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大师”居然那么“多”！ ——兼评岳南的“民国之后，再没大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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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自由派公知为了实现他们的“伟大目标”，在舆论界几管齐下，一是肆意造谣惑众泼污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们；二是任意侮辱和攻击为了新中国成立和发展而流血牺牲的英雄模范；三是任意拔高个别国民党将领在抗战中的作用；四是弄出个“民国多大师”和“民国之后无大师”的高论，并且通过诡辩术以后以此与新中国进行比较，得出民国时期制度优越，从而否定新中国67年的发展历史的结论。
开篇首先讲一个故事，明代有位姓靳的内阁大学士，他的父亲不大出名，他的儿子很不成才，可他的孙子却考中了进士。这位内阁大学士常常责骂他的儿子，骂他是不肖之子，是不成材的东西。后来，这个不肖子实在受不了责骂，就和内阁大学士顶撞了起来：
“你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你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我有什么不成材的呢？”
这很明显属于偷换论题式的诡辩术，经过他的这么一搅和，所有对他不利的事实反而成了对他有利的事实。而这一招，现在被自由派公知玩得得心应手。
这些年来，自由派公知为了实现他们的“伟大目标”，在舆论界几管齐下，一是肆意造谣惑众泼污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们；二是任意侮辱和攻击为了新中国成立和发展而流血牺牲的英雄模范；三是任意拔高个别国民党将领在抗战中的作用；四是弄出个“民国多大师”和“民国之后无大师”的高论，并且通过诡辩术以后以此与新中国进行比较，得出民国时期制度优越，从而否定新中国67年的发展历史的结论。
第一、二、三点由于太露骨了，已经受到很多包括曾经被他们忽悠过的人的有力反驳，在这里就不再啰啰嗦嗦了，本文着重解决的是，什么叫“大师”，民国的“大师”又是如何个多法。
我们首先明确大师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什么叫大师？
(1)great master;master∶指造诣深、享有盛誉的学者、专家、艺术家、棋手等。例子:象棋大师。
(2)Great Master∶佛的十尊号之一。即天人师。佛教徒称佛，也用作对和尚的尊称。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史记·伏生列传》
很明显，自由派公知取的是第一个义项。
还有人这样下定义：
依据前面所述“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从张岱年先生所认可的起码标准看，“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而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应该是道德文章者流中的佼佼者。”
这应该属于划定大师的外延。
那么，在民国时期被称为大师，或者现在被“追认”为大师的都有哪些人呢？或者说，民国时期哪些人堪称大师呢？
依据这样的标准，有人认为在近现代的中国，比较符合这个标准的代表人物当属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和钱穆。
比较统一的说法有“四大师”说，指的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确切地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因为当时还有其他国学大师，比如章太炎等，不过一提到国学四大导师一般是指上面四位。
也有“十大师”说，指的是：一、黄侃，二、刘文典，三、赵元任，四、刘师培，五、吴宓，六、钱穆，七、王国维，八、陈寅恪，九、章太炎，十、梁启超。
2006年4月11日，“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在百度国学首页启动，百度采用了设立奖品的方式吸引观众参与投票，首先请冯其庸、汤一介、庞朴等专家选出50名候选名单，让网友在4月12日16时至5月15日24时的时间内，投票选出10位“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然后从5月16日12时至2006年5月29日12时，请网友投票对公布的“十大国学大师”进行排序，6月1日，评选结果公布。
【相关链接：5 0位候选人名单(排名不分先后)：俞樾、孙诒让、杨守敬、王先谦、刘师培、严复、沈曾植、王国维、辜鸿铭、廖平、黄侃、章太炎、鲁迅、钱玄同、吴梅、罗振玉、蔡元培、沈兼士、傅斯年、余嘉锡、柳诒徵、吕思勉、胡适、汤用彤、陈梦家、马一浮、熊十力、张君劢、蒙文通、陈寅恪、范文澜、陈垣、郭沫若、唐君毅、顾颉刚、吴宓、赵元任、徐复观、金岳霖、王力、高亨、夏承焘、梁漱溟、钱穆、冯友兰、任中敏、牟宗三、钱锺书、梁启超、康有为。
2006-06-16：由国学网、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等联合举办的“我心目中的十位国学大师”网民投票评选结果揭晓，入选“我心目中的十位国学大师”(按票数由高到低排列)的分别是：王国维、钱锺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其中王国维获得68890张网友投票(整个评选共收到1242993张选票)名列榜首，成为本次评选中的“国学第一人”。（来源：新京报）】
