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观点｜宗教】拉先加：中国化视野下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的历史及本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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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视野下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的历史及本土特点
拉先加
作者简介：
拉先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
摘要：佛教在西藏经历了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发展阶段。吐蕃时期的佛教在西藏历史上处于初步传播时期，尚未形成鲜明的西藏本土特点。到了后弘期，佛教开始形成不同的传承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几个教派，开始融入诸多西藏本土特点和因素，从而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文章提出教派的形成是佛教在西藏顺应社会局势变化之结果，并从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思想文化三个方面加以论证；另外文中提出了教派形成所彰显的三大本土特点，即创始人有僧有俗、教义经典各成体系、多样性传承方式形成；还归纳了教派形成的几个重要影响，即推动政教合一制度产生、催生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涌现众多佛学大师和经典著作、丰富西藏文化的内涵等。通过归纳和分析，阐明藏传佛教教派的形成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一、教派的形成顺应了西藏社会历史的发展
（一）教派的形成是西藏社会在政治上从统一的吐蕃政权走向分裂割据时代的结果
（二）教派的形成是西藏社会在经济上从奴隶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结果
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的史料中，经常出现这些教派最初形成过程中经济因素方面的相关记载。其中，教派的主要教法传承与学习方面，也需要依靠一定的财力支撑。比如宁玛派创始人“三素尔”之一素尔波且“曾向卓弥译师献金百两，从受道果教授” ，谈到素尔穹时，“他从素尔波且学了不少教法，但不能得到秘法传授（当时传密法要收不少钱），素尔波且就让他和一个有钱的寡妇的女儿结婚，利用他们的钱来学习秘法” ；比如噶举派的创建者之一米拉日巴的传记中写道：“我送一钱金子给瑜伽士，他很高兴离去。献七钱金子给师母，供养上师三两” 。其次，在各教派主要寺庙修建的史料中，我们也能看到地方世俗势力提供经济支持的记载。比如噶当派的祖寺热振寺得到达木地方的头人们的资助；萨迦派的祖寺萨迦寺得到昆氏家族的资助；噶举派的丹萨替寺和楚布寺的修建背后也有世俗势力的经济资助等。这些历史体现了某一教派的形成是依靠一定经济基础的，也间接地显示了后弘期教派的形成是西藏社会从奴隶制度走向封建制度的结果。
（三）教派的形成是在思想文化上弃苯灭佛后主流思想文化处于真空和混乱的结果
二、教派的形成彰显了三大本土特点
（一）创始人有僧有俗
纵观国内外佛教传播发展的历史，主要传承者为僧尼身份者居多，很少有俗人直接成为某一宗派的创始人或传承者。在藏传佛教史上，除了僧人之外，各教派最初形成过程中有很多俗人身份的人起过重要作用。宁玛派形成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三素尔”中，“小素尔”索尔穹·喜饶扎巴一开始也是俗人，不是出家僧人；被称为噶举派祖师的玛尔巴译师，也是俗人身份；萨迦派的萨迦五祖中有三人是俗人身份；噶当派的仲敦巴也是俗人身份。这些现象说明藏传佛教教派形成过程中，有世俗势力的加入，进一步加深了藏传佛教世俗化，巩固了政教合一制度的根基。
