没有命题也就没有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对非洲文学本质的一种看法。离开这个看法，非洲文学当然可以研究，但那很可能是一次失败的研究。
关于这个本质性论述，下面需要做出几点说明。第一，它将使研究者不再困扰于非洲研究里面长期辩而不明的文明／文化之争。从1930年代黑人运动开始，非洲知识精英就殚精竭虑地要发现真实的非洲以及由祖先创立的却被白人摧毁的部落文明，这种文明贴上种族的标签，变成所有黑人共有的文明。事实上，这种对过去非洲文明浪漫化想象和底层民众没有关系，而是西化的精英寻根的冲动。这种冲突往往不能带来现实的政治。所以法农不遗余力地批判文明论，他嘲笑说，不管我们把我们祖先的业绩吹嘘得多么好，这也不能解决现实民众吃饭问题。因此新非洲不是建立在对过去美好的想象上，而是建立在真实的日常斗争中。在日常斗争中生出的文化才是民族的文化，创作出的文学才是民族的文学。这种文化和文学是新的政治主体的合法性表述，与那个早已不存在主体的文明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
我们对非洲文学研究是从文明论角度出发还是从文化论角度出发？我们当然可以研究文明，也可以研究文化，但我们的出发点我以为还是文化。我们不能脱离非洲各种政治运动来理解非洲的文明的再生。目前一些学者动不动就把中国文明和非洲各种宗教、习俗对接，企图通过传递中国文明来影响或“教化”非洲，这纯粹是书生之见。跨文化的观念移植不是由思想来完成的，而是通过现实斗争和思想实践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两个文明必须通过文化这个中介来对话。毕竟，传播文明的学者与其说乃一国文明之承载者，不如说其心理、意志、德行和行为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产物。
第二，既然我们应该把非洲现代文学看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叙事（法农），我们就不会错过对其“反抗”本质的把握。非洲文学是反殖民话语之一部分。没有反抗就没有一个民族的诞生，反抗的精神、目的和意志也必然贯穿于此民族的文学之中。说“非洲现代文学是天然的左翼文学”就是强调其以反抗为旨归的精神实质。离开这个精神实质就无法把握非洲文学出现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当然，非洲文学有许多不同的面相，其形态非常复杂和多元，一个研究者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研究的对象，但是，如果我们丢掉对于非洲文学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把握，那么我们的研究一定所行不远。
第三，在我们研究非洲文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西方盛行的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在西方属于左翼批判理论，既然是左翼，这个理论也试图把握非洲文学的反抗特质。换言之，后殖民理论的一个主要贡献是把非洲文学看作左翼文学之一种，从而开创研究非洲文学的新的角度，那就是将非洲文学内在的反抗机制作为研究的重点。《逆写帝国》这部后殖民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完成了这种新的学术规范的设计。但是，后殖民理论是一种排他性特别强的理论，它几乎和1960年代以来亚非拉国家对于第三世界文学的构想没有任何思想上的交集。更有甚者，第三世界的文学实践完全被后殖民文学研究所忽略。这样，后殖民理论所理解的“反抗”就和我们的理解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同样是把非洲文学作为一种左翼色彩的反抗文学，但后殖民理论和过去的第三世界文学实践和理想处于截然的对立关系。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很容易被后殖民理论所迷惑。法农是后殖民理论的英雄，但是后殖民所理解的法农却是身份认同政治的先驱，这是后殖民眼中呈现的法农，和历史中寻求通过底层革命来完成非洲民主建国历程的法农完全是两个人。法农给了后殖民所需要的左翼政治标签，但后殖民理论家所代表的左翼思想恰恰违背法农所要坚持的“政治主体”原则，代之以“去本质”、“去主体”、多元、杂糅的身份政治。
我是在这些中西方的学术史背景下来提出“非洲现代文学是天然的左翼文学”的观点的。在这种观点里面，一种和中国文学内在反抗精神相似的非洲反抗文学的精神将被勾勒出来。
