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这里，读懂青年中国
作者：经略幽燕我童贯，青年力网专栏作家
中国人是崇拜英雄的。就算是在儒家的观念中，典型的英雄人物也是一个超越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一般标准和日常规范之上的人。正如我国的文学和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在历史上和生活中所为人仿效的英雄一样，这些人物通常是英勇的战士、睿智的将军、豪放的游侠，乃至性格突出的盗贼。
他们得到歌颂，往往是因为他们具有某些超越凡俗生活的品质。这种英雄品质表现为一种利他主义的，完全致力于寻求自己所理解的正义，即使他们的行为超越了通常的道德标准也要维护弱者和被压迫者，为他们说话，替他们伸张正义。
岳飞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的民族英雄。由于他的抗金事迹和他被冤杀在监狱中的悲剧命运，使得他的名望和事迹广为流传。同时，又由于宋代的《宋大将岳飞精忠》，明代的《精忠旗》，清代的《说岳全传》等话本、小说的大量流行，使得岳飞这个人物作为英雄和忠义的象征，越发的高大、雄伟。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岳飞的英雄形象，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优秀的军事工作能力和他在抗金战场上的战绩。如果我们只以小说、话本等文学作品来认识这位英雄人物的话，那就必须说，这种认识方式是及其片面的。
岳飞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是在民族抗争的战场上波澜壮阔的一生。因此我们认识这个人，就必须从他的军事活动和军事能力来认识，而不能只看他“精忠”、“忠义”。
例如，军事活动的往往分为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都有其必须做的工作和一系列的工作原理。从上往下的来说的话，大致分为大战略（此处为英称，美称为“国家战略"）、军事战略、战区战略（会战层）、（大）战术等不同的层次。除这些层次以外，贯穿整个军事活动的还有涉及参谋作业、勤务组织、军队建设等一系列工作内容的活动。在不同的层面上，把这些工作进行排列组合，互相嵌套，环环耦合起来，再辅以情报、侦查方面的内容加以矫正，才是一整个军事活动的全貌。
因此我们要对他有充分的认识，就必须从大战略到战术的各个层次上去，找到他的活动的各个点，通过这各个点上他的活动，对局部、全局的影响，以及个体和整体的效果，来逐个的进行分析、评价，并最终把这各个层次上的活动组合起来，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对其工作能力的全面认识，并能认识到他在军事史上的地位和作为“民族英雄”存在的意义。
但遗憾的是，目前像这样进行古代军事人物和古代军事活动的分析与研究太少了。有些同志可能会说，因为古代军事人物的文献记载比较少，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无法进行分析。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古代的文献记载，主要集中在宋、明、清三个时代，尤以清代的文献最多。正是由于文献记载的不全面，使得很多宋代以前，乃至宋代本身的人物甚至连履历都不能完全搞清楚，自然就无法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了。
但具体到岳飞而言，这种情况要好得多。岳飞是从基层的民兵性质的弓手，半民兵性质的“敢战士”出身，最终成为枢密院的副职高官的。他一生中的主要履历和过程，大致是清楚的，节次是分明的。其缺失的细节，影响到一些战术上的分析，但由于岳飞在这些缺失的部分已经身居高位，不再对战术部分具体负责，因此对我们的分析，其影响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
之所以觉得很难分析，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能进行细节分析的框架，也没有一个能进行细节分析的理论。以至于对于类似岳飞这样的古代军事人物的分析，往往只能对其事迹进行罗列，谈得更多的是意义。涉及他与同时期其他人物的交叉研究的时候，因为没有统一的框架和标准，最终就会陷入无法进行对比分析的境地，从而限制了我们的认识。
我们在这里以岳飞收复襄汉六郡的作战为例，指出分析框架的建设，对军事人物的认识和分析的重要意义。
