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利用汉藏文资料，梳理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若干代表性特征，考察了藏传佛教所具有的优良爱国传统，及其在传承西藏优秀文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剖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最后，探析了化解难题并推动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实现路径。【关键词】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历史基础；主要挑战；实现路径【作者简介】张云，1960年6月生，陕西省周至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21年第3期【中图分类号】B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21）03-0005-10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如何凝聚全国各族各界心力，破解意识形态领域诸多深层次难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筑根培基，藏传佛教界并没有置身事外，坚持中国化方向无疑成为核心议题之一。本文拟从历史视角进行考察分析，探究相关问题。
（1）佛教从古印度和内地两路传入吐蕃开启中国化进程佛教诞生于古印度，但是传入中国西藏地方伊始就不单纯是古印度即今尼泊尔、印度一途，而是包括来自中国内地、由文成公主传入的唐代汉传佛教。佛教立足的过程既吸收西藏地方本地宗教苯教的仪轨、神灵和崇拜方式，也持续接受汉传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具有浓郁的青藏高原区域特点、藏族文化内涵，具有中华文化风格。这与印度佛教，无论是早期的原始佛教、小乘佛教，还是后来的大乘佛教相比较，在保持基本教义、教理一致的同时，也出现诸多的变化和发展，可以说同中有异并呈现中国化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为之注入新的活力。在佛教适应中国西藏地方自然环境、吸纳传统煨桑献祭仪式、神山圣湖崇拜、民间文化元素及精神遗产的基础上，又大量吸收了汉传佛教、儒家思想和内地制度文明，乃至多民族风俗。比如，相传由文成公主携往吐蕃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被视为佛教扎根西藏地方的象征，至今被供奉在拉萨大昭寺。金城公主则为吐蕃佛教做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贡献：一是开启了吐蕃的礼佛制度，一是开启了对亡人实施“七七之祭”的风俗。而且在唐朝和吐蕃之间200多年的密切交往交流中，不断与内地汉传佛教互动互鉴，如敦煌禅宗文献的吐蕃僧诤和禅宗在吐蕃的影响，藏文史料中记载的吐蕃使者到唐朝求取汉文佛经，以及翻译汉文佛经的史事等。汉文资料记载中，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吐蕃赞普使者向唐王朝求五台山画样的史事等。由于吐蕃统治者对文殊的信仰，并求取五台山图，该时期敦煌莫高窟洞窟内文殊变多达二十余幅，不但画面增大，人物众多，而且大都画在正壁显要位置上。甘肃敦煌地区曾经成为唐朝多民族文化的一个中心，也是唐蕃宗教和文化互动交融的中心，管·法成（འགོས་ཆོས་འགྲུབ）用汉文写成的《大乘稻芉经随听疏》中，既融入了智军所撰《见地差别论》中般若中观的思想内容，又吸纳了汉传佛教中宗密五教与窥基八宗中的诸多名词概念，这是汉藏佛教般若中观沟通的标志性文本，是藏传佛教思想领域实现中国化的典型案例，被认为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梵文佛经的汉译、藏译，以及汉文佛经的藏译和阐释，本身就是不断推进佛教中国化的组成部分。
（2）后弘期藏传佛教教派的形成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10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萨迦派等相继建立，出现了与吐蕃佛教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即从吐蕃佛教强调对佛祖的崇拜，演变为强调对本派祖师的崇拜，强调视师为佛；各教派所崇奉的祖师，除了教法上追溯到印度密法的大成就者之外，还有仲敦巴、玛尔巴、米拉日巴、塔波拉杰、萨钦贡噶宁波、三素尔（ཟུར་གསུམ）等西藏本土的祖师，这是佛教西藏地方化，即中国化的重要标志。藏传佛教后弘期兴起的教派还受到汉传佛教禅宗等的影响，特别是宁玛派。宁玛派的法术掺杂了苯教的内容（其中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印度教的内容），其核心教义则类似内地的禅宗。下路弘传为喇钦·公巴饶赛授戒的五位上师中，其中两位是汉传佛教的和尚果旺（ཀོ་འང）和基班（གྱི་བན）。该地区更是汉藏各族长期杂居、宗教文化相互密切交流与影响的地区，这些都为藏传佛教注入新的活力。这一时期是佛教本土化、中国化的重要历史阶段。（3）西藏地方的政教制度是封建农奴制社会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特征佛教自传入西藏地方之日始，就与王朝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传说拉妥妥日年赞时期有物自天而降，成为赞普王室的“玄秘神物”（གཉན་པོ་གསང་བ）。松赞干布时期，佛教正式由古印度和唐朝祖国内地传入西藏地方，是通过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分别携带释迦牟尼8岁、12岁等身佛像和佛教经典等，并相继建立大昭寺和小昭寺来实现的。吐蕃王室是佛教最早的传播原点，王室成员特别是王后是最早的信奉者，而赞普松赞干布的支持则是佛教立足西藏的关键因素。