我前面定义了非洲文学的左翼特征，但接下来我要说，尽管非洲现代文学天然是一种左翼文学，但它很难属于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我提出这个观点，是要再次作出区分，是要在非洲文学、中国文学和苏联文学这个笼统的左翼文学体系里，指出前者和中国文学的相近性远远多于它和苏联文学的相近性。首先，我们承认，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史上，并没有作出对经典和非经典的区分。但在“冷战”时代，苏联文艺一直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奉为典范，因此，我们不妨以经典称之，以它代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相反，中国的革命道路尽管非常独特，也极其成功，但中国的革命文学在社会主义文学体系内部从未获得典范的意义，它并没有制定出影响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文艺规则，中国作家的作品也没有对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作家产生决定性影响。这缘于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发生的条件的不同。
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而不是反对民族资本主义；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农民，而不是大都市的产业工人；中国现代作家洞察最深刻的阶级是自己所属的智识阶级以及农民，而不是无产者；中国现代文学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工人阶级的形象，而是农民，不是都市生活，而是乡村的变革。这种历史情况使得中国和苏联革命文学存在许多差异，相反，却和非洲现代文学不乏相似性，因为非洲的现代革命也不是发生在本国资本主义条件下（1980年代的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是例外），恰恰相反，西方长期的殖民统治完全破坏了非洲传统的农耕文明，在将非洲转变为西方的原材料供应地的同时，遏制了非洲自己民族工业体系的发展。所以，在非洲独立前夜，这些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化往往不十分明显，这决定了非洲文学所表现的矛盾主要是受压迫的黑人与殖民者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主要不是通过阶级话语来表述，而是通过种族压迫来界定。这便是中、非文学相近性的条件：非洲文学也具备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历史使命，即反帝和反封建（旧的部落文明）。这或许是第三世界文学的一个共同特征。今天，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非洲文学天然是左翼的文学，即反抗的文艺，这是第三世界文艺的普遍特点。
非洲文学也即第三世界文学的第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它是受到西方工业文明强烈冲击的产物，然而尽管如此，非洲文学并不是欧洲文学的分支，而是在本质上属于与每个非洲国家同构的民族文化。非洲被切割为法属殖民地、英属殖民地和葡萄牙殖民地三大板块，所以必然要受到这三个国家文化的影响。然而，这三个殖民国家彼此之间又较着劲，排斥彼此的文化，这使得非洲在接受西方的影响上面呈现营养不良的状况，法语区的国家很少知道英国文明是什么样子，反之，英属殖民国家也几乎不了解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化，这和中国全方位接受西方文化冲击是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非洲国家的文化去殖民运动的一个特点反而是要求全面的欧化，东非国家1960年代末大学文学教学改革就是要求教授法国文化，以此来去英国化。说到底，欧洲对非洲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第一，提供了殖民语言作为书写语言和国语；第二，输入了基督教；第三，上层精英生活方式和文化品位的全面西化；第四，彻底改变了非洲口语文学之传统，过去，非洲不知道何谓现实主义，富有教义的童话故事、格言和浪漫传奇一直是非洲文学的主流。而非洲新的民族文学的诞生的一个显著标志则是现实主义风格的确立。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批判现实主义，构成了非洲现代文学运动的一个大致的走向和脉络。
独立后的非洲并没有在文化方面迅速获得发展，这是由许多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文化资源一直掌控在白人手里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战后的非洲教育改革非常缓慢，出版社基本都在西方，民众识字率低，没有阅读的习惯，官方语言继续使用殖民语言，这些使得非洲国家很难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独立后的非洲西方文化和非洲本土文化的冲突（当然也不断地融合）不断，文化上的本土化努力、大众化倾向以及文化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都是非洲建设自己民族文化应有之义。这种情况和中国从1930年代起就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大众化、寻根、走向民间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相结合的运动是很相似的。总而言之，非洲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生成的新文化不管在内部裹挟了多少欧洲的要素，在本质上是非洲的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合法性叙事。