襄汉地域自古以来就是依靠长江中下游地区立国的南方政权的要害，北方政权历来都是要牢固控制整个襄汉地区，才能确定对南方政权的战略优势。绍兴三年（1133年），伪齐①的李成部击溃了从襄阳一带向汝州、东京开封府方向活动的抗金义军李横部，占据了襄汉地区的邓州、唐州、襄阳府、郢州、随州、信阳军等地，准备伺机南下，夺取鄂州，切断江路，将南宋政权的两个核心控制区——川陕地区和江淮地区割裂开来。
时任宰相的朱胜非虽是汉奸张邦昌的连襟，但他却是个主战派。他从抗金全局的立场出发，力主出兵攻占襄汉地区，控制上游以保障政权稳定。宋高宗对于北伐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但事关政权稳定，因此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重臣赵鼎（时加衔为参知政事）作为主守派也非常希望能消除下江地区所受到的直接威胁。因此收复襄汉地区，成了决策核心中的主战派、主守派与独裁者之间所能达成的一致意见中的“最大公约数”了。
当时，宋高宗对新进崛起的岳飞甚有印象。这个青年将领一向忠勤地为朝廷服务，打了很多险仗、恶仗。他先在张俊的率领下，逼降了戚方，击溃了李成（第一次），招降了张用，在张俊作为大将而第一次建功立业的作战中功劳最高。之后他又在靖康时期的名臣李纲的率领下，远征广南西路剿灭了军贼曹成部。他与其他将领不同，从来不计较待遇的不公和人力物力的匮乏。他的品质被很多主战派大臣欣赏，李纲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就称赞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少得”，断言他“异时决为中兴名将”。宋高宗提名由岳飞实际执行这次进攻性战役。赵鼎因在江南西路工作时与岳飞相熟，亦表示赞同。
由于政府高层在各方面的意见都空前统一，这次战役的准备工作也尤其仔细。政府对这次战役极度重视，特地降下了“画一指挥”作为总体战役意图和力量部署原则，其中主要内容是：
一、增重岳飞的事权。岳飞本有“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的差遣，为便于岳飞对这次战役有进行管理和决策的最大优先权，特别再给他加上了“兼制置荆南、鄂、岳”的加衔。这样，岳飞在江南西路和舒州、蕲州、荆南府、鄂州、岳州等地，都拥有安排措置一切军务的权力，必要时可以先执行后汇报。
二、增加岳飞的兵力。荆湖北路安抚使司和荆南镇抚使司的部分军队，如颜孝恭、崔邦弼、辛太等人的部队，都并入岳飞的番号中以扩充其实力。
三、落实后勤保障。朝廷拨出六万石米、四十万贯钱作为必要的军费开支。为便于运输，四十万贯钱以同等价值的十万两银另五千两黄金来支付。为激励士气，在这些钱米以外，再拨付现钱二十万贯作为奖励基金，预备给有军功的军人发放奖金。
四、落实善后措施。允许岳飞在战役结束后，视情况措置安排当地的防务，岳飞本人则率领大军回江南驻扎。
五、协调部队关系。朝廷以宋高宗手诏的形式下达命令：周边各部队必须对战役进展进行支援，并满足岳飞对后勤和援兵的需求；要求淮西的刘光世、荆湖北路的刘洪道、江南西路的胡世将、荆南府（辖地含归州、峡州、荆门军、公安军诸地）的解潜等人尽量满足岳飞的需求，或尽可能地进行配合。
在以上五个部分分别得到了加强，并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安排之后，岳飞于绍兴四年（1134年）四月十九日出动全军，自江州沿江而上抵达鄂州，随后自鄂州渡江沿汉水北上，发动了南宋政权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
岳飞以全军发动的声威，经过一天的交战，在五月五日当天占领了郢州。郢州是汉水上的要塞，旧城就设在山崖之上，地势险要又能控制汉水。伪齐的郢州守将叫荆超，他在北宋末期曾是护卫宫廷的“班直卫士”。他武艺高强作风勇猛，在军中历来有“万人敌”的绰号。但是他在岳飞面前只有落败的结果，最终跳崖自杀。
在占领了汉水上游的要塞之后，岳飞以郢州为出发基地，采取离心运动，将军队分为两个部分。他本人率领主力继续沿汉水西上进攻襄阳，而以徐庆、张宪等将领率领次要方向的兵力，东上进攻随州。
由于岳飞进军速度快，攻势猛，以闪电般的速度夺取了郢州，拔掉了襄阳在南面的要塞。李成措不及防，不得不退出襄阳，向襄阳以北的邓州、唐州等地逃跑。他一面逃跑，一面集结兵力准备发动反击。