在赞普赤松德赞（ཁྲི་སྲོང་ལྡེ་བཙན།“挲悉笼腊赞”）的大力支持下，迎请今孟加拉国高僧（寂护，Bodhisattva，又名静命）前来传法，遇到阻碍后，后者建议赞普另邀请乌仗那国（今巴基斯坦西北斯瓦特）人莲花生（Padmasambhava）前来传法并主持修建西藏地方第一座正规寺庙桑耶寺，剃度吐蕃贵族子弟7人（所谓“七试人”）出家，使佛教在西藏地方得到初步发展。赤松德赞还主持印度渐悟派和内地禅宗顿悟派之间的辩论，支持佛经翻译和佛教人才的培养，并在经济上支持佛教在西藏地区的传播。史载，“诰命僧臣位列众大臣之首，佛法之敦萨（འདུན་ས）当列在小敦萨之上”。到赤祖德赞(ཁྲི་གཙུག་ལྡེ་བཙན། 赤热巴巾，汉文史书作可黎可足，802—838)时期，把推崇佛教和僧人参政发展到极致。江浦寺石碑记载，赞普天子赤祖德赞恩诏，在堆龙江浦地方建寺，立三宝所依处，住在比丘四人，作为寺院顺缘之奴户、土地、牧场、供器、财物、牲畜等一并交代寺院，作为赞普赤祖德赞常川不断的供养。赞普赤祖德赞以前，佛教虽然拥有奴户但没有土地、牧场、牲畜。到了赤祖德赞时期，赐予一些寺院土地、牧场、牲畜等。赤祖德赞还将决定王朝军政大事的核心权力交给僧相（钵阐布，བན་དེ་ཆེན་པོ། 意为“吐蕃宰相沙门”，又称钵掣逋）勃阑伽·贝吉云丹（བན་དེ་ཆེན་པོ་དཔལ་གྱི་ཡོན་ཏན）等人，让高僧掌政，开启了西藏地方政教紧密结合的历史进程。他还采取了更加极端的措施，“有些人对于僧人进行目瞪手指。有些人向赞普做了禀告，赞普听后随即下令，‘对于僧人不准这样行事，对这种人要挖其眼断其指。’”最后，在吐蕃末位赞普达磨（དར་མ）时期，深感过度崇奉佛教给吐蕃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带来的巨大危害，转而采取极端措施毁灭佛教，阻断了佛教在西藏地方迅猛发展的进程。事实表明，吐蕃时期西藏地方的佛教无论兴衰成败都与当时的王室关系密切，也与王朝的政治密不可分。元明时期是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重要形成时期。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地区出现大政权、小政权各自为政，相互对立的局面，百姓生活困苦，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救赎和解脱，加之一些高僧大德不遗余力地推动，促成了佛教在西藏地区的后弘和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相继建立。当元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端统一西藏地区时，就必须面对政教关系紧密结合的局面。1247年，通过与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凉州会谈解决了西藏纳入大蒙古国暨元朝统治之下的重大问题。1260年忽必烈称大汗，封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教主，统天下教门，提高了其宗教地位。至元元年(1264)，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设立总制院。至元二十五年(1288)，尚书省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根据唐朝时期在宣政殿接待吐蕃使臣之例，奏请更名为宣政院。在管理西藏事务中，都把政教结合起来，“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从这里可以看到，正是西藏当时的实际，以及元朝的政策促成了政教合一局面的出现。明朝虽然采取了多封众建的政策，但是册封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以及阐化、辅教、阐教、赞善、护教“五教王”，都进一步推动了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进程。清代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完成时期。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采纳第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的建议，授权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建立噶厦，与钦差驻藏大臣一起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一切事务，促成了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最终完成。在这一制度之下，上层僧侣阶层作为与官家、贵族并列的三大领主之一，成为占人口5%、剥削压榨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的封建领主，一直到1959年噶厦被推翻才结束他们的统治。在这一制度下，高级僧侣担任地方行政首领，或者拥有行政权力，但是这一切都是由朝廷授予的，在西藏地方上层发动武装叛乱后也被中央政府所废除，体现了政权大于教权并主导教权的客观现实。与此同时，作为世界佛教中独有的首领传承方式——活佛转世制度也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之一。在它诞生之初，就是由元宪宗蒙哥汗赏赐黑帽、红帽，开启噶玛噶举派这两个系统的传承，而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又不断被赋予诸多政治内容，包括看视转世灵童，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名号等，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大活佛的转世必须通过金瓶掣签产生，并由朝廷最后认定。1936年，民国政府依照清朝旧制，结合实际颁布《喇嘛转世办法》，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的呼毕勒罕掣定后，由该地方最高行政机关呈请中央批准后，派大员前往照料坐床。