第三世界文学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这是一种集体危机的文学，而不是关于个人危机的文学。相比较而言，西方现代文学可以看作是描述个体存在危机的文学，是个人主义的抒写：个人心理危机、家庭危机、道德危机、存在的意义危机，等等，这种从个体价值出表达对存在的困惑和社会的批判在非洲文学中是不明显的。非洲的文学有一种内在的紧张感，甚至有一种毁灭感，在这个紧张感和毁灭感之后还有一种强烈的再生的欲望，这是我阅读非洲文学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所以非洲文学不谈永生，永生可能是欧洲的文学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非洲文学谈的是再生，我怎么能够从濒死的状态重新活过来，这个“我”是大写的“我”，它不指向个人，而指向一个族群，一个社群，一个国家，一种文化。
非洲作家与其说强烈感受到个人存在的虚无感，还不如说是整个民族（部落）因被剥夺了历史而有的历史虚无感，因此他们看到的危机往往超越个人层次，而抵达更大的共同体内部。这是左翼第三世界文学的一个显著的特质。今天看詹明信的名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问题很多，无论从眼光、格局和对第三世界文学把握的深度看，都打着时代的烙印。但有一点却是值得注意的，即詹明信没有机械地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套在第三世界文学头上，他没有以阶级的概念讨论中国和非洲文学，反之，他更看重第三世界文学作为民族寓言的特点。这就是詹明信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对第三世界文学所作的调整。对詹明信来说，作为和美国文学截然不同的第三世界文学，它具有了左翼的性质，但是却不符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定义。
对于非洲文艺界来说，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文艺争鸣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什么才是非洲文学？是非洲人写的文学？是在非洲写的文学？还是故事发生在非洲的文学？关于什么是非洲文学的争论旨在找到非洲文学的真正“自我”，以逐渐和西方大量的非洲游记和关于非洲的故事划清界限。最初的争论规避了更为尖锐的语言问题，从这点可以看出，1960年代诞生的第一代非洲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极度依赖西方的文学训练，这群文学精英和民众的隔离是很深的。只有逐渐地将语言问题看成创作的一个根本问题，与民族国家共同诞生的新非洲文学才开始寻找到自己的人民性。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作家和社会与集体的关系是什么。阿契贝是尼日利亚非常著名的小说家，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非洲作家要当民众的老师。这是非洲作家与欧洲作家根本不同点。他说，一个欧洲作家必须处于社会之外，并且标榜自己与资本和大众的对立，才能获得作为艺术家的资格。但是非洲的作家必须处在社会之中，跟人民打成一片，这样你才能找到艺术家的责任感。大多数非洲作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持“艺术是为人生”主张的艺术家是主流。当然，也有一些艺术至上论者。比如南非流亡作家尼柯西，就批评介入的文学，而公开宣称艺术家只应服务于文化精英。非洲不少作家都像尼柯西一样，长期流亡在国外，和自己的民众失去了血肉联系，又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将文学看成是贵族的精神游戏。但这种作家在非洲并不是主流。
钦努阿·阿切贝（1930年11月16日—2013年3月21日），尼日利亚著名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他的成名作《瓦解》（Things Fall Apart）是非洲文学中被最广泛阅读的作品。
具有左翼特征的非洲文学另一个表现是它的大气，它属于“大文学”谱系之一员。20世纪灾难的渊薮大概非非洲莫属了吧：反殖民的斗争，内战，贫穷，独裁，各种各样的疾病和饥荒，轮番折磨着非洲人民，不可不谓灾难频仍。如果在这样的大灾难大动荡里面还有文学产生，这种文学一定有和西方不同的生命力。我愿意将非洲文学称为“大文学”，它不但有别于西方的纯艺术和消费文化，甚至也不同于德勒兹的“小文学”的概念。换言之，非洲文学是无法被西方想象出来的。西方文学生产的现代条件是由国家、公民社会和家庭稳定的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提供的，但在非洲，国家的权力被少数人垄断，公民社会残破不全，家庭缺乏必要的稳定，可以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烟消云散，只剩下个体赤裸裸地面对暴力。阿甘本所谓的赤裸生命，放在非洲或许才是恰当的。