由于无重兵防守，岳飞于五月十八日进入襄阳府，完成了本次作战的核心目标。次日，徐庆、张宪率领的部队也占领了随州，控制了随枣走廊的南部出口。随枣走廊是中国中部的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之间由断续的丘陵地带形成的诸多道路中最重要的一条。具体来说，这条通道位于大洪山与桐柏山之间。在大洪山以西进入南阳盆地的要路是汉水，而在大洪山以东进入南阳盆地的要路则必是随枣走廊无疑了。掌握了这个区域，就掌握了随时进入南阳盆地的第二条通道，还能通过三关路（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控制从信阳军直奔中原腹地的通道。
自此，岳飞与李成在襄阳和唐州—邓州一线形成对峙，双方都在调整部署，准备下一次的交战。
六月上旬，李成已集结好他的主要兵力，号称三十万人，自新野方向对襄阳发动反攻。岳飞以本军统制王万以及拨隶本部的荆南府镇抚使司统制辛太为前锋，命令他们执行诱饵的使命。但辛太因畏惧敌人声势，率领其部乡兵一千二百人潜逃到峡州地区去了，还到处吹嘘是自己拿下了襄阳。幸好王万坚持作战，并配合岳飞率领的主力，击退了李成的第一次进攻。
李成经过重新调整，于六月六日再次发动进攻。在作战前的部署阶段，李成暴露了他不懂战术的弱点，将骑兵放置在阵形左翼靠近江滩边的狭小区域中，又将步兵放置在阵形右翼的开阔平地上。
岳飞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命令王贵率领长枪步兵，去攻击李成的左翼骑兵；命令牛皋率领骑兵，去包抄攻击李成右翼的步兵。
李成的骑兵由于地形狭窄而无法展开队形，不能发挥骑兵冲突的优势，被王贵的长枪步兵击溃了前列。前列的骑兵溃散中拥挤到阵形后方，把后列的骑兵拥挤入水中，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李成的步兵缺乏了骑兵的支持，也无法持久顶住牛皋骑兵的反复冲突，最后李成的阵形彻底崩坏，被岳飞部追杀了二十里。
可能是伪齐政权知道李成能力有限，因此在接到李成的报告之后，马上就向金朝求援。当时，金军主力在完颜宗弼的率领下，于绍兴四年三月在仙人关被宋军吴玠部痛击，暂时无力来援。金朝只能派遣一位被称为“刘合孛堇”②的将领率兵前来援助。他率领的是从关中、河北地区拼凑起的数万人，并不是金军主力。他与伪齐的兵力会合后，在邓州采取防御态势。
由于敌人兵力众多，宋朝中央政府担心一旦攻势失败会将已经获得的土地全部丢失，于是给岳飞下达了可以自由裁量是否需要继续攻占唐州、邓州、信阳军的命令，并告诉岳飞如果他认为继续执行之前的命令有很大风险，那么可以自主放弃剩下的战役目标。
但是岳飞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迅速调整了战役部署。他以张宪部为主攻方向，率军出横林路直逼邓州，再以王贵部为次攻方向，出光化路绕至邓州侧后，从而使这两路军队形成对邓州的向心攻击。金齐联军为张宪的部队所诱，离开设防城市和城市的接近地，在邓州以南三十里处与张宪对峙。在对峙中，王贵军从侧面的光化军方向抵达战场，对金齐联军的侧后联络线造成威胁，逼迫金齐联军会战。
于是金齐联军被迫接受会战。会战中，宋军王万和董先两部发动突然袭击，配合主力的攻势击破了联军的抵抗，刘合孛堇只身遁逃。守护邓州城的伪齐高仲部据不投降，宋军士兵爬墙强攻，俘获了高仲，占领了邓州。随后，宋军又在唐州以北击溃敌人残余部队的防御，在七月二十三日收复了唐州、信阳军等地，完成了这次战役进攻。
襄汉六郡的收复作战，自四月十九日开始，七月二十三日结束，前后历时约百日。宋军收复了汉水流域的大片领土，控制了襄阳重镇，将出入中原的随枣走廊掌握在手里，并将战略前沿从江北的汉阳军前推到河南的蔡州，使得整个中部地区塌陷的战局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由此不仅巩固了南宋政权，更为将来的北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出击基地。
从岳飞的这次作战来说，就涉及大战略的制定方向，军事战略的策划，战区战略的制定会战决心、会战组织、会战指挥，（大）战术上的兵力调配和兵种组合等各个层面上表现，充分的展示了岳飞一贯的风格和高超的能力。
我们单独从会战（战役）这个层面做一分析，从军事角度来说，襄汉战役是一次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进攻战役。之所以说是防御，是因为这次战略进攻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遮蔽江路”，打通从下江地区通往四川地区的水运通道，将南宋政权的江南、川陕两个核心控制区连成一片。之所以说是积极，是因为在这个“遮蔽江路”的基础上，南宋扩大了荆湖地区的战略回旋空间，把整个战略前沿从长江沿线前推至汉水—南阳盆地一线，整个凹陷的中部形势与长江下游的两淮前线、上游的川陕前线已大致拉平。宋廷还可利用秦岭及余脉大别山、长江下游的淮河等南北地理分界线，掌握住中部地区南北交通的要害，形成南宋政权较为巩固的“天然边界”，为以后的北伐行动和对上下游防线的支援，提供了很好的战略基础。
