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走过②︱我心中的那一亩田
唐利春
那是1993年一个骤雨初歇的午后，湛蓝的天空辽阔无垠，我跟着两名老农技员高挽裤脚，赤脚穿行在绿野阡陌上，仔细地观察和记录着试验田里各个品种的秧苗长势。
从田埂上擦肩而过的一名镇干部突然转头问道，这个实习的小姑娘好像是叫唐利春吧？我羞涩而惊愕地抬起头，他笑了，今天的《南川报》发了篇文章，是与你同名，还是你本人写的呢？
我被突如其来的惊喜弄得慌里慌张，眼前的一株株青青秧苗也幻化成小小的、小小的火苗，把每一道沟、每一块田垄都点燃、照亮。
从田里回来，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刻跑向镇政府办公室，找到了当天的《南川报》。迅速翻到副刊，在右下角位置发现了署有自己名字的小小说《末班车》，那篇稚嫩的小稿虽然也就是几百字，占了很小的一块，但是对我来说，喜悦却是充足的，我的心就像打翻了的蜜罐子，甜得往外流淌。
这便是我与《南川报》的美丽邂逅，那一年我正在家乡的小镇实习，刚刚17岁。
中专毕业后，我成为一名农技员，每天奔走在田间地头，监测农作物虫害、调查农作物生长情况、指导种植技术，那广阔田野是我的故乡，载着我的未来奔跑，而《南川报》则是我心中的那一亩田。
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我在喧嚣中消失，在宁静中呈现，用心、用情在方格稿纸上写下宣传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宣传身边的人和事的文字，我渴望把这些文字化作《南川报》上成排成排的精灵，在人们的视野里诗意飞舞。
那时，没有传真机，也没有复印机，更无现在司空见惯的电脑，写稿投稿很认真，垫份复写纸，工工整整按格子一字一格、一标点半格方式将稿子誊写在方格稿纸上，反复阅读后一份留作底稿，另一份折好装进信封用胶水密封后，贴上邮票投寄出去。随着信件塞进邮筒“嗵”的一声，一颗希望之心也随之跌入。然后，是热切切地等待，有时连做梦都在关心稿件的命运。
写得多、投得多了，发的也多了，随着《文明长虹落万家》《穷村已是小康村》《不愿评优的人》等系列反映农村题材的通讯稿件在《南川报》发表，我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土记者”，并被吸纳为《南川报》的通讯员。
成为我一生温暖回忆的是每年一次的全市（区）通讯员培训会，不仅仅是培训让我能与敬慕的编辑老师面对面交流，对新闻采写、通讯写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还因为培训会就是我们这帮通讯员朋友的难得聚会。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更没有QQ、微信，课后大家就聚在会议室的过道上、走廊里，毫无顾忌交流着，谈创作，谈理想，谈人生。而后，每当报纸上出现这一个个熟悉的朋友名字，每当读到他们的文章，便有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心里总是暖暖的、甜甜的。
此后，我又辗转了几个单位，但是写材料的岗位从来没有变过。无论在哪个单位，我都有宣传稿件和文学作品刊发在《南川日报》上。不管是金佛山方竹、神龙峡漂流、油茶飘香、灰粑悠长等乡情乡景的文章，还是哑巴补鞋匠、陪读老汉张豆腐、卖汤圆的杨大嫂、捡垃圾的王妈等身边小人物的故事，都是我在《南川日报》那一亩田园里的心灵守望。
因为执著于这一亩田园的耕耘，与易文、红火棘、上官鸿雁、雕笼残羽、萧月、止禾、猴哥等文友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们经常敲打有点懒散的我，遇写作瓶颈也会不遗余力地与我交流，探讨，每一篇好稿子诞生，都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力量。
近三十年来，《南川日报》几易其名，由《南川周报》到《南川报》《南川信息》《南川快讯》，再到《南川日报》，由铅印黑白小报发展成激光排版印刷的精美报纸，在那些开花的文字背后，是一代又一代报纸人的辛苦付出，还有一份无言的情怀，因为爱所以爱。
近三十年来，我一直守着自己心中的那一亩田，种花种树种春风。以《南川日报》为起点，我的新闻稿件出现在《中国人口报》头版头条，我的文学作品刊发在了《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散文百家》《重庆日报》等报刊，让更多的人通过我的文字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新变化。
近三十年来，我经历了春花、夏绿、秋黄、冬实，出版了散文集《一地书香》《一村山语》，成为重庆文学院第三届创作员，加入了重庆市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并于今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坐在田野上，欣赏收获的画卷，我知道，无论我身处哪里，顺境还是逆境，《南川日报》始终是我的良师益友，对我不离不弃，既是我的“娘家报”，也是我文学成长的摇篮。
种下一个梦，种下一片希望，就是种下对生命的期盼。《南川日报》，我心中的那一亩田，必将欣欣向荣、繁花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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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汪叙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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