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李希光、王清华：“走在新旧西藏之间”——托平夫妇的西藏叙事研究
本文节选自《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题目为编者所加。文章原标题《他们不相信香格里拉神话——托平夫妇的西藏叙事研究》。
作者：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院名誉院长、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王清华，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走在新旧西藏之间”，变换的是时空，不变的是故事内核和基调。在叙事基调方面，托平夫妇沿袭了一贯的传统。托平夫人说：“很多摄影记者都只注意照片的视觉震撼力，而我则更关注美和精神的价值。采访途中，我一直在不停地拍照片，但我尽量回避从政治角度去反映社会，而是更关注文化。我从不拍街头的乞丐。”
从结构上分析，《西藏的辉煌》讲故事的方式像是电视剧里的串珠式结构。串珠式结构是电视剧叙事中常用的一种叙事结构，是指把一系列事件按照顺序编辑在一起，它可以展示较长的时间，如表现一个时间较长的历史事件或一个王朝的兴衰。《西藏的辉煌》所采用的串珠式结构比电视剧的串珠式结构更高一筹，充分展示了传统媒体记者的文字力量。首先，在内容上，《西藏的辉煌》分为9个章节，讲述了西藏多个领域和层面的故事，属于由多个故事组合起来的叙事框架。每段故事相对孤立，但又以托平夫妇的西藏见闻为线索串联起来，以此展示新旧西藏的社会变迁。在时间上，作者以讲述故事为中心，通过描述人们在新旧西藏生活的场景，以描写的方式对比西藏普通人生活的横截面，勾连起西藏社会的“新”与“旧”。这种串珠式的叙事结构，就像是一面面多棱镜，折射出西藏社会变迁的整个图景。
《西藏的辉煌》运用独特和高超的串珠式结构，增强了“新西藏”与“旧西藏”之间的对比叙事，使得新旧西藏的故事得以在时空中解放出来，自如地在历史和现实场景中切换。在《西藏的辉煌》中，每段故事的情节和主人公都是敞开的，可以相互对比、印证和对话。托平夫妇的讲述像一根红线，串联起了新旧西藏发生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们纷纷“开口说话”，托平夫妇使用了大量直接引语并以“对话”的方式展现真实场景，使得发生在雪域高原上的故事变得触手可及且真实可信。这种独特的串珠式结构，使得《西藏的辉煌》这本鸿篇巨制浓缩了新旧西藏的变迁，成就了托平夫妇经典的西藏叙事。
在《西藏的辉煌》中的“布达拉宫：探索达赖喇嘛的宫殿”部分，托平夫妇以场景叙事的手法，展示了发生在旧西藏的“野蛮的统治”。当托平夫妇来到布达拉宫时，描绘了他们看到的现实场景：“布达拉宫如迷宫一般的神圣殿堂中，陈列着无数金光灿灿的金佛，这里流传着丰富的传说和神秘的预言，进行着秘密而魔幻的仪式，隐藏着罪恶的阴谋（more sinister intrigue）和神秘事件（mysterious），这些都是人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不一会儿，我似乎感觉到了神秘幽灵（shadowy apparitions）的存在。”
托平说：“如果说有什么闹鬼（haunted）的地方，那就是布达拉宫。”托平通过引用佛教僧侣西奥斯·伯纳德的一段场景描写展现了布达拉宫的真实历史：西奥斯·伯纳德是已知的最早访问过布达拉宫监狱的美国人，他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1939年参观布达拉宫后，在他的《众神的阁楼》一书里写道：“这座监狱让我想到专门为了捕捉吃人的狮子的牢笼，可怜兮兮的、日渐枯干的生命，被链子锁住的四肢在笼子里慢慢地挪动。我们跟一个关在这个牢里的可怜巴巴的家伙聊了起来。他五年前偷了几只漂亮的箱子，一直被关到今天。不知何日才能被释放。”