具体而言，关于宁玛派的创建者，《郭扎佛教史》中记载：“素尔波且·释迦迥乃在后弘期建立了旧密佛法的根基，素尔穹·喜饶扎巴延展了它（这一教派）的枝节，素尔·释迦僧格使它变成了叶茂果硕。” 上述这三人是历史上公认的宁玛派开创者，史称“三素尔”。史料记载，这三人中“小素尔”的身份不是僧人，而是俗人。文献记载：“在一个叫康安的地方，素尔波且有个富裕的母女施主，于是命素尔穹入赘做这一家女儿的女婿。（素尔穹）表示自己不愿娶妻，没同意。（素尔波且）劝道佛祖允许和阻止什么我最清楚，你先利用他们的财产在我这里请示灌顶，著述立说，可以给你传授全部的佛法。如此，这两位（母女）也积了德，你也可以完成心愿，何乐而不为。” 宁玛派历史上出现俗人身份的教派创建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与宁玛派修持的教法主要是密宗有关。旧密开创者莲花生大师也是俗人身份，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弟子均可以在家以俗人身份修此法。另外，密宗传承的方式大多以家族传承和父子传承为主，故此教派创始人出现俗人，从而形成本土特色。噶当派的创始人仲敦巴最初前往康地师从赛尊修习佛法，后来又师从阿底峡尊者。1054年阿底峡逝于聂塘，仲敦遂成了阿底峡大部徒众的首领和师长。1056年年初，仲敦率众到热振地方，修建了标志着噶当教派形成的热振寺。但很多文献都记载他只接受了居士戒，终身未接受比丘戒。被誉为噶举派祖师的玛尔巴大师出生于洛扎一个富足人家，据其传记记载，他曾前后去印度三次、去尼泊尔四次。“他一生并未出家，除授徒外，还从事经商、种田。” 上述这两大教派的创建者中出现俗人的原因，可能与当时佛教尚未恢复完善的戒律系统有关，更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以家族为中心弘扬佛法，导致很多人同时承担着家族事业和佛法事业的双重任务有关，体现了教派形成过程中世俗势力的参与。关于萨迦派的形成，史称“萨迦五祖”的五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五人中，第一祖贡噶宁波、第二祖索南孜摩、第三祖扎巴坚赞3人为俗人，娶妻生子，其余的第四祖萨班贡噶坚赞和第五祖八思巴是僧人身份。萨迦派的形成中出现僧俗并存的情况，主要在于萨迦派以昆氏家族为核心，家族势力和教派势力合二为一，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关系，即家族兴衰决定了教派兴衰；内部掌权者不仅要顾及世俗政治利益，同时还要兼顾其教派利益，从而有了其教派创建人中出现了宗教和世俗双重身份的人。
总之，藏传佛教各大教派形成过程中除了僧尼之外，还加入了一些世俗身份的人士，充分说明佛教在西藏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具体局势，出现了僧俗共同参与佛法传播的历史特点。
（二）教义经典各成体系
与吐蕃时期的佛教不同，后弘期佛教在西藏的传承与发展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局面。首先，后弘期的佛教复兴有了不同的渠道，其中最主要的内部渠道有两个，即“下路弘传”和“上路律传”。“下路弘传”主要是沿袭吐蕃时期的旧密法，所用的密教经典被称为“旧密咒”；“上路律传”所依据的是后弘期时翻译的印度佛教密宗经典，史称“新密咒”。这种密宗修习所依据的经典传承的不同，是西藏出现不同宗派系统的最初原因之一。另外，后弘期开始，大量的佛教学者从印度、克什米尔等地方来到西藏，同时西藏本地也有大量学者前往这些地方学习佛法，归来后成为佛教在西藏复兴的主要力量。这个过程中，由于各自师承不同，所依据的佛教经典和对其理解、证悟方式也不一致，故此出现了对同一宗教的不同的学修方法和体系，这也是各教派形成具有各自特点的教义经典系统的主要原因。
1.宁玛派以“九乘”为主要教义，形成了“大圆满法”的修行目标 在藏传佛教诸教派中，宁玛派自誉为历史最悠久的教派，其依据是这一教派所传承的教义源自吐蕃时期的莲花生大师所传教法。虽然其作为教派产生于11—12世纪，但通过民间密咒师的传承和伏藏传承等形式，该教派一直在修习和继承吐蕃时期所译的密咒经典和仪轨传统，直至“三素尔”时期。从教义经典看，“三素尔”的贡献在于把原来散落于民间的密宗经典传承进行系统化的整理与归纳，确认和规范密宗修持的理论。后来，“三素尔”所传的教法成了宁玛派的经典传承，它的内容主要由“幻变”和“集经”两部教法所构成。后来逐渐形成了以“心品”为主的密宗教法，并分化成3个系统：第一个系统称为“心部”，第二个系统是“界部”，第三个系统是“教授部”，另外每一部下面又有3个子教法系统，形成了所谓的“九乘”佛法。宁玛派把最后一个教法系统，即“教授部”称为“大圆满法”，确定为所有修持宁玛派教法的最高境界。如此系统化的密宗教法体系的形成，是宁玛派对佛教密宗教法的主要贡献，也是从教法修持方面使佛教进一步在西藏实现本土化的有力佐证。