非洲文学文本写了无数个关于“赤裸生命”的故事。仅举南非作家库切为例，按理说，他是白人作家，对西方文明无比熟稔，思想感情和身份认同与黑人作家有天壤之别。即使这么一个西方文明在非洲的传承人，他的社会想象力却地地道道是非洲的。在他的作品里，个体生活在一个完全失序的世界里，你随时可能被各种突如其来的暴力所吞噬，这个暴力可以是国家机器，也可以是街道上的暴徒。被抢劫、强奸、没有审讯地扔进集中营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事件。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种族隔离时期缺乏人权，即使在后种族隔离时期，暴力依然屡禁不止。真正的原因是南非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缺乏这个中间保护层，余下的就是国家暴力直接对私人领地的肆无忌惮的侵犯以及底层蔓延的无组织暴力活动。库切的所有作品可以说是非洲赤裸生命的寓言。《迈克尔K的社会与时代》《铁器时代》《耻》等都是这类作品。20世纪的非洲处于一个阿甘本意义上的例外状态。从这个角度去观照非洲文学，詹明信的论断便多少显得似是而非。其实他和他的批评者印度学者阿罕默德拉罕的距离没有那么远，如果詹明信能够在他写文章的时代就意识到第三世界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的危机而不是国家的危机，遗憾的是，他错过了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
下面我要谈的是非洲文学中的启蒙和革命的主题，这无疑是第三世界文学里面共有的两个最深刻的文学主题。关于启蒙这个概念，我稍微做一下解释。狭义的启蒙概念来自于西方，大概从康德开始，处理的是人的理性思考、判断的能力以及由此搭建的公民社会。我这里取广义的启蒙概念，将讨论价值冲突的文学都看成启蒙文学，当然，所有的文学都反映着价值冲突，但唯有第三世界文学里面的价值冲突形成我要讨论的启蒙文学。中国是这种启蒙文学，非洲也是。第三世界启蒙文学的本质是本土价值与西方价值的冲突。强调本土与西方价值冲突可以理解第三世界启蒙文学与西方启蒙文学的差别；强调价值冲突本身则可区分第三世界的启蒙文学与革命文学，因为后者尽管也不可避免地反映不同社会阶级的价值冲突，但更主要的却是为反殖民斗争所服务的。
非洲的启蒙文学第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不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等价值来开启民智，相反是重建长久失去的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和自豪感。非洲在过去的几百年时间里，先后经历了西方的贩奴和殖民两个压迫阶段，传统的社会形态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自己文化的核心价值幽暗不明，民众受惯了白人的欺负，形成了长期自卑的文化心理。这对独立非洲的文化重建工作极为不利。第一代非洲作家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用自己的艺术作品告诉欧洲人，他们对非洲的想象和贬低完全是错误的，同时也通过他们精心复制非洲社会的礼乐传统，来帮助人民恢复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一大批作家都在从事这个工作，其中以阿契贝、桑戈尔、索因卡等最为著名。这个重新发明非洲传统的努力始于1920年代的纽约哈勒姆黑人文艺复兴，随后在1930年代开始的黑人性运动中达到第一个顶峰，之后，经过阿契贝等现实主义作家将非洲文明去浪漫化的努力，取得了世界性的影响。1960年代南非的黑人意识运动则是这个非洲启蒙运动的另一个高峰，因此黑人意识运动的领袖斯蒂芬·班图·比科的历史作用几乎可以和曼德拉相提并论。经过这些作家的努力，非洲传统民间文化的活力、自足、教养、秩序都被文字重建起来。这些作家所作的启蒙工作我们或可称之为反启蒙，这形成了非洲文学的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即反写西方，西方怎么污蔑非洲的，通过反写，一一纠正过来。这种努力是非洲文学的主流，但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我们现代作家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写西方的意识。
斯蒂芬·班图·比科（1946年12月18日－1977年9月12日），南非反种族隔离制度运动家，活跃于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他在南非创立了黑人觉醒运动，动员了大部分居住在城市的黑人。自从他被警察拘留期间逝世后，他被称为反种族隔离制度运动的烈士。他在生的时候，他以写作、社会运动等方式尝试使黑人觉醒。比科有一句著名的口号：“黑人是美丽的”，他解释为：“朋友，你很不错，开始抬头看看你这个人”。从1970至1990年代中期，南非执政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比科和黑人觉醒运动十分敌视，但现在则视他为抗争英雄。