托平夫妇参观完布达拉宫之后回到宾馆，一边喝着鸡尾酒，一边望着窗口，托平写道：“从窗口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罗盘般的夕阳刚刚从西边的雪峰后面落下。最后一道温暖的阳光洒在布达拉宫上，宫殿浸浴在绯红的光芒中，尖尖的塔顶也笼罩着一层闪闪的光环。太阳落山了，宫殿逐渐笼罩在阴影之下，犹如处于壮丽而险恶的幻想之中，萦绕在世纪的浪漫之中。”在西方人的想象中，西藏是梦幻的世界，是神秘的、精神性的、充满启示的、非技术的、热爱和平的、道德的、能够通灵的世界。托平夫妇用纪实手法描绘了真实的西藏图景，“香格里拉”式的西藏想象被颠覆和解构。
托平以对比叙事的手法展示了新西藏的现实图景。比如，托平通过一组数据讲述了新旧西藏的教育发展的故事：“在1951年以前，只有少数贵族子女才能在寺庙或一些学校中接受教育，但那之后，教育迅速普及，大约有26万西藏人得以上学或者上大学，其中一些人来到中国其他省份接受更高等的教育。1979年，大多数40岁以上的藏人是文盲。”“光明公社有小学和中学。在1979年，70%到75%的藏族儿童可以上学。自1959年以来，西藏已经建立了6000多所免费小学，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10年里建立的。1979年，西藏共有50所中学、22所职业学校、4所大学和2所师范学院，学生总数约26万人。另外大约800名学生在中国其他省份的医学院学习，1000多名西藏学生在少数民族学院学习。”
在《西藏的辉煌》中的“新旧拉萨”部分，是托平运用对比叙事的典型章节，从这一章起，奥黛丽用一组照片展示了西藏“街上到处都是穿着五颜六色服装的善良的人们。”托平写道：“1960年，老城被清理干净，划分为社区，由委员会监督。”接着，托平夫妇来到故事的主人公——登巴的家中。登巴的家族都是铁匠，如今，他是拉萨市一个居委会的负责人。托平写道：“旧社会的铁匠，像接待我们的主人登巴和其他地位低下的人一样，当贵族和尊贵的喇嘛经过时不敢把眼睛从道路上移开，因为看到贵族和喇嘛的膝盖以上是犯罪。他们必须低声地与上级交谈，并用手捂住嘴巴，以免他们难闻的呼吸污染了空气。他们曾经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命运。”如今，这“不可改变的命运”成为历史，登巴“有一个很好的住处”，托平写道：“房间都很明亮，装饰得很好，铺着地毯，房间内有漆柜子。墙壁和天花板上都贴满了印花墙纸。房梁上挂着已故总理周恩来的照片，旁边挂着纸花。屋后的一张床上毛毯和羊皮堆放得高高的。”
托平夫妇听完登巴家族改变命运的故事之后，来到登巴的邻居家，男主人叫兰格，他是一名32岁的鞋匠，30岁的萨穆是他的妻子，他们有两个健康的孩子。在兰格家，托平采访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写到了旧拉萨的婚姻制度：“下层社会和农奴没有结婚仪式，因此也就没有责任。一个人可以在方便的时候抛弃他的家庭。家庭奴隶、“黑骨头”妇女和其他被遗弃的人没有任何权利。如果一个女人抱怨“违背她意愿的强奸”，她被罚交一枚银币。如果她“同意强奸＇，她必须支付三枚银币。所有的性罪恶都归咎于女人。她不被允许碰喇嘛的衣服。”“难怪下层社会的妇女如此热情地捍卫提高她们地位的民主改革。”托平写道。
在新西藏与旧西藏的对比叙事中，托平使用数据、文献补充、场景描写以及细节刻画来表现新旧西藏的变迁。
1979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上刊登了托平的两篇长篇报道：《西藏为提高生活水平而奋斗》和《拉萨附近公社里的女人讲述了她的生活》。托平一贯善于抓取典型细节，他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以纪实写作的叙事，以场景描写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西藏的故事。
1979年《纽约时报》的涉藏报道是托平在拉萨采访期间发出去的，而报纸的碎片化叙事风格，也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信息需求，有利于打破“刻板印象”。
