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洗白的胡适：主张增派日兵重入中国，焦土政策，共同反共

写给胡适的公开信还有披露胡适多次向美国各种团体讲演，丑诋新中国之种种措施;主持所谓“国势座谈会”，为蒋政权的腐败黑暗残暴辩护，力言中国人民始终拥蒋;签名于“七七”纪念宣言，主张“戡乱到底”，主张“焦土政策”。所谓“戡乱到底”，所谓“焦土政策”，就是内战要打到底，要把大陆打成一片焦土。这就是胡适吃人的嘴脸，可以说是斯文败类。胡适就是盼着蒋军发动的反人民战争能打到底，而这样的期盼只为一家一姓的蒋记民国能继续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算一个“文化人”，一个“大师”吗?

关于“民国大师”，岳南先生除了一部《南渡北归》之外，还又写了一个篇幅不算短的文章——《南渡北归——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在这里头，他先生还是不吝笔墨为胡适“胡大师”洗地，精心勾描脸谱，不过，效果糟糕得很!你看他说：

【1948年，胡适离京南行后，受蒋公委托，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一做，就是十年。蒋政权逃离大陆后，胡适在美自谋生路。这么大一个知识分子，与其他人一样，填表求职，买米买面，其间苦痛不足为外人道也。】

对这一段文字，我感兴趣的是，“胡大师”在蒋记民国完蛋前去美国，此后那十年里做了些什么?岳南先生说胡适在美国所谓的“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是些什么工作? 

胡适到美国之初干了些什么？

可以推想，胡适在美国确实为岳南口中的“蒋公”做了些事情。可是，具体什么勾当，还是不清不楚。好在笔者找到几份资料，从中可以大体推测出一些岳南先生语焉不详的胡适赴美经历。

首先是一篇期刊文章：《胡适流亡美国之初的境遇与心态》(载于《江海学刊》1998年03期，作者杨金荣，以下简称“杨文”)。该文披露了胡适离开中国去美国的确切时间：1949年4月6日，他在美国找到的第一份“职场”工作是在1950年7月1日，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当差。在此之前，是没有什么职场谋生记录的。换句话，胡适初到美国的一年多时间里，是“无业游民”状态，那么，这位胡大师是怎么生存的?况且，在初到美国的“无业游民”阶段，胡适的政治活动却是很频繁的——在1949年4月刚到美国，“就公开表示，不管局势如何，都始终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介石政权。”

紧接着在5月28日接蒋介石一封密信：

【此时缺乏而急需美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指当时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多加功夫为盼。】

细看这个信，分明就是蒋介石对一个外交人员的工作训令，而且还是可以和国民党驻美大使平起平坐可为倚重的要紧人物。 从中可以做出的合乎情理的推断是，那个在大陆倒行逆施的“国民政府”养活胡适在美国为自己争取美援进行政治活动。至少在胡适到美国不久为蒋介石奔走的一段时期，“自谋生路”是不太可能的。

然而这个蒋氏政权实在太过于腐烂，胡适收到信时，政治“首都”——南京、经济“首都”——上海都已被中共解放，蒋政权在大陆的存在徒具一个牌位而已。这时的美国政府不光没有物质上的支援给蒋政权，而且，连“精神与道义”的声援也不愿给了。在不到一个月里，胡适两去华盛顿会见美国军政界人士，替蒋政权奔走，然而接触到的美国“朋友”都是“一筹莫展”“有心无力”。这就让胡适特别尴尬、难堪，于是，7月16日，通知国民党驻美“大使馆”“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取消一切约会”。

从这些文字看，胡适固然在美国受冷遇，但是在蒋政权这里地位还是相当要紧的，居然有权力“通知”“大使馆”如何如何，其地位分量应当不次于“大使”顾维钧。

1949年8月5日，美国公布《中美关系白皮书》，毫不客气地指责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这位胡适先生“整五个月没去华府”。并且，这位蒋介石的大红人自己也承认：“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够转移的。”

关于胡适在美国的政治活动，“杨文”就写到这里了，余下的就是胡适在美国遇到的种种不便与挫折。1950年7月1日，胡适自己找到了差事，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供职。

基本上可以肯定胡适在初到美国的这段时期，就是一个名义上是自由身份的职业政客，绝不是“自谋生路”的“文化人”。而这一段颇为重要的经历却被岳南先生一笔带过。

一封公开信披露的胡适：主张“戡乱到底”，“焦土政策”，增派日兵重入国土，共同“反共”

实际上，即便胡适在政治上很快表露出心灰意冷，但也没有死心，其任务也没有很快终止。哪怕他接连数月“没去华府”，即便去华盛顿开会也“都没有访问政府中人，也没有访问国会中人”(见杨文)，但不代表他就不能进行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据其他一篇文史研究资料披露，在新中国建立后的1949年12月9日，胡适在“东西协会华盛顿分会”发表演讲《中国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奋斗》，仍鼓吹“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中共，共产主义同政治自由绝不能相容”(陈漱渝：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新文学史料》，1991年04期，第6页)。