据资料介绍，民国时期，中国大学达到世界前沿的学科数量已经不少，如清华之文史、数理，北大的文史，协和的医学（以及中央研究院涵盖的部分领域）都名扬海外，此外，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的工学、金陵大学的农学、南开的经济学、东吴的法学等，都初具国际知名度。自然，也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一线学者：以清华为例，中国学方面有陈寅恪、赵元任、冯友兰、萧公权、刘文典（就是那位和蒋介石对打并把老蒋一脚踹倒在地上起不来的那位国学大师）;数学方面有孙光远、华罗庚、陈省身等;物理方面有萨本栋、吴有训、赵忠尧等;化学方面有高崇熙、萨本铁;生物学农学方面有戴芳澜等;皆是享有国际盛誉的一线学人。
自然科学方面的有如下各位：
陈建功(1893—1971)，我国著名数学家。他于1928年在日本发表的论文《具有绝对收敛富里埃级数的函数类》达到当时国际数学研究先进水平。主要著作有《三角级数论》《实函数论》等。
苏步青(1902—)，我国著名数学家。大学三年级时，他用英文撰写了论文《一个定理的扩充》，在日本数学界引起轰动。
李四光(1889—1971)，主要著作有：《中国北部之科》(1927年)、《中国地质学》(1939年)、《地质力学的基础方法》(1945年)、《冰期之庐山》(1947年)、《地质力学概论》(1962年)等。
华罗庚(1910—1985)，1938年回国任西南联大教授，这期间写有《堆垒素数论》，他的《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获1956年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论、矩阵几何等许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竺可桢(1890—1974)，主要著作有：《中国气候区域论》(1930年)、《东南季风与中国雨量》(1934年)、《中国气候概论》(1935年)、《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1944年)、《物候学》(1963年，和宛敏渭合写)、《中国气候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1964年)、《我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之初步研究》(1966年写成，1972年补充修改定稿)。
侯德榜(1890—1974)，1933年，出版了震惊世界制碱界的巨著——《制碱》，将索尔维制碱技术系统向全世界公开，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世界制碱权威的崇高地位。1937年，他创建的我国第一座大型化工联合企业——南京永利氨厂建成。至此，化学基础工业的两翼——碱和酸，在中华大地崛起，为我国现代化工事业奠定了基础。
吴有训(1897—1977)，我国著名物理学家。1937年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不久任西南联大校长。吴有训对物理学的贡献是从20年代起，就对x射线散射理论进行研究。
茅以升(1896—1989)，1933年任杭州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1937年9月，大桥落成，桥长1322米，是我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的第一座铁路、公路双层大桥。主要著作有《桥梁应力》《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中国古桥与新桥》《茅以升文存》《茅以升科普著作选》等。
梁思成(1901—1972)，1944年，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在他笔下诞生。
哲学伦理方面的有如下各位：
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哲学），
金岳霖的“可能的现实”（逻辑学），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
文学方面的有如下各位：
茅盾（1896-1981），代表作《子夜》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长篇小说。
巴金（1904-2005）,，代表作《家》是他的《激流三部曲》之一，出版过三十多版。
老舍(l899-1966),，代表作《骆驼祥子》在国内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叶绍钧，又名叶圣陶（1894-1988)，代表作《倪焕之》，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影响。
傅雷（1908-1966），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代表译作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
鲁迅（1881-1936），代表作《阿Q正传》《狂人日记》，被鲁迅是世界文化的巨匠，他翻译了前苏联大量作品，代表作《海燕》。
徐志摩（1897-1931），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等，散文集《落叶》等，一生中翻译过大量泰戈尔的诗。
郁达夫（1895-1945），著有《郁达夫诗词抄》、短篇小说集《沉沦》。
沈从文（1902-1988），代表作《边城》、《长河》等。
钱锺书（1910-1998），著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
张爱玲（1920-1995），代表作有《传奇》、《流言》等。
林语堂(1895-1976)，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夏衍（1900－1995），翻译出版了高尔基的《母亲》，其主要著作有：电影剧本《春蚕》、《上海24小时》等；话剧剧本《上海屋檐下》；报告文学《包身工》等。