从具体战役组织上来说，从伪齐李成方面来看，其战役组织错漏频出。以他的表现是很难相信他有多年在一线从事军事活动的实际工作经验的。他占领襄阳之后，没有对襄阳加强防御，而只是以郢州作为自己的前沿基地，派遣了一万多人前去防御。他的本意大概是想以战略空间换取活动时间，在郢州与来进攻的宋军交战之时再进行襄阳的防御组织工作。这个想法本身没有错，但他并没有在襄阳—樊城—郢州这一区域进行紧密设防，也没有进行战略侦查，积极掌握就在郢州下游的鄂州方向的宋军动向。就连郢州本身也都没有前沿基地的战备状态，这座设防城市处在险峻的地形上，却在很短时间内就被岳飞部攻占了。
丧失郢州之后，李成放弃襄阳的行为更不可取。襄阳是汉水上最重要的要塞，一旦丢弃襄阳，则随枣走廊的控制权就完全丧失掉了，等于主动放弃了战略主动权。他应该在现有条件下，从自己的纵深地域调集预备部队前来援助，而自身则率领部队利用汉水的屏障与岳飞部进行对峙，在外围与岳飞部争夺要点，待主力部队来援之后，再与岳飞进行战略决战。如兵力不足，他至少也应该保有汉水北面的樊城，而不应该将襄阳—樊城这个要塞体系全部拱手让给岳飞。
不过，他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之后，试图发动主力攻击来扭转局势，这种积极与对手争夺主动权的作战意识是正确的。军事斗争中，对抗性历来处在第一位。在战术领域（战略领域则不一定），野战军必须充分贴近敌人，与敌人发生各种中小规模的交战，与敌人反复纠缠，如此才能掌握敌人的第一手信息，了解敌人的当面弱点。用句俗话说，就是贴上去打他们，让他们无暇分身去做任何其他事情，为我们的未来行动创造机会。但从五月中旬岳飞进入襄阳，到李成发动主力前来反击的6月上旬，中间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李成竟然没有连续对岳飞部采取各种对抗性动作，这实在不可取，等于白白浪费了半个月的时间。
即使他是想集中主要兵力，以发动强大攻势一次性打垮岳飞部为目标，但在岳飞没有暴露出弱点的情况下，这种没有明显针对性的战役组织方案也不能说是有必胜把握的。事实上，他确实没有获得成功。
在战术领域上，李成所展现的才具，也颇为有限。他把骑兵部署在汉江边，把步兵部署在远离江滩的平地，我们推测其本意，可能是想利用江水作为左翼的屏障，来保护骑兵部队的侧翼。他很有可能是想让岳飞集中兵力攻击他在开阔地形上部署的步兵，待岳飞的攻势稍稍缓和时，再调动骑兵来发动反击。这个思路，严格来说并不能说是错的。事实上，著名荷兰军事家“拿骚的莫里斯”也曾在尼尤港之战中采用过类似的部署，他把部分骑兵部署在靠近海岸的一边。但莫里斯在海上有海军的炮火进行支援，同时又把阵型布置为三线，使自己具有相当的纵深，因此就算他的骑兵处于不利的位置，对整体战局的影响也比较小。而李成的这种部署和莫里斯亲王在尼尤港的各方面条件是完全不同的。
作战队形的部署，往往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初始的队形直接决定了其最终的形态，例如古希腊城邦底比斯的埃帕米农达发明的重步兵斜线阵；第二种是初始的队形分布比较平均，需要在作战中调整为其最终形态，例如迦太基的汉尼拔在坎尼部署的新月阵型。在这里，我们着重看第二种。设若汉尼拔一开始就将其最终要形成的两翼突出的队形落实为初始部署的话，那罗马军队还会集中兵力采取中央突破的方式，主动往陷阱里跳吗？不会！任何一个稍有军事经验的将领乃至一个聪明的读者，都会充分利用自己的兵力优势，直接去攻击他突出而薄弱的两翼的！
▲坎尼会战
所以李成的计划要“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岳飞能按他的猜想来，集中兵力去攻击他的步兵集团，而用少量部队去牵制他的骑兵集团。只有这样，李成才能发挥这个战术部署的最大效果，用自己的步兵去疲敝岳飞的主要兵力，然后用养精蓄锐的骑兵决胜。可一旦岳飞识破了他的计策，并没有按照李成设想的“规则”去发动攻势呢？那这个部署就彻底失败了，一个有明显优点的阵型必然也是一个有明显缺点的阵型。
岳飞的步兵先行抢攻，他们行动迅速，将李成的骑兵集团压制在无法展开冲击队形的江边，最后将其击溃。李成的步兵集团由于得不到骑兵的支援，最终也失败了。由此看来，岳飞对李成“疏暗如故”的评价，是非常精当的。
从岳飞方面来看，岳飞正确识别出了这次战役进攻的重要目的在于控制作为南北交通要道的随枣走廊和南阳盆地，而不仅仅是收复襄汉六郡之地。因此他在夺取郢州之后，不是依照通常的军事规律继续集中兵力进攻襄阳府，而是果断采取离心运动，把部队分为主要和次要的两个部分，分别执行以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夺取随枣走廊为辅的作战任务。