托平来到拉萨的一所使用现代西医和千年藏医结合治病的新医院，他描写了藏医药的炮制过程、服用方法以及治疗风湿病的藏药浴。托平说，传统的藏药药丸“看起来像大颗烘焙咖啡豆”。托平夫妇还拍摄了画着各种藏药的唐卡照片，描绘了患有肺炎的藏族小孩就诊的场景。托平将这些见闻写进了报道，以《西藏草药补充疗法》为题，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这篇展现西藏医疗情况的报道，不仅展现了西藏医院的日常医疗活动，还把带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藏医药文化告诉了全世界。
托平夫妇在《西藏的辉煌》中，对西藏医疗水平的发展有过描述：“1959年至1979年间，西藏人口增加了约45万。”“40岁以上的藏民普遍青年时期营养不良，表现出缺乏基本医疗保健的严重症状。年轻的藏人在体质上似乎健康得多。中国建立了现代化的医院来为传统的藏药进行补充，并派出了经过6个月培训的“赤脚医生”小组到农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托平的《纽约时报》西藏系列报告是特稿体，通过这种特稿写作，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不同时代、不同侧面的真实西藏，文章短小精悍，契合读者的报纸阅读习惯，有利于通过碎片化的西藏故事，打破对西藏形象的刻板印象。
从个体叙事的角度来展示宏大叙事是有效的叙事手段，是权威叙事方法的平衡和补充。《纽约时报》中的涉藏报道常以个体叙事的方式展现新旧西藏变迁的主题。
比如，在以《拉萨附近公社里的女人讲述了她的生活》为主题的报道中，托平夫人以主妇的日常生活为故事的讲述主线，表现了一位30岁上下的家庭妇女眼中的西藏。“昌巴尤卡是一个30岁上下的健壮丰满的女人，戴着红色的头巾，穿着黑色的长裙”，她“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讲述着她的日常生活”。
托平夫人以神态描写和场景描写介绍了藏族主妇的生活场景，又通过主人公自己的讲述展现了西藏人眼中的西藏生活，文中细腻的描写具有画面感和感染力。此外，托平还通过个体叙事展现了西藏宗教信仰观念的变迁，他讲述了与活佛一起喝茶的故事，以活佛的视角讲述了宗教的变迁。
不管是在《西藏的辉煌》还是在托平的《纽约时报》西藏系列报道中，托平夫妇的叙述视角别致，叙述策略不落俗套。当我们翻开《西藏的辉煌》时，常常以为故事是“没有讲述者”的，“故事在自行讲述”。但其实，“一个象征细节，人物的某个特定动作，都有一种潜在的讲述功能。”并非是“没有讲述者”，而是讲述以隐蔽的方式出现，变换了新的形式。在《西藏的辉煌》中，托平夫妇的叙事视角就展现为别致的“嵌入式”叙事特征。
托平夫妇采用别致的“嵌入式”叙事视角讲述涉藏故事。“嵌入式”叙事指的是在叙事视角上有不同的叙事层次，即有时候是“托平夫妇在讲故事”，有时候是“故事的主人公在讲故事”。在典型的“嵌入式”叙事视角理论中，会有一个总的叙述者，负责讲述或者引出即将呈现的故事，而在下一级的具体故事讲述中，故事将由故事的主人公来讲述。
在《西藏的辉煌》中，托平夫妇作为采访者和见证人，扮演着总体叙述者的角色，通过托平夫妇的采访见闻引出了一系列西藏故事，也串联起了整个西藏旅途中的故事，保证了西藏故事流畅性和主题表达的统一性。但是，西藏故事不仅仅是托平夫妇的讲述，还有西藏人自己的讲述，这就体现出“嵌入式”叙事视角的优势。在《西藏的辉煌》具体的讲述中，托平夫妇也常常“邀请”故事的主人公“开口说话”，让故事的主人公成为“主角”，托平夫妇退回到“记者”的角色，执行“记者”的功能，使用大段的直接引语，让被采访者直接讲述他们眼中的西藏故事。
与俄罗斯套娃类似，嵌入式叙事类似于“故事中套故事”，托平夫妇将这一叙事视角应用到《西藏的辉煌》的故事讲述中，展现了多层次的真实西藏。作为“总叙述者”的托平夫妇，不仅仅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还在很多情况下会参与到具体的叙事之中。因而《西藏的辉煌》所体现出来的“嵌入式”叙事方式与“典型”的“嵌入式”叙事有所不同，这正是其“别致”之处：一方面，可以串联起西藏旅途中的所有故事，另一方面，也给每个故事的主人公说话和展示的机会，使得《西藏的辉煌》看起来有种“西藏人在讲述西藏自己的故事”的感觉，使得作品更具有亲近感和真实性，更容易引发读者的共鸣。