赵树理(1906—1970)，著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小说，有《赵树理文集》。
丁玲(1904—1986)，1927年发表成名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著有《丁玲文集》五卷。
上述的属于比较严格分类的，下面这些就是从网络上的人们心目中的大师综合的：
严复、金岳霖、梁漱溟、胡适、刘文典、陈寅恪、黄侃、束星北、姜亮夫、蔡元培、刘师培、辜鸿铭、钱穆、蒋百里、林语堂、冯友兰、蒋梦麟、闻一多、沈从文、傅斯年、季羡林、陈垣、李叔同、赵元任、周作人、顾颉刚、古直、蔡东藩、蒙文通、胡小石、陈中凡、陈望道、顾随、叶嘉莹、夏承焘、周祖谟、冯至、钱穆、吴世昌、吴健雄、熊十力、张季鸾、吴清源、张中晓、方东美、鲁迅、启功、林同济、魏源、林纾、章太炎、康有为、张之洞、廖平、王国维、张伯苓、陈三立、朱谦之、缪金源、钱玄同、赵元任、陈垣、冯友兰、顾颉刚、杨树达、蒋廷黻、殷海光、王浩、梁实秋、胡小石、杨伯峻、洪深、陈尚君、华罗庚、郑天挺、王元化、王国维、汤用彤、林纾、康有为、罗振玉、章太炎、王闿运……
难怪自由派人士说民国时期大师多，看看上面的罗列名单你就吓晕了。按照这种统计法，民国时期的“大师”还真的是如同满天飞的蜻蜓那么多，朝大街上扔块石头，没准也会砸着几个“大师”。加上岳南的名作《陈寅恪与傅斯年》封面底部的副标题——“民国之后，再无大师”的说法，看起来。还真的像是那么回事。
然而，从大师的概念的内涵看，上述这些人当中，哪些人堪称被大家公认的真正的大师，哪些人只是某些人心目中的“大师”呢？
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不过，即使是真正的大师，也分为几种情况：
一是民国时期之前（主要是清朝末年）培养和成长的，服务于和成名于民国时期；
二是民国时期培养和成长的，服务于和成名于民国时期；
三是民国时期培养和成长的，服务于和成名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大陆。
四是民国时期培养和成长的，服务于和成名于中国台湾或者外国；
五是新中国培养的，并且服务于和成名于新中国。
我们首先看看“四大师”
梁启超（1873-1929）相关事件:公车上书国会请愿运动戊戌变法戊戌政变。
王国维（1877年—1927年），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徐志摩、穆旦、金庸等人与其俱为同乡。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民国(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之学《柳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其代表作，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其父陈三立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他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
赵元任(1892—1982 2.25)汉族，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1929年6月底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
再看看10大师（里面包括前面的四大师）
黄侃（1886－1935），我国近代颇负盛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黄侃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
刘文典(1889-1958)，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安徽合肥人，原籍安徽怀宁。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至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所讲授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专长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唐代文化史。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1958年7月15日因屡遭批斗，突发急症，于昆明逝世。
刘师培（1884年－1919年），是江苏仪征人，1902年中举，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
吴宓(1894-1978)，陕西省泾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国立东南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1926-192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1950年起任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历史系(后到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著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其中《先秦诸子系年》为钱穆的代表作。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去世。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在四大师中，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1929年去世，也就是说，到1911年辛亥革命，他已经38岁，到了1927年以后两年，他就去世了。他应该是属于清朝培养的人才，并且没有能够在民国时期作出多大贡献。