2.噶当派以“三藏”教义为准则，树立了佛教修习新风 以“噶当”一词命名教派的名称，能够透析该教派对佛法教义方面的修持态度。史籍对“噶当”一词做了解释：“对如来教言，不舍一字，悉了解为教授之义” ，“此派乃是将如来的言教，即三藏教义，一切无遗的都摄入阿底峡尊者三士道次第的教授之中，作为修习，所以名为噶当巴” 。这一教派是后弘期最先创立的重要宗派。该派重视一切佛教经论，对藏传佛教修学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教派建立时期，有文献记载“雪域藏地出家僧人虽然很多，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以修持密法为名，从事淫乱活动，又有一些人宣称不修密法，只靠性空就能涅槃成佛，别解脱戒的教法虽有传播，但学习菩萨行的人很少，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应该寻求一位能破除这些罪行的大班智达来藏……” ，面对这种局面，噶当派的教法首次较为系统地整顿了佛学次第和修习过程。该派主要以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为主要学习经典，提出显密结合、先显后密的佛教教学内容与程序。曾分为教典、教授、教诫三个支派。
3.萨迦派以“道果法”为核心教义，建立本土化的教义思想体系 “道果法”在萨迦昆氏家族中的流传可以追溯至后弘期著名的卓弥大译师。萨迦派昆·贡却杰布师从这位大译师，获得了“道果法”的传承，从此该教法成为萨迦派的主要教义思想。所谓“道果法”，是持“明空无执”或“生死涅槃无别”之见，即亲证内心实相，其理论基础在于承认众生皆有佛性，正因为众生在基位上具有成佛之因，即具有如来藏佛性，所以才有修佛之道和成佛之果，殊胜的道果法才流布人间。轮涅无别之见不仅是萨迦派修行证悟的殊胜见解，更是修成佛果的最高境界。关于萨迦派的教法思想体系对佛教的贡献，“概括起来说，这一思想体系是以多元一体格局为特征的；从分体上看，它来自印度佛教的诸种宗派和诸多经典。然萨迦派的佛教思想体系这样一个整体格局，则在印度佛教中似难找到。因此，从整体上看，萨迦派佛教思想体系又非源于印度……萨迦派佛教思想的这种超越门户之见、兼采诸宗学说、综合创造体系的特点，可视作藏传佛教藏族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
4.噶举派以“大手印法”为特殊教法，融入了民族智慧 噶举派之含义可依藏文字面解读为其教法依靠师徒之间口耳相传来传承，故得此名。《土观宗派源流》中记载：“因为此派是以领受语旨教授而为传承的原故。” 这一教派主要以“大手印法”为其显密方面的核心教义。因为该派支系繁多，教法系统也枝茂叶繁。关于显教方面“大手印法”的思想框架是基于“止观”学说建立起来的，认为“修空主要在于修世俗心体，修心却不仅仅是讲解经典，广研教理，在空洞的佛学名相上纠缠以度过一生，而要做到‘定慧双修’，‘止观并重’，即佛教理论和佛教实践相结合”。密教方面的“大手印法”，“是指风息入住，融于中脉后所生的大乐光明，这是最有名的《七部修法》《三种要义》中所诠释的中心意义，是一切无上瑜伽续部中的精要之法”。 在各教派的教法中，噶举派的教法思想被认为是最具本土化特点的教法思想体系之一。有学者认为噶举派的教义思想本土化方面为：“……噶举派并没有把印度佛学中的心性修养原则原封不动地搬来单纯‘移植’，或按印度佛经照本宣科，而是借助于自己原有的藏族思想底子和修行实践的程度去理解和接受的，因而使心性问题民族化、大众化，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反映了藏族佛教哲学前进的足迹，也表现出了藏族佛教哲学家所具有的某种独创性。”
除上述几个教派之教法外，觉囊派的“他空见”教法、觉域派的“断”之教法、希解派的“能寂”教法、格鲁派的“缘起性空”教法等，不仅继承和弘扬了佛教教义中的重要法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本土特点和民族智慧，使佛教教义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三）多样性传承方式
藏传佛教教派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其传承方式形成了西藏本土化的特征。每一个教派自成体系的教法教义通过师徒传承、主属寺传承、经典文献的学习传承等渠道，在西藏各地获得传播；每个教派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其教义教法被传承、完善、发展，主要寺庙和僧尼数量不断增长，信教群众的分布范围也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中，佛教进一步深入扎根于西藏社会，与西藏的人文地理等深度融合，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中华文化底色的藏传佛教文化。
1.师徒传承 教派形成的历史显示，教法传承方面的保守性和特定性是教派产生的内在原因之一。这种师徒传承，在最初形成教派的过程中产生过重要作用。纵观各大教派形成的历史，教法的传承包括非亲缘关系的师徒传承和带有亲缘关系的家族内部传承。比如，噶当派、宁玛派、噶举派的教法传承具有浓郁的师徒传承色彩，而萨迦派的传承主要以家族内部传承为主。通过师徒传承，各大教派保证了其教法教义和仪轨修持的相对独立性和纯洁性，并形成了教法传承方面的教派特色和本土特点。