由此可知，胡适到美国之初的这段时期，其政治活动在频度、尺度上，应该是不小的。

于是又找到一份材料——《廿五个留美中国团体致胡适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刊登在纽约《华侨日报》1949年8月25日。这份材料记录了胡适到美国最初几个月之内进行的部分政治活动，可以作为一份旁证。

从这封“公开信”可知，固然胡适在美国为蒋政权的政治活动一事无成，但是，这些不成功的政治活动却表露出，胡适对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凶残狠毒竟然不下于侵华日军!现在截取部分如下：

【胡适先生：

最近蒋政权屡次使用美国飞机，滥炸上海市民，毁坏长江堤岸，扫射抢修决口人员，日暮穷途，倒行逆施，已为中外民主人士所同声申讨，而你口述“民主自由”，却公然拥护暴行，奔走呼吁美国扩大援蒋，企图战祸之延长。我留美中国各团体，对于你背叛同胞出卖祖国的行为，痛心疾首，忍无可忍，经一致决议，向你提出严重警告。】

这段话里，这一句话看着眼熟：

【蒋政权屡次使用美国飞机，滥炸上海市民，毁坏长江堤岸，扫射抢修决口人员】

何以眼熟?这个勾当和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坝的手段一般无二，其结果都是祸害平民。如果说前者还有“抗日”大旗可挥舞遮羞，而后者是在蒋介石政权整体溃败的形势下，纯粹就是屠杀平民泄愤了，就更无道理可言。蒋介石这样的勾当就是丧尽天良，问题是就这么一个败类，有胡适在当年为之奔走续命，有岳南先生在当下写《南渡北归》为之鼓吹，居然无数次深情地呼之曰“蒋公”。这两位先生，真不知世上有“廉耻”二字!

回到那封“公开信”上来。二十五个留美中国团体齐声对胡适声讨其罪恶，那么，胡适在美国华人心目中是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是自然的!也怪不得这位《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先生会对胡适在这一时段的美国经历要遮遮掩掩!

胡适在美国的勾当就这些么?这封写给胡适的公开信还有披露：

【自从你自绝于国人，逃亡美国后，不知闭门思过，以图自赎，反而煽惑造谣，加重罪孽。你多次向美国各种团体讲演，丑诋新中国之种种措施;主持所谓“国势座谈会”，为蒋政权的腐败黑暗残暴辩护，力言中国人民始终拥蒋;签名于“七七”纪念宣言，主张“戡乱到底”，主张“焦土政策”。】

所谓“戡乱到底”，所谓“焦土政策”，就是内战要打到底，要把大陆打成一片焦土。这就是胡适吃人的嘴脸，可以说是斯文败类。胡适就是盼着蒋军发动的反人民战争能打到底，而这样的期盼只为一家一姓的蒋记民国能继续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算一个“文化人”，一个“大师”吗?

这封致胡适的公开信还揭露道：

【你又和孔祥熙、宋子文、蒋庭黻、李惟果、顾维钧、赖琏等人同流合污，策动组织所谓“自由民主中国联盟”，公然拥护“九国公约”之“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使中国永受列强的奴役宰割】

看文中的“九国公约”、“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些名词都是什么意思，在近现代史上意味着什么，很好明白。鼓吹这些，其实就一句话，就是说中国应当遵守1949之前满清和民国与帝国主义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不折不扣地执行，把中国的血肉挖下来给帝国主义国家吃、喝。这种主张在美国颇有同道人，请看以下文字：

【我们认为国务院应当仔细斟酌以发布这样一个声明：如果共产党继续漠视国际法和国际义务的话，美国也将在所统治或控制的领土上不考虑向中共当局或效忠于他们的中国人提供由国际法和国际义务所授予的权利。鉴于目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无疑远远地大于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利益，这样做当然是对我们更有利的……要而言之，美国的立场是，在获得西方承认之前，中共必须承担必要的“国际义务”。在1949年和1950年初，条件扩展到包括遵守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定立的条约。】

这是旧中国时期，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9年7月29日给美国国务院的一封电报。这个电报给美国政府出招，一定要发声警告共产党中国：必须承认所有不平等条约!否则不承认你这个共产党政权!

如果前述公开信披露的信息属实的话，胡适这个中国人的脑筋和司徒雷登这个美国人想的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胡适把自己的心彻底洗成了一颗美国心，也许把他称作前些时候很时髦的“中美国人”更合适。

既然胡适有美国心，符合“中美国人”特质，那么，出一些和司徒雷登式的美国人差不多的坑害中国的主意也就不奇怪了，那封公开信里记录的胡适勾当里有这样一条：

【主张增派日兵重入国土，共同“反共”，甚至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惜祖国的土地人民蹂躏涂炭，祈求你们有机会再回中国去鱼肉人民作威作福!这就是你们的所谓“民主”所谓“自由”。】

这和《竟把豺狼当庸狗——<南渡北归>里的洗地术》中提到的魏德迈的馊主意也是一样一样的啊!你看，岳南写《南渡北归》的主题内容就是民国大师们被日寇追打一路颠沛流离的苦楚的。可是胡适一到了美国就出馊主意，勾引日本兵再进中国……岳南大师又作何感想呢?为什么用“受蒋公委托，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来抹上一把稀泥给胡适遮丑? 有些人称颂《南渡北归》是一部“史诗”。那么，这种笔法也称得上是“史诗”吗?