同时，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岳飞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过程中，又能选择不同的作战线路进行向心进攻，成功地在战场上合围并歼灭敌军。而敌人的主要机动作战力量遭到歼灭性打击之后，岳飞自然就能达成最重要的作战目标了。例如，在夺取邓州的作战中，他让张宪与王贵分兵，一个出横林路，一个出光化路，分别前往邓州。分兵之后，王贵兵力少，所以把李成引诱到城市的接近地外和他对峙，结果让张宪部从邓州西北方向切入战场，两军成功会师，逼得李成只能会战，最终宋军取得胜利，收复了邓州。
近代著名军事家拿破仑的妙手，就是将各军沿一条道路的各平行线路分别推进的分进合击。这种运动方式的本质是各军的向心行动。只是这个“心”，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作战地域或者城市了。这种运动方式的关键是合击，战役的最后阶段要能形成诸路集结的会战，本质上还是向心攻击。在古典时代，一般还是以对固定目标的向心攻击为主的。只是拿破仑通常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在更晚一点的时间里，随着铁路和电报等技术力量的发展，军事工作者还可以更进一步，在预定战场上直接集中部队，而不用像拿破仑一样，在会战之前集中部队了，这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普鲁士的著名军事家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老毛奇）。岳飞在这一战中让张宪与王贵分兵作战的组织手法，颇有点拿破仑、老毛奇的神采。
总之，整个战役组织过程，体现了岳飞以控制随枣走廊、南阳盆地为核心目标，以歼灭打击敌人机动作战力量为主要手段的正确思想。岳飞不以城市和地域为中心，而是以打击敌人作战力量为作战目的，抓住了战略攻势的核心和重点，这也充分表现了他主次分明、目标明确、虚实结合、灵活应变、组织和贯彻能力强的作战指挥特点。
另外从战术领域来看，岳飞识破了李成的战术决心，于是反其道而用之，轻轻松松就击溃了李成准备了半个多月的反击，充分体现了他游刃有余的战术指挥才能。他识破敌人的弱点和大胆发挥自身优点去克服敌人弱点的能力，则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优秀军事指挥者的素质。岳飞在战役和战术两个层面上的作战指挥特点还将在以后的历史中多次展现出来。
我们通过这次会战的分析，在战区战略、会战策划、组织、指挥、战术指挥等各个层面展现了岳飞才华，初步抽象、拔萃出岳飞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工作者的特征。这就是分析体系和分析架构的巨大作用。因为我们有意识地使用了从大战略到战术的各个层面上的分析、辩证，使得我们对这个人物的了解和理解，能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平台上，展现其全貌来。
事实上，这并不是我们的原创。 爱德华·勒特维克先生在他的《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里已经展现了体系分析的威力，曾瑞龙先生在他的《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和遗作《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中，向我们展示了引入战略分析对于展现军事人物的能力的促进作用。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品，《经略幽燕》和《拓边西北》则已经是本世纪初的作品了。这些优秀的军事战略著作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叫做“体系分析”的大门，我们绝不能停留在他们为我们开拓的这一小块滩头阵地上止步不前。
我们必须向军事历史的深处发起冲击，而不能让类似岳飞这样的英雄人物仅仅挂着“忠义”“精忠”的名号，变相埋没在历史的沙土里。
谨以此即将到来的纪念岳飞诞辰915周年！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
——习近平
（本文编辑部有部分改动）
注释：
①（1130—1137年），国号“大齐”，为北宋叛臣、原济南知府刘豫在金朝扶植下建立的傀儡政权，后为金朝所废。
②此人在史料上记载甚少，在宋金对峙时期并不知名，有很大可能是比较次要的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