在托平夫妇讲述的西藏故事中，常常使用“第一人称”见证人的叙事视角迅速找到与读者的心灵结合点。比如，在《西藏的辉煌》的开篇“去拉萨的旅程”中，托平夫妇通过与藏族空姐的互动交流，勾勒出藏族空姐的外貌，“她浓密的辫子优雅地搭在肩上，留着卷发刘海”，并借由空姐给托平夫妇的几块糖果，引出西藏缺氧的地理状况，自然地将读者接引到西藏故事的语境中。
在第一人称的讲述中，托平夫妇描绘着他们眼中的西藏故事，给读者以现场感，在牢牢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的同时，润物无声地描述着带有明显个人风格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托平夫妇视角”。这种视角带有“个人亲历性报道”的色彩，读者通过托平夫妇的眼眸去观察真实的西藏，随着飞机缓缓降落到拉萨机场，读者仿佛也随从托平夫妇走下舷梯。
别致的“嵌入式”叙事视角，使得托平夫妇的西藏故事变得有层次，“既自己讲故事”，又能听“别人讲故事”。在《西藏的辉煌》与《纽约时报》涉藏报道中，托平夫妇首先将读者带入故事的情境中，然后，他们退回到“记录者”的角色，执行“记录”的功能，让故事的主人公成为“主角”，让故事中的西藏人直接“开口说话”，讲述“西藏人眼中的西藏故事”。托平夫妇尊重新闻与生俱来的客观性，自觉地使用第三人称的写作手法，以此拉开自己与事件之间的距离，防止将自己的个人意见参与进稿件中。
在采访过程中，托平夫妇一直在“记录”，从不“展开合理想象”，即便是需要背景知识的补充，托平夫妇也是客观地展示来源明确的背景文献，并不掺杂个人想象。比如，托平夫妇在参观布达拉宫时，未能亲眼看到“地牢”，托平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美国人西奥斯·伯纳德关于“地牢”的描述，并清晰地注明文献的来源。
前文已述，托平夫妇“嵌入式”叙事视角的“别致”之处，在于托平夫妇不仅仅只作为“记录者”的角色存在，他们除去真诚地“记录”，偶尔还会讲述一下自己的体会，比如托平夫妇参观过程中也讲述了自己的身体变化，托平写道：“我们惊奇地看着这些令人眼花缭乱却完全无人看守的宝藏。不一会儿，我似乎感觉到了幽灵的存在。”这样的描述并没有破坏报道的客观性，反倒是更能体现故事的真实性，让读者触摸到托平夫妇或震惊或恐惧的心境，并与他们同悲喜。这种真实记录的真诚以及读者共情互动的关照，成就了托平夫妇个性鲜明的写作风格和作品的魅力之处，也成为“嵌入式”叙事视角的“别致”之所在。
在托平夫妇的笔下，不仅采访了代表性人物、让故事的主人公讲述他们眼中的新西藏，并且还常常聚焦于同一个主题，分别采访多位亲历者，以此呈现一个更加真实和完整的西藏图景。如洛朗·理查森所言：“叙事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叙事既是一种推理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模式。人们可以通过叙事“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讲述”世界。”
托平夫妇擅长聚焦典型人物，借用他们朴实的直接引语来展现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托平夫妇在一个故事里着重塑造一个主人公，以主人公单一的视角来讲述他们的经历或者是故事，并选择典型的直接引语呈现在报道中。即便是托平夫妇没有一句评论，读者也会在他们提供的细节中，对主人公的生活场景或性格特点等做出自己的判断。
单一视角的叙述可以让读者更关注正在讲故事的人，能够将读者带入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命运中，使得故事更动人心弦，也更有人情味儿。托平夫妇选取的采访对象典型且有“张力”，既能够与时代大背景建立很好的联系，又能横向连接到其他人物中，自身有着鲜明的特点，能够调动起读者的好奇。