（4）西藏的民主改革开辟了藏传佛教中国化历史新纪元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反动上层为了维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永远不变，发动武装叛乱，以失败告终。9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在废除政教合一制度之后，对参加叛乱的寺庙的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寺庙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一方面，切实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爱国守法的寺庙，保护人民有当僧尼的自由和僧尼还俗的自由、保护寺庙和文物古迹；另一方面，实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方针，废除寺庙在经济、政治上的一切封建特权，废除寺庙的封建占有、封建剥削、人身奴役，以及寺庙内部的封建管理和等级制度，保障各教派在政治上一律平等。所有寺庙通过选出的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宗教的本来面目得以恢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藏传佛教开启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新途径，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凉州会谈为西藏地方正式纳入元朝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建立不朽功绩南宋嘉熙三年（元太宗十一年，1239），驻守凉州（今甘肃武威）的元太宗窝阔台（1186—1241）之子阔端，后来派大将多尔达（དོར་ཏ）率兵进藏，了解到西藏地区各教派的影响和控制范围的基本情况，并对西藏地方试图抵抗的势力造成极大震慑。多尔达建议阔端（1206—1251）邀请佛学造诣深厚的萨迦派宗教首领萨迦班智达前来凉州会谈。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届63岁的萨迦班智达带着两个年幼的侄子，即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从萨迦寺动身前往凉州，他们一路行走一路与各教派首领交换观点看法，经过两年多的艰苦跋涉，于淳祐六年（1246）8月抵达凉州。次年（1247）1月，阔端与萨班在凉州举行会谈，商定西藏地方归附大蒙古国暨元朝的条件。由此，西藏地方正式纳入元朝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会谈内容，体现在《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之中。淳祐十一年（元宪宗元年，1251）萨迦班智达去世后，他的侄子八思巴继承其遗志，积极参与元朝在西藏地方实施的清查户口、建立行政区划、任命官员等制度建设，为元朝实施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西藏地方历史上，有不少的宗教界人士包括一些高僧大德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维护中央王朝统一和西藏地方稳定当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元朝时期，国师八思巴继承伯父萨迦班智达的遗志，积极为元朝在西藏实施行政管辖不辞辛劳，殚精竭虑。他所做的法事活动不仅有祈祷皇帝和王室成员身体健康、四时吉祥，也包括消除国家遭遇到的自然灾害，祈求国泰民安。他还在《彰所知论》中阐发了元朝统治者合法性的思想，并通过讲法把元朝中央的政策、内地中原文化等传递给吐蕃地方，推动中央政策的落地生根，切实增强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清朝时期，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逆事件发生后，七世达赖喇嘛得知其心腹洛桑扎西（བློ་བཟང་བཀྲ་ཤིས། 罗卜藏札什）等人纠集部分不法分子试图谋害两位驻藏大臣的消息后，立即派人设法保护傅清和拉布敦两位驻藏大臣。而获悉两位驻藏大臣及身边侍从被害后，达赖喇嘛十分痛心，立即命令西藏各地追捕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余孽。他还积极将幸免于难的驻兵和在拉萨经商的内地商人200余人安置在布达拉宫，火速通过驿站向乾隆皇帝上奏详情。大将军福康安根据乾隆皇帝的圣旨，准备起草《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立刻表明态度：“卫藏诸事，上费大皇帝天心，定立法制，垂之久远，我及僧俗番众，感切难名，何敢稍有违拗。将来立定章程，惟有同驻藏大人督率噶布伦及番众等，敬谨遵照，事事实力奉行，自必于藏地大有裨补，我亦受益无穷。” 乾隆六十年（1795），驻藏大臣松筠（1752—1835）遵照皇帝旨意，劝导八世达赖喇嘛和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减免或豁免百姓多年积欠的赋税，均自觉奉行。清光绪十四年(1888)，抗击英国入侵的西藏地方僧俗人民坚定表示：“所有隆吐山撤去卡房兵役一事，无论如何，实多碍难，断不可行。小的番民人等，纵有男绝女尽之忧，亦无一语变更。”尽管装备和实力对比悬殊，战斗很艰苦并付出巨大牺牲，但是没有人退缩投降。光绪三十年（1904）4月11日英军侵入了江孜，在攻占乃宁寺后，接着向紫金寺发起进攻。两寺的僧人使用原始的武器与英军展开殊死的战斗，虽然战败了，但是僧众所表现出的舍生忘死、守卫家园的大无畏精神却令人崇敬，永载史册。