实际上，据日本作家野岛刚《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一书披露，胡适的主子蒋介石的确在败退台湾后秘密收罗一批日本人，组织了由旧日本军官组成的“白团”以助其“反攻大陆”。在台湾“国防部”下设的日本教官学校中，他们为蒋介石培养了众多军官，为蒋介石的台湾防卫与“反攻大陆”计划出谋划策。看来，蒋、胡主仆二人是心有灵犀，一唱一和。

胡适何以丢掉了“美国的面包”？

这些令人大跌眼镜的材料，就岳南先生旁征博引的功力来看，他应当不难发掘，却绝口不提。对胡适这个人，连岳南笔下的民国大师也有人看不下去。这个人就是陈垣。在《南渡北归》里，岳南先生把这位先生的成就写得和陈寅恪齐名。不过以陈寅恪在史学造诣上的粗陋而言，其学术成就不及这位陈垣先生。在这封《廿五个留美中国团体致胡适的公开信》中，就有这样的语句：

【半年来，你的亲友门生都曾苦口婆心婉言劝过你，你的老同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也曾明白忠告过你。你全不听。】

由这封信可见，胡适做蒋政权的走狗，对整个大陆的敌视与仇视，是铁了心的。在二十五个留美中国团体的爱国者们的观察中，他就是一个煽风点火的职业政客、政治小丑!

胡适后来离开美国去台湾了，按着岳南先生的说法是“蒋公”请他去台湾教书去了。那么，胡适为什么回去?是“蒋公”的盛情，还是别的原因?前述杨金荣的《胡适流亡美国之初的境遇与心态》一文给出了部分答案：

【就是这样一个闲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还是终止了对胡适的续聘，主要是节省开支(胡适年薪5200美金)，而改由胡适的助手童世纲接任(年薪3480美金)。为顾全胡适的面子和情绪，在费尽一番脑筋后，普林斯顿大学当局决定让胡适担任不支薪的一个荣誉职衔……】

【就历史的层面而言，50年代初，美国经济不甚景气，种族歧视势头甚健，对华人知识分子有一股排挤的暗流，为了保证美国汉学家的饭碗，美国著名学府不乐意聘请对“汉学”或“东方学”卓有成就的华人学者。一般研习文史的华人知识分子也都为谋稻粮，而纷纷放弃人文学科，改学工程技术类的学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流亡美国的胡适要做到“说自己的话，吃自己的饭”，谈何容易？!】

这就是胡适在美国混不下去回台湾的原因。胡适在出逃美国之前，对吴晗说过：

【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

结果呢，美国的面包不是那么好吃的。胡适除了受蒋介石政权推崇的反共思想，除了会卖弄些华而不实的“学问”，取得一大堆“博士头衔”自嗨之外，别无什么真本事，没有能力像“一般研习文史的华人知识分子”那样“放弃人文学科，改学工程技术类的学科”。在新中国政权早就稳固、颠覆无望的情况下，精明的美国人会白白养着这类废物?哪怕有再多的“头衔”“学问”，哪怕自命为黄皮白心的“中美国人”，又能如何。

好一条“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那么，胡适先生心心念念的“自由”呢?对钱学森等一心回国的爱国科学家，美国是绝对不会给他们什么“自由”的，那么，像胡适那样铁了心的反共人士，其“自由”在美国恐怕不太会受什么限制吧。然而，胡适在1954年发表的一篇《美国的民主政治》中，还是不得不承认，在美国，自由“有时也要受某种的限制，那就是各州的‘警察权’，因为警察权是宪法保留给各州的”(陈漱渝：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新文学史料》，1991年04期，第7页)。这恐怕也有切身经验之谈的成分。

附带几句，那二十五个给胡适写公开信的留美中国团体的名称抄录下来有些太长了，我只抄录其中几个：

国立北京大学同学会，国立南开大学校友会，燕京大学校友会纽约分会，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留美同学会，沪江大学同学会，国立复旦大学纽约校友会，国立武汉大学纽约同学会，上海医学院同学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纽约校友会。

这些学校都是中国的名校啊，其中的国立北京大学还就是胡适暴得大名的“工作单位”，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胡适多少还有些香火情分，并且也是岳南大师笔下许多“民国大师”的精神家园，是岳南大师在书中非常推崇的。但是，这两所名校的留美学生，和其他中国名校在美的留学生，以及另外的留美中国团体成员们齐声一致对着胡适“致意”：

 对于你背叛同胞出卖祖国的行为，痛心疾首，忍无可忍！ 

【长河红阳，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