非洲作家另一种启蒙工作和中国作家就几乎一样了，就是借助西方之火炬，烧尽传统文化之糟粕。我们启蒙文学里面常见的妇女解放、儿童教育、反迷信等都在非洲文学里面易于找到。比如迷信问题，非洲有各种各样的神秘思想，而且大多数部落崇尚先知。前年我听塞内加尔一个学者在民族大学演讲，他说即使是塞内加尔的今天，农村的各个村子里都有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会把村子里召集起来，然后预测在未来的一年村子里会发生什么大事，特别是会有什么灾难以及如何避免。先知的话非常具有权威性。可今天，现代的民主制度开始和传统社会的先知预言制度相结合，造成了政治家和先知相互勾结以左右选举的政治腐败怪胎。从阿契贝编辑的《非洲现代小说选》，我们可以看见几篇这方面的黑幕小说。
非洲有许多不适应现代社会理念的习俗需要改变，比如男孩和女孩的割礼，到底族群是否还需要通过割礼的残忍仪式来维系？这是一个伟大的习俗还是一个陋习？这在非洲简直是争论得天昏地暗的问题，肯尼亚的第一任总统肯亚塔是坚决主张不能够废除割礼的，因为正是割礼塑造了男孩强烈的族群认同感。曼德拉也受过割礼，在《通往自由之路》的自传上，曼德拉对自己割礼的过程做了详细的描写。当一群男孩子的血洒在了共同的大地上，认同感就创造出来。非洲过去没有日历，代际的划分依靠割礼，相同一批做割礼的男孩属于一代，这是他们共同的献身的记忆。但是割礼带来了很多疾病、死亡、器官损害等问题，因此反割礼又是一个很大的运动，起先，在肯尼亚，反对割礼的是苏格兰基督教会，但教会的一个目的是借此吸纳信众。于是维持这个习俗就有了与白人抗争的意义。1970年代以后，反对割礼的主战场转到另一个东非国家索马里，大家也许看过来自索马里名模华莉斯·迪里的自传《沙漠之花》，里面描写了她所受的割礼的伤害。因为阴道被缝合，只留下很小的通道，她每次上厕所小解都需要20多分钟，痛苦不堪。她幼时羡慕自己的姐姐早于自己做了割礼，为自己不能马上做而愤愤不平。到了西方才知道这叫器官伤害。
索马里女作家赫尔齐两篇著名小说都是为反对妇女割礼而作。非洲妇女的压迫，许多根源在于迷信，破除旧的风俗，是他们启蒙的一部分。比如有的小说描写了自然灾害，民众祈雨，未达到目的，就要杀掉一个妙龄少女献给雨神，这种故事在非洲小说很是多见。我们中国现代小说也有许多描写这方面的陋习的。非洲有许多跟自己身体过不去的习俗，比如纹面，或者将嘴唇豁开，让嘴唇长成圆盘状，饭都吃不好了。这些习俗是该维护吗？妇女的平等权利、就业机会、社会和家庭的保障，爱情和学习机会等，都是妇女解放所面临的问题。南非女性作家黑德是探索女性意识的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她的《马儒》（Maru）和《权力的一个问题》（A Question of Power）是西方女性主义者所青睐的非洲女性主义作品。儿童关乎非洲的未来，儿童的教育是非洲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的问题。这方面的作品也很多。走进南非的许多幼儿园，都可以看见曼德拉的名言：别人可以抢走你的所有东西，唯有你受的教育抢不走。可是说，1994年之后的曼德拉给世人留下的印象不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启蒙者了。库切的《铁器时代》和《福》就是此类的启蒙文学，“救救孩子”是这两部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富加德的剧作《我的孩子们，我的非洲》，也是探讨在暴力时代一个有为的少年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这个非常急迫的社会问题。教育家、约翰内斯堡大学校长恩德贝莱（Njabulo Ndebele）很像我们的叶圣陶，也是著名的启蒙小说家，他的小说《傻子们及其他故事》（Fools and Other Stories）在1984获得由日本设立的非洲文学最高奖Noma奖。
除了启蒙，革命是非洲文学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并不是通过革命建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和中国不一样，每个非洲国家之间也不一样。非洲学术界比较倾向使用“反抗文学”而不是“革命文学”这个概念，前者的包容性更大，可以容纳非马克思主义的具有进步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南非的工业化程度居非洲之首，具有大量的产业工人，所以工会和工运都非常发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最悠久。19世纪末关于“南非问题”的讨论就由南非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随后，第二共产国际和第三共产国际，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万隆会议之后的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对南非的共产党、国大党和各式各样的工会组织都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南非工运的领导者理论修养之高是1980年代之后中国工会领导者不能比的。