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藏传佛教界首领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曲吉尼玛、喜饶嘉措等高僧大德均以不同的方式号召僧俗民众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或者出钱捐物，或者唤起民众抵御外辱，祈祷国家和平安宁。藏族民众捐献羊皮袄达10万件之多。1938年秋至1939年春，有百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称之为“僧人连”，用伟大的牺牲精神践行护国利民的真实内涵。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不丹发生战争，不丹国王请六世班禅洛桑贝丹益希写信调解。六世班禅对波格尔强调指出，不丹是中国藩属，而西藏属中国领土，一切要听从中国大皇帝的圣旨办事。同时拒绝波格尔提出的英国与西藏建立联系、通商和介绍到拉萨见驻藏大臣的请求，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尊严。1923年，九世班禅罗桑曲吉尼玛受噶厦迫害来到祖国内地，多次发表《西藏是中国领土》的演讲，呼吁各界关注西藏边防安全。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奔走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向沿途僧俗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抵御外来侵略。1937年，抗战形势严峻之际，九世班禅还从玉树捐献3万元，购公债2万元，并动员行辕全体同仁踊跃捐款，支持前线，并慰劳抗战将士及救济伤兵与难民，表现了一位爱国高僧应有的崇高风范。五世格达活佛更是支援红军、拥护中国革命事业的模范，他亲自行动，征集大量粮秣、皮毛等帮助红军解决衣食困难，将当地辣椒、青稞酒等拿来为红军御寒，并为红军做向导、做翻译，动员一大批青年踊跃参加红军，被朱德总司令称为“红军朋友、藏人领袖”。1950年，已担任西康省政府副主席的格达活佛自告奋勇地前往昌都劝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最后被分裂主义分子迫害致死，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3. 藏传佛教为传承西藏优秀文化、丰富中华文化宝库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西藏地方传统教育主要是寺院教育，在培养的人才中各教派僧侣、活佛占据较大比例。大家熟悉的藏文历史名著，如元代著名佛学家布顿·仁钦珠不仅是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的编纂者、《布顿佛教史》的作者，还是夏鲁派（布顿派）的创立者。同时代，曾经担任元代蔡巴万户最后一任万户长的蔡巴·贡噶多吉，退职后出家为僧，于元至正六年(1346)完成《红史》一书。完成藏文史学名著《贤者喜宴》的巴卧·祖拉陈哇则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支系第九世活佛。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著有史学名著《西藏王臣记》一书等。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所著《萨迦格言》，被公认为格言体诗歌的代表作，开启了西藏格言体诗歌的先河。《萨迦格言》全书皆为四句七言的诗歌，主要表达作者处世原则、人生哲学、道德观念、佛教教义和佛学思想等。在当时即产生巨大影响，后世学者纷纷效仿，从而形成藏族作家诗歌中的又一个流派——“格言体”诗歌。国师八思巴遵照元世祖忽必烈之命，根据藏文(梵文字母体系)创制了能够“译写一切文字”的蒙古新字，在至元六年（1269）颁行全国，用来拼写蒙古语和译写当时国内各个有文字的民族语言，如汉语、藏语、维吾尔语等，被称为“国书”，俗称八思巴字。现存八思巴字文献，拼写蒙古语和汉语的碑铭各有20余通。另有拼写蒙古语的牌符，拼写汉语的官印、铜钱、钞币及其他文物，拼写藏语、回鹘语只有少量佛教文献。传世抄本《蒙古字韵》是八思巴字与汉字的对照字典。《事林广记》所收《蒙古字百家姓》为八思巴字、汉字对照本。杨耐思先生指出：“用拼音文字译写汉语所形成的全面的汉语拼音系统，从前的学者总以为始于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等制定的罗马字汉语拼音方案。”“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利玛窦、金尼阁之前350多年，距今740多年的元世祖时代，就有了用拼音文字拼写汉语的拼音方案，那就是八思巴字汉语拼音方案。”指出其在中国拼音文字发展史上的开创性意义。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出生于西藏南部门隅地区，熟悉藏南农村风情，深受门巴族民间文学熏陶。他在复杂环境中成长的经历、矛盾冲突的心境和过人的才智，让他在与传统抗争中写下了不少不朽的诗篇，成为传世的文学经典。此外，在西藏传统的寺院建筑工艺、天文历算、唐卡绘画、藏族医药学等方面，出现过许多出色人物和有影响的著作，其传承者和撰著者很大一部分人就是藏传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与学问家，他们用自己的虔诚、坚守和创造，为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藏传佛教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既因为佛教是外来宗教，伴随佛教传入中国的归根到底是一种外来文化，它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开启中国化进程，必须要适应中国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还是上座部佛教，其在中国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都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及其产物。