王国维也如此，到1911年已经34岁，也是清朝培养的人才，1927年就去世，根本没有来得及为民国多作出建树。
陈寅恪到1911年已经21岁，基本上属于在民国之前接受的教育，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既服务于和成名于民国时期，也服务于新中国。
赵元任到1911年已经19岁，1929年成名，但是从1938年起就到美国任教。
再看看“十大师”里面除了上述四人以外的其他六人。
黄侃到1911年已经25岁，应该是属于清朝末期培养的人才。1935年就去世了。
刘文典到1911年已经22岁，基本上属于清朝培养的人才，1958年7月15日因屡遭批斗，突发急症，于昆明逝世。他也属于既服务于和成名于民国时期，也服务于新中国。
刘师培到1911年已经27岁，1902年中举，属于清朝培养的人才。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也就是说没有能够給他服务于的民国时期有多大的建树。
吴宓到1911年17岁，应该属于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他也属于既服务于和成名于民国时期，也服务于新中国。
钱穆到1911年16岁，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1949年迁居香港，1967年移居台北，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去世。属于在民国时期成长的人才，只是服务于民国和后来的台湾。
章太炎到1911年已经42岁，完全是清朝培养的人才。
从上面的材料看看，在“四大师”里面，有3人是清朝培养的人才，有3人基本上没有能够在民国时期作出很大贡献，唯独1人属于民国之前受的教育，并且既服务于和成名于民国时期，也服务于新中国。
再看看包括“四大师”在内的“十大师”，有7人属于清朝培养的人才，有3人属于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有1人民国时期开始仅仅8年就去世，有3人既服务于和成名于民国时期，也服务于新中国，唯一只有1人成长于民国时期（自学）只为民国时期服务，并且成名于民国时期和台湾。
上述这些还是大家公认的大师，而某些人根据政治需要册封的“大师”，就不在这里一一分析了，太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的“民国大师”实在太多了，各位如果有兴趣，不妨按照他们提供的“民国大师”名单上网查一查，这些“大师”是如何成为“大师”的。
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指出的是，在被公认的“四大师”和“十大师”中，有7人是清朝培养的，只有各1人是民国时期培养，也在民国时期成名的，在这里，自由派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时候培养的，只不过曾经为民国时期服务过并且有所建树，就统统算为“民国大师”了。而在另外一方面，他们采取了另外一种划分标准，比如，很多成长于民国时期或者民国时期培养的，并且为新中国作出很大贡献的，他们也称为“民国大师”，这就没有说服力了。通常说某个时期的大师，应该说是这个时期培养和成长的，并且在这个时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而在“十大师”中，某些人把占70％的清朝培养的人才算是“民国大师”，在这里，他们不考究出处，只是需要他们曾经服务于民国并且有所建树；而在他们开列一大堆“大师”名单中，很多主要服务于新中国并且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他们就要考究出处，不看他们是服务于什么时期并且作出贡献了。大家看看是不是跟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位内阁大学士的儿子的诡辩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抬高“民国时期”，把成长于或者受培养于清朝的大师也算民国时期头上；为了贬低新中国，把服务于新中国并且作出杰出贡献的大师也算民国时期头上，这不是忽悠人吗？如果以什么时候培养的作为划分的标准，你应该剔除成长于或者受培养于清朝的大师啊！如果以服务于什么时期并且作出贡献作为划分标准，你不应该把为新中国作出贡献的大师算民国时期头上啊！然而，在某些人这里，双重标准玩得炉火纯青，而且理直气壮！
这属于混淆概念，故意把划分标准模糊化，时而以成长和受培养时期作为标准，时而以服务于并且作出贡献的时期作为标准，完全根据他们政治上的需要。
从张岱年先生所认可的起码标准看，大师“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而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应该是道德文章者流中的佼佼者。”
然而，我们再看看某些人开列的一大堆“大师”名单中，有几个人非常显眼：
一是周作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死，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
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