在这种情况下，南非的革命文学就由于存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而产生了不同的分支。最激进的是南非共产党，他们信奉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先锋队”的理念，主张无产阶级在先锋队领导下夺取国家机器。但南非共产党的问题是过于小众，过于精英化，和工运组织脱节。南非工运最伟大的传统是独立于党派，独立于国家，这种独立性保证工运可以完成自己的斗争目标，所以工运领袖是不认同无产阶级专政和先锋队的主张的，基本上走西方工运的道路，工运是公民社会而不是国家机制的一部分。曼德拉领导的国大党之所以可以夺取国家权力，是因为这个党和工会联盟以及共产党具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以致形成了所谓的铁三角联盟。但是，今天的国大党全面背叛了工会联盟和共产党，是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社会许多问题的根源。有鉴于此，如何梳理南非的革命文学历史，是极其不易之事，因为标准非常不统一。
1960年11月3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南非共产党主席达杜(中)
除了南非，非洲有一些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维持密切的关系，如津巴布韦、莫桑比克、新几内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加纳等国家，这些国家都实施过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产生过社会主义文学，但由于这些国家主要是农业国家，和南非的条件不一样，所以，它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也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不一样。我国在1975年的时候，由江青下令，翻译了《莫桑比克战斗诗集》里面收录的可谓最正宗的革命诗歌。这些诗歌同样有概念化和空洞化的毛病。相反，在尼日利亚内战中牺牲的诗人们我们则从未加以介绍，因为尼日利亚内战并不被我们算做革命。除了反殖民的战斗诗歌符合我们经典的革命文学定义外，非洲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勾勒的革命文学却是另一种样子，他们认为凡是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技巧的文学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学；这是1970年代开始在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学术界提出的看法，整个非洲属于这个传统的革命文学家则只有南非的拉古玛、加勒比海作家莱明、肯尼亚的恩古吉等寥寥数人。现代研究非洲的革命文学的困难是由非洲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造成的。
我今天实际上是以中国现代文学为镜子来影印非洲文学并提炼出一些第三世界文学的共同特点。但我不想给大家一个印象，好像非洲的文学只有反抗和启蒙两个内容。中国现代文学也不是这样。一个时代的文学既有主旋律，也同时是非常多元的，非洲文学也不例外。他们也有牧歌式的作品，描写他们乡村生活的和谐与宁静，比如肯尼亚《牧人的女儿》就是这么一部杰作。也有描写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学在非洲的冲突的历史小说，更有无数描写日常生活场景的小说，比如孩子拿到美国大学录取通知书，妈妈付不起路费。同时，尽管上面说到非洲文学的关于集体危机的，但你也能找到极端个人体验式的小说，比如加纳作家阿尔玛的《美好的尚未诞生》，这就是描写自己对于加纳现实的厌倦，这完全是个人从存在主义角度生发出来的空虚感。尽管如此，非洲文学的主流是从左翼立场出发的写作这个看法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最后我想再总结一下我的观点。非洲文学是左翼文学，但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它和中国文学差异性很大，但相似性更多。欲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格局作一全面的了解，便离不开“第三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在“第三世界文学”概念下提出一套不同于西方后殖民理论对亚非拉文学的阐释，只有这样，20世纪的文学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的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或许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失对世界文学方向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