这个问题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以何种方式融入中国土壤、如何更适应中国社会和主流文化的问题。在藏传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接受西藏地区苯教和民间民俗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原地区包括王权和大一统思想、儒家忠孝仁义礼智信观念思想等。应该说，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有着较为成熟的历史经验。与此同时，藏传佛教也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包括在思想政治领域政教合一制度的余毒、教义思想方面易于引发虚无悲观的消极情绪、信仰观念方面缺乏正确的宗教观和信仰观、宗教仪轨方面存在着影响身心健康的不良习惯，以及管理方面的其他问题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更突出的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旧西藏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不同等级的人所享有的社会权利截然不同。作为三大领主之一的上层僧侣在对农奴和奴隶实施精神控制的同时，还直接参与了对广大农奴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在《百万农奴站起来》中记载：“哲蚌寺收入的四分之一来自高利贷，借贷利息原本为百分之二十，但经过许多条件之后，实际利息要大得多，粮斗所制造的差只是其中之一。……当这种债务或其他积累成山的债务还不清时，就可能出现‘以人抵押’的后果，抵押者从此沦为奴隶，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在恶劣的条件下抵押者很难存活下来的。”当时刑罚非常野蛮残酷。像剜目、割鼻、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寺庙之一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残酷刑具。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落后残酷的旧制度，消除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影响同样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藏传佛教的中国化就包含着去封建化的内涵，而且不会一蹴而就。其次，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入侵西藏，制造了“西藏问题”并在西藏地方上层培植了一股分裂主义势力，西藏地方的一部分宗教上层扮演了分裂主义势力的帮凶。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担任摄政的三世达扎·阿旺松绕等就受英国人黎吉生的教唆，残害爱国的五世热振呼图克图（1912—1947），设立旨在分裂祖国的“西藏外交局”，并在1948年派分裂急先锋夏格巴组织所谓“西藏商务代表团”出访印度和欧美，争取帝国主义对“西藏独立”的支持。1949年7月8日，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合谋，制造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的事件（即“驱汉事件”）。十四世达赖的副经师赤江后来也策动了康区发生的叛乱活动。因此，在西藏地方清除分裂主义思想在藏传佛教中的余毒和影响同样是一个重要任务。第三，1959年3月，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发动了旨在保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永远不变的武装叛乱，西藏地方半数以上的寺庙和数量众多的僧人参加了叛乱活动，这些寺庙不仅成为叛乱的策源地，相当一部分上层僧侣还是叛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当时，毛泽东就指出，“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哲蚌寺就是这样的寺院之一。民主改革中，对参加叛乱的寺庙的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寺庙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解决了僧侣农奴制赖以剥削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们参加叛乱既反映出寺庙和当时僧众群体的复杂性，也体现出清除其思想深处的分裂主义余毒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这也被后来的西藏历史发展所证实。特别是2008年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和2011年以来发生在四川、青海、甘肃等涉藏地区的僧人自焚事件，反映了藏传佛教中依然存在着不适应社会发展，甚至与社会进步相冲突的内容。一少部分人甘心接受境外“藏独”分裂势力的操控，制造事端，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存在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潮流不适应的情况。此外，较长一个时期以来，十四世达赖时常在境外宣称，要恢复所谓的印度的“那烂陀传承”，其用意一方面是为了在印度社会发挥某些影响作用而彰显自身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则是试图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而动，在西藏和四省涉藏地区宗教界和信众中制造纷争和事端，破坏民族团结和地区稳定。