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1945年12月，抗战结束后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二是蔡元培，蔡元培在回复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两种办学主张，第一条便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他这些话，听起来很好听，也被现在的自由派公知当成为所欲为时的“挡箭牌”，而曾经从1927年起，他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辞去其他职务。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揭开“4.12”大屠杀序幕。在这次“清党”中，杀了GCD人5万多人，而杀了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却有50万人左右（根据台湾学者的统计）。一个直接或者间接的刽子手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岂不可笑！
三是刘师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变革命，甘愿充当奸细，出卖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极力为之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即使是他再有才，叛变革命，甘愿充当奸细最起码是一个历史污点吧，但是在这里，蔡元培想保的，就称为“老实人”，蔡元培不想保的，就最起码放任“宁可错杀一千，也不错放一个”的做法，就连蔡元培的忠实崇拜者柳亚子也差一点成为了刀下鬼。这么一个人居然也成为了“大师”！
四是胡适，胡适，著名学者、诗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安徽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著闻于世。
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曾求学于美国，师从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哲学。"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
胡适于1962年在台北病死。
类似的情况恐怕不止上面四个人，各位有兴趣的可以自己一个个去查阅这些“大师”的资料。
还有三个人是另外一种情况：
关于鲁迅，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说：国民党军统暗杀高手沈醉曾经计划暗杀鲁迅，沈醉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对周海婴透露当年的秘密暗杀计划，当时只是由于鲁迅的声望，才没有下手，撤退了。
关于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关于陈布雷，在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于王气黯然的南京城。有人从日记之影印件中研究，发现了他自杀的真实原因。抗战胜利后，陈布雷因病魔缠身，早有引退之意，但是，个人经济及家庭前途，却逼迫他欲罢不能。当时，国民党达官贵人都忙着“五子登科”，可这位清廉自守，并且作为蒋介石的文胆的书生，竟在日记中发出如下悲叹：“与家人筹划此后生计，不仅无片椽尺地足以在外栖旅，且以币值降落之故，亦略无余储足以坐食三个月。年力渐衰，乃感如此严重之经济压迫，询乎愚忠直道，难以行于今日之世也！”
把直接被国民政府特务暗杀、打算暗杀却下不了手和即使是作为民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文胆却不得不被迫自杀的，难以见容于民国时期的几个“大师”也算在民国的功劳簿上，有点讽刺吧！
提出“民国之后无大师”的伪命题并且被自由派公知作为旗帜高高举起，作家岳南“居功至伟”。
“民国之后，再无大师”，是岳南的名作《陈寅恪与傅斯年》封面底部的副标题，标题后面还这样写——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辜鸿铭、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蔡元培、沈尹默、沈兼士、傅斯年、陈汉章、马建忠、刘文典、潘光旦、陶孟和、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吴金鼎、胡适等，都在这本书里存活着。
平心而论，说民国时期大师遍地，绝对是夸大其词；如果说民国时期没有大师，也不客观。无论是清朝培养的人才还是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只要是真正的在民国时期作出杰出贡献的，都应该给予肯定。应该承认民国时期是出了包括国学大师在内的很多大师。而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人认为是政府重视教育，知识分子待遇高：1、教育完全免费（包括在最艰难的抗日时期），2、教育经费，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3，教师薪水: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
有人认为是由于乱世出英雄，治世出能臣。民国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纷争不断，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仁人志士为民族解放，使出浑身解数。在乱世中，为了生存，隐藏在人内在的潜能就会被激发出来，在和平年代，则是不可能的。
