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谈谈“社会主义就是不让人讲真话”
新中国对于旧知识分子实际上是进行了破格重用。即使他们不接受思想改造或者立场反动，往往也给予超出常人的特权。比如说像陈寅恪公开表示自己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反对思想改造，但是仍然被评为一级教授，分给了一栋豪宅，并且每月拿380多块的工资。甚至连当了汉奸的周作人仍然每月给200块钱的工资，后来他嫌少找康生诉苦后又涨到400。只不过，有一些知识精英并不以此为满足，希望通过发表站在工农劳动者的立场上的违心言论来获得更多的好处。等到形势变了以后，他们又把这说成“受迫害”，“不让人讲真话”。这叫人说他们什么好呢?
近日来，微信平台提出要规范党史国史的信息发布。一些人对此横加指责，表示“侵犯了言论自由”，甚至宣称“社会主义就是不让人讲真话”。
其实，对于所谓“讲真话”的问题，知识精英们已经哭诉了40多年了。像一位知名作家就把自己的一本书称之为《真话集》，大意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不让他们讲真话。于是乎，在这些人几十年如一日的鼓噪之下，“不让人讲真话”似乎成了新中国乃至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毋庸置疑的罪行。
问题在于，所谓“真话”就是对的么?
比如说一个数学老师认为2+2等于5，如果他按照教科书的规定说2+2等于4，那么他说的虽然是假话，但是却是对的。相反，如果他按照个人的见解说2+2等于5，那么他说的虽然是“真话”(真心话)，但是确实是错的。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哪有那么蠢的数学老师?其实无非是因为2+2等于4这个问题过于简单罢了。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搞清楚的。
从历史上看，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太阳东升西落”，一些科学家提出“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时候，不是还被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被烧死了不少吗?我们可不能简单的认为，那些神职人员都是明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却还故意说假话，相反，绝大多数基督教神职人员说的反对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言论的确是他们的真心话。后来当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打破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时，同样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科学家所不能理解。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所谓真话无非是个人的主观判断。把“真话”简单的等同于“真理”，不过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完全否认了客观现实的存在，本身就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判断一句话是对与不对，应该看的是它是否与客观现实相符，与它是否是“真话”毫无关系。
像现在有一些人给汪精卫翻案，通过研究汪精卫及其亲信的言论得出结论，表示他们是“真心希望通过和平来减少中国损失的”，所以不应该定性为汉奸。但事实上，问题是他们不是通过研究汪精卫的行为本身来考察他的动机，而是通过汪精卫对自己汉奸行为所做的辩解的言论来判断他的动机，这是赤裸裸的洗地，一个人是不是汉奸，他自己怎么想的，他自己的真实动机，是要通过他的历史行为来判断的，而不是看他怎样为自己狡辩的。从汪精卫的历史行为来看，尤其是勾结日军，乃至勾结国民党镇压真正抗日的共产党军队和人民群众，他的动机不可能是无私的、是为了人民的，他的动机只能是为了一己私利。
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过一场类似争论。当时有个军人作家，当然也是党员写了个剧本《苦恋》，拍成了电影《太阳和人》。有人狡辩说作者的动机是爱国的，是在说“真话”。邓小平在当时就一针见血的指出：
【《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第二版，P389-P393】
客观的说，一个真心爱国、爱社会主义，想通过反映社会阴暗面来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会创作出《苦恋》与《太阳和人》这样的作品吗?
而且，如果说在自然科学领域制约“真话”的正确性的因素主要仅仅限于个人的认识水平，那么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要加上一条个人地位，或曰阶级性的制约。
比如说，就“新中国搞的土地改革对不对，应不应该搞土地改革”这个问题而言，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与土地被重新分配的地主所给出的答案必然是不同的。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普遍会出于自身的利益认为这是正确的，而对于地主来说，则同样会出于自身的利益认为是错误的。这样一来，同样一句话对于农民来说是真话，对地主就是假话，反之亦然。
但是，不同阶级掌握的话语权却是完全不对等的。比如说，在新中国成立时90%以上的人是文盲。所有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或者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或者与地主资本家有广泛联系。因此，在土改问题上尽管农民的人数相当于地主的几十倍，但是地主的话语权却是农民的几十倍。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是不加制约，畅所欲言的话，反映出来的必然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观点。这对于那些与地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的高级知识精英来说的确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但是这些真心话是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就是假话。
在这种情况之下，新中国无非有两种选择。一是将这些人通通打倒，不让他们说话，让广大劳动者亲自掌握舆论话语权。但是这种做法在旧中国文化教育水平极低的情况之下是不现实的，也违背了革命人道主义的原则。二是对这些人进行思想改造，保留他们对话语权的掌控和种种特权，仅仅是要求他们站在工农劳动者的立场上说话，而不是站在自身的利益上说话。这是比较现实的选择，新中国在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对于这些不接地气的上层文化精英来说，恐怕就是“不让人讲真话”。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情况也大同小异。
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号称“言论自由”，但是同样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说“真话”的。如果要是宣传普通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西方国家中是绝对不允许的。甚至还经常发生“因人废言”的现象。像前几年美国教育部下属机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在其网站的“每日语录”一栏中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名言“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结果就受到了“引用共产主义者言论”的指责，被迫删除言论并且致歉。
在我们今天公知掌握的一些媒体舆论上同样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比如说，现在不少媒体上为南霸天、刘文彩、周扒皮等人翻案的东西源源不断的发表，但是那些作者们似乎忘了，当年打倒这些人的时候也同样是经过广泛社会调查的。只不过现在那些人丧失了话语权，不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罢了。
同样的道理，像现在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当中，发表的关于国民党军队“英勇抗战”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其中大部分是造谣和夸张的结果，而那些符合历史事实的部分，我们党从抗战到毛泽东时代早就已经进行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些论述极力回避的历史是，国民党在整个抗战期间投敌人数远远超过歼敌人数，国民党抓的壮丁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出被日本打死的，投靠日本的伪军的军饷很大一部分来自国民政府，蒋介石的国军与日军和伪军存在很大默契，尤其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拿出很大军力在联合日本攻击共军及根据地。只不过这些内容无法在主流刊物上面发表罢了。
或者说，在新中国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舆论平台当中，普通劳动者可以说真话，但是对与站在地主资本家立场上的某些上层知识精英来说，就是“不让人讲真话”。与此相反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公知国粉化的主流媒体当中对于掌握话语权的上层知识精英来说可以说真话，但是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就不能说真话了。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就有过精辟的论述，并且这篇《驳“舆论一律”》还曾经一度被选入过中学语文课本：
【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么?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对于旧知识分子实际上是进行了破格重用。即使他们不接受思想改造或者立场反动，往往也给予超出常人的特权。比如说像陈寅恪公开表示自己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反对思想改造，但是仍然被评为一级教授，分给了一栋豪宅，并且每月拿380多块的工资。甚至连当了汉奸的周作人仍然每月给200块钱的工资，后来他嫌少找康生诉苦后又涨到400。只不过，有一些知识精英并不以此为满足，希望通过发表站在工农劳动者的立场上的违心言论来获得更多的好处。等到形势变了以后，他们又把这说成“受迫害”，“不让人讲真话”。这叫人说他们什么好呢?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