前些年藏传佛教中暴露出的假活佛乱象、商业化问题、个别僧人活佛“借佛敛财”问题，乃至干涉教育、司法等问题，都需要在推进中国化和其自身建设中得到解决。通过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藏传佛教界绝大多数寺庙和僧尼遵法守戒、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在某些方面还未完全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还存在着包括旧的封建残余影响，不适应信教群众精神需求、时代进步的问题。从促进藏传佛教健康发展进步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目标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高度来认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要求。历史上藏传佛教界可谓高僧大德辈出，像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八思巴、喜饶嘉措、十世班禅大师等，都是坚定地把佛教中弘法利众、护国利民的思想付诸实践，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藏传佛教界不仅要学习历代高僧大德的精湛佛学造诣，更要继续传承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之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践行并引导僧众和信徒，做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参与者和模范执行者，自觉抵制形形色色的分裂主义势力的教唆和误导，切实防范境外“藏独”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思想渗透，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藏传佛教历史上形成的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这是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最重要和最具体的表现。 2. 适应时代发展进步需要，与当今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相适应
社会主义社会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方向和最广大群众的利益。藏传佛教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为基础，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建设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藏传佛教思想体系、制度体系、教育体系，在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方面下功夫，努力使藏传佛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团结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与党同心同德、与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共筑伟大中国梦的重要精神推动力。这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藏传佛教解决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实现自我革新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途径。 3. 与时俱进，不断满足新时期广大藏传佛教信徒的精神需求
找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教理依据，把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与人民利益至上原则统一起来，以适应时代发展寻找利教利民的弘法契机，在佛学思想、教风建设、文化传统等方面更加突出中国风格和时代特色，以崭新的面貌弘扬和传承藏传佛教的核心信仰、教规教义、闻学思修与精神境界，加快藏传佛教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全面深入地融入中华当代文化。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慈善公益，在疏导信教群众精神和心理压力方面发挥作用，积极传播正能量。同时还要在有利于团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减轻群众负担，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方面发挥教化引导作用。藏传佛教界一些代表人士已经开始在西藏群众脱贫致富、慈善公益、绿色环保、和平和睦等方面积极作为，业已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4. 发挥自身优势，掌握好国家通用语言，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由于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在西藏地方实施因俗而治的政策，加之教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外国插手和分裂势力的破坏，西藏与内地的交往交流受到很大阻碍。