又有人认为，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是社会形态交替的时期，知识分子作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一个群体，走在历史的前列，创造能力充分发挥。
还有就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错觉，民国时期的人不多，到抗战的时候才四亿，而且当时的文化科学平均水平比较低，出了名容易被了解，而现在社会已经大大发展进步，当时觉得很了不起的东西，现在很平常，而现在一些很平常的东西，也许在当时很了不得。就好像，在一片不大的绿草地上，开一些花朵，就非常显眼，而在一片很大的绿草地上，开很多花，而且这些花跟前面的相比档次也更加高，但是因为比较多，就不那么显眼了，就好像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是了不得的东西，而现在，“亿元户”也没有人当回事一样。
还有就是对已经去世的人是盖棺论定，而现在还健在的人由于种种原因，一般不給戴上大师的高帽子，只有自由派人士才喜欢自己戴或者相互戴“大师”的高帽子。
上述说法我觉得都有点道理。
我并不否认民国时期有大师，而是质疑作家岳南的“民国之后，再无大师”的说法。
岳南，原名岳玉明，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1962年生于山东诸城，先后毕业于诸城五中，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文学创作专业，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前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
对于两弹元勋邓稼先，岳南将其与二战时德意的战争贩子比较，邓稼先为我国国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岳南竟然说，邓稼先为铁幕制造军火罪不可赦。
http://tieba.baidu.com/p/3219171209这是岳南攻击邓稼先的微博的截图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是站队来的，这么一个人，他的观点有多少客观公正可言呢？
这是从理论上说的，那么实际上民国以后究竟有没有大师呢？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民国以后”，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大师级的人物起码有三种：
第一种是民国时期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但是却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大陆作出杰出贡献的，如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李四光、华罗庚、陈景润、茅盾、郭沫若、屠呦呦、还有文章前面的大师名单中上面提到的很多各方面的杰出贡献者，只不过被岳南之流按照成长时期的划分法划到“民国大师”的范围里面了。
第二种纯粹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的尖端人才，现在那些在航天、高铁、液晶等各行各业中创造世界先进水平的奇迹的人们都应该属于。
第三种是所谓的，但是岳南恐怕不好反驳的“大师”，近年，美国媒体评选出了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见所附名单）。（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艾未未、艾晓明、北风、毕研韬、蔡楚、陈志武、陈行之、陈维健、长平、陈丹青、陈子明、陈彦、陈奎德、崔卫平、杜光、丁学良、戴晴、范亚峰、冯崇义、傅国涌、巩胜利、高战、高耀洁、胡泳、胡平、贺卫方、胡舒立、郝劲松、韩寒、何清涟、江平、刘洪波、廖亦武、卢跃刚、李银河、凌沧洲、令狐补充、李悔之、李大同、lxb、刘军宁、龙应台、茅于轼、莫少平、潘石屹、秦晖、秋风、冉云飞、十年砍柴、沙叶新、孙立平、孙文广、邵建、时寒冰、腾彪、童大焕、吴祚来、韦石、王军涛、五岳散人、吴稼祥、吴国光、吴敬琏、王力雄、王康、汪丁丁、温克坚、许之远、笑蜀、萧翰、徐贲、夏明、信力建、夏业良、徐唯辛、徐友渔、熊培云、许志永、谢泳、薛涌、杨锦麟、鄢烈山、于浩成、杨建利、野夫、余杰、于建嵘、杨继绳、杨恒均、袁伟时、章文、张博树、张祖桦、章立凡、周其仁、张鸣、周素子、张伟国、张思之、朱学勤。
其中尤其是韩寒，被张鸣册封为“中国未来的希望”——一个早熟的“大师”，并且能够成为“中国未来的希望”的不是“大师”是什么？他们中的某些人的确不乏知识，有些的确也学贯中西，而且得到了所谓的“国际社会”的承认，他们不是“大师”是什么？
别人不说，能够钦点谁是大师谁不是大师的岳南本人就是“大师”，甚至是“大‘大师’”，任何命题，只要有一个反例出现，这个命题就不成立。所以“大‘大师’”岳南的“民国之后，再无大师”从何说起呢？
综上所述，岳南等自由派公知在大师问题上，玩得是跟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位内阁大学士的儿子一样的诡辩术，为了强调民国时期多大师，就把服务于和成名于的时期作为划分标准，把清朝末年产生和成长的大师也算在民国时期头上；为了贬低新中国的成就和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就改成把成长于和受到培养于的时期作为划分标准，也把一大批为新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大师算到民国时期头上，这种忽悠术的确也蒙了不少人，让很多人被唬得一愣一愣的——还真的是那么回事！被他们卖了还帮着数钱，但是一旦揭穿开来，这种骗术很低劣，比那些江湖术士高明不了多少！
【千钧棒，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