比如，在《西藏的辉煌》和《纽约时报》刊登的托平的西藏系列报道中，托平夫妇曾让这些典型主人公讲过故事：喝茶的活佛、怀抱孩子诉说生活的主妇、为儿子而自豪的老妈妈，以及改变家族命运的铁匠登巴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活且典型，他们眼中的生活更接近于真实的西藏。在这种情况下，托平使用“单一视角”来充分展现主人公的所思所想，这种视角下的故事是西藏人最本能和真挚的表达，是最有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的场景，也最能代表真实的西藏。托平夫妇以单一的叙事视角，聚焦于一个主人公的故事，以点带面反映时代主题，这样最能打动读者，也最容易让读者印象深刻。
托平夫妇在整个西藏叙事之旅中，虽然以一种“戏外人”的态度讲述西藏故事，但是，托平夫妇以好记者的严谨记录，不以偏概全，常就同一主题反复印证，讲述真实和尽可能全面的西藏故事。比如，托平夫妇在讲述铁匠登巴的故事时，出现的讲述者有：登巴、登巴妻子、登巴邻居一家。托平夫妇就同一个主题，在相似的场景中，安排了4个人以上的采访和对话。在采访中，托平夫妇以对话的形式，让被采访者充分参与到采访互动中来。对话本身就是讲故事，且更有利于制造现场感，有利于视觉的呈现，让读者“看到”正在发生，而不是“已经”发生的场景，缩短从新闻到读者的距离，创造出读者也“在场”的感觉。这种对故事讲述者群像的表达，不仅营造了多元视角下的西藏故事，还复原出了托平夫妇当年的采访场景，他们在同一时间共存在同一时空中，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谈论同一个西藏变迁的故事。在对话的相互印证中，勾勒出西藏社会变迁的剪影。托平夫妇笔下的故事能够打动人，这与他们扎实的采访有关，也与他们独特的叙事视角有关。在采访中，对于记者而言，最重要的要素是“观察和聆听，耐心听别人的讲述，得到全面的画面”。托平夫妇讲述的故事很有趣，语言干净、明白无误，善于使用具有画面感的语言文字，更重要的是托平夫妇抓住关键的瞬间，在故事中加入了采访中的趣闻轶事。比如，在《西藏的辉煌》第一章，托平夫妇善意地望着藏族空姐，并将这位16岁藏族空姐的动作和神态记录下来，这一过程颇有戏剧性。托平写道：“她仔细地检查了我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然后用目光扫过衣服的每个细节。”托平写道：“显然，在飞往西藏的机舱中，西方人是不多见的。”这种“神来之笔”的诞生，可以从侧面探知托平夫妇不卑不亢、温和的采访风格，不仅是对采访活动本身的尊重，也是他们谦逊的美好品质的体现。
1980年，托平夫妇合著的《西藏的辉煌》出版后，引起了反响，在一篇发表于《纽约时报》上的有关《西藏的辉煌》的书评中，作者杰·马修斯写道：“西藏不是香格里拉，但它既展现了人类在精神领域可以企及的高度，也暴露了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精神如此堕落。在几乎遥不可及的喜马拉雅山北麓高原上，西藏人创造了他们独特的、充满艺术感的佛教，但这种宗教中的独裁、残酷和愚昧，在世界任何文化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如今，在《西藏的辉煌》出版40年之后，达赖依然把1959年前的西藏描述成纯精神的王国，许多西方媒体、小说、电影也把旧西藏比喻成“香格里拉王国”。沈卫荣说：“想象的西藏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现实的西藏，如果一定要将想象的西藏作为衡量、评说现实西藏的标杆，时时拿想象中的香格里拉来比照现实中的西藏，这无疑只会加剧东、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而对现实中出现的西藏的种种问题的解决没有丝毫的助益。”从“想象的西藏”到“现实的西藏”，托平夫妇是通过真实地描述西藏的现实，讲述新西藏的故事。要让西方社会了解到真正的西藏，我们需要更多像托平夫妇这样的西方主流媒体记者，像他们夫妻那样敢于冲破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想象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