当前，在国家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之际，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成为实现伟大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而作为西藏地方传统知识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以及对信教群众行止具有较大影响的藏传佛教高僧大德，无疑不能置身物外，只做一个旁观者。要提高佛学造诣，掌握国际国内政治、现代科学、法律等知识，积极开展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及其他宗教的交流，做一个适应社会进步的学问僧、疏解隔膜的沟通者和交往交流交融的推动者，都离不开掌握国家通用语言这个基本条件。 自身建设是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可持续的根本。鉴于藏传佛教历史上曾经和现在依然存在的诸多问题，全方位推进藏传佛教思想建设、教风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要不断剔除在藏传佛教中千百年积淀的封建糟粕、迷信愚昧思想，促成藏传佛教自我革新、自身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要按照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代表人士，为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提供人才保障。要不断创新培养模式，完善藏传佛教三级学衔制度，优化宗教人才的层次和结构，既培养一支规模适当、质量过硬、梯次合理的基层教职人员队伍，也培养一些大德高僧。以推动藏传佛教在坚持中国化方向的道路上实现自身的成功转型，以及在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健康发展。藏传佛教的教义阐释工作已经取得一些初步成果。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共同推动下，《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究文集》已经出版8辑：第一辑“爱国、守戒等”（2012年），第二辑“藏传佛教与精神文明”（2013年），第三辑“藏传佛教与平等思想”（2014年），第四辑“藏传佛教与戒律建设”（2015年），第五辑“藏传佛教与和谐思想”（2016年），第六辑“藏传佛教与友善思想”（2017年），第七辑“藏传佛教与诚信思想”（2018年），第八辑“藏传佛教与爱国思想研究专辑”（2019年）。2020年的教义阐释围绕“坚持中国化方向，奉献社会，利益人群”的主题展开，接下来要更多地依靠藏传佛教高僧大德和代表人士积极努力，在挖掘符合时代精神内涵、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的同时，既在理论上创新，又能将最新成果转化为推动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巨大动力，并付诸社会生活实践。事实上，以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为首的藏传佛教界一批代表人士，在十世班禅推动藏传佛教自身改革的基础上，以爱国爱教为初心，以护国利民为使命，着眼把藏传佛教的再度弘扬与时代的发展、人民的期盼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相结合，契理契机、身体力行，积极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参与者、建设者，在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和谐安定、提升人们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方面，业已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清晰地传递出新时代藏传佛教的新发展、新气象和新希望。 6. 加强依法管理，坚持“导”的工作原则与政治引领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要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坚持独立自主自办、不受境外势力操控，牢牢掌握寺庙管理领导权。完善寺庙僧尼入寺、学经管理、财税监管等制度，探索建立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的管理机制，提升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这就对藏传佛教管理者提出了相关专业知识、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方面的更高要求。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明确了目标和路径，谁来承担责任呢？中央明确党员干部要担负责任，并且先从锤炼自身本领做起，自觉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藏传佛教知识，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在哪些方面着力呢？包括教育引导信教群众移风易俗，普及现代教育和科学技术，帮助群众树立美好生活信念、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依法管理、坚持“导”的方针、提高治理能力、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使之成为促进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有力保障，藏传佛教必将进入一个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适应社会文明进步、满足群众信仰需求和自身充盈真善美正能量的更加美好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