2.主属寺传承 除了教派创立者和继承者之外，专属于该教派的主要寺庙的修建，是教派正式形成的标志之一，同时也象征着该教派有了正式的传播中心。从各大教派发展的历史来看，先修建一座寺庙，之后以这座寺庙为中心，继续向周边区域扩大其教派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修建更多规模相对较小的寺庙，而这些新修建的寺庙和原来的中心寺庙之间，基于各种联系和缘由，形成了一种隶属关系，称之为主属寺关系。通过建立同一教派内部各大小寺庙之间层级关系，逐渐形成了该教派的传播发展和教义教规传承的组织系统，形成了教派内部的凝聚力。宁玛派的创建者之一素尔波且·释迦迥乃最初创建了邬巴垄寺，后来“三素尔”中最小的素尔·释迦僧格修建了濯浦寺，作为宁玛派早期的传播中心，该派后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六大母寺，即卫藏地区的多吉扎寺、敏珠林寺，康区的协庆寺、竹庆寺、噶陀寺、白玉寺，这些母寺下辖更多的属寺；噶举派在教派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先后修建了竹丹萨替、楚普寺、蔡公堂寺、帕荣寺、止贡寺、竹寺、达龙寺、雅桑寺、帕绒寺、卓浦寺、玛玛巴寺、修赛寺等主要寺庙，成为该派众多分支的教法传播中心；萨迦派主要以萨迦寺为主寺，后来逐渐形成了俄尔寺、贡嘎寺、那烂陀寺、德格寺等主要寺庙。这些寺庙通过中心寺庙和所属寺庙的修建，开辟了各自教派传承和弘扬的一条道路，形成了佛教在西藏传播过程中的一种本土模式。
3.经典文献的传承 经典文献是教义思想的载体。后弘期开始，藏族先贤对佛教显密教法经论进行广泛翻译的同时，围绕这些经典文献进行学习、研修、阐释、解读，著书立说，形成了具有各自教派特色的数量众多的阐释经典文献。这些经典文献在后来教派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这一教派内部学习和传承本教派教法教义的规范性教材。比如宁玛派经典传承主要为幻变经、集经和大圆满教授传承，其中大圆满教授分心、界、教授三部。到了14世纪，宁玛派大师隆庆然坚巴·智美鄂色（1308—1364）按照大圆满心要传承，造《七宝藏论》，从此成为宁玛派的根本经典；噶当派主要以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为经典文献，同时把“噶当六论” 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噶举派以“那若六法” 作为该派主要的经典教法来传承；萨迦派主要以“萨迦五祖”的著作作为修习教法的经典文献，等等。
综上所述，从11世纪开始形成各教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教派才最终定型，从而也标志着藏传佛教的形成。藏传佛教教派之间的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些差异构成了佛教在西藏发展过程呈现出的本土特点，从而形成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特色。
三、教派的形成产生了四方面重要影响
（一）教派的形成催生了政教合一制度
在分裂割据时代，佛教和地方割据势力缠绕在一起，相互利用、相互扶持，逐渐形成了政教合一制度。“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和藏传佛教及其教派的形成与发展，是西藏分裂割据时期的两大特征，但二者之间并非毫无关联。藏传佛教从其出现伊始就与地方割据势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后弘期佛教之所以能在西藏复兴，就是地方割据势力直接推动的结果。” 除了这种政治上的因素之外，到了后弘期，“各教派的上层人士的经济力量能够发展，而且逐步演变，到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变成了拥有大量土地、牧场、牲畜的力量强大的地主阶级的成员，这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阶级基础”。由此，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经历了最初的形成、发展壮大，形成了以各大教派为主的宗教势力，与地方世俗势力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密切，甚至在有些时空条件下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达到了融为一体的程度，从而形成了具有西藏历史特点的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大大小小的地方性政教合一政权，比如由昆氏家族和萨迦教派结合而形成的萨迦政教合一政权；由朗氏家族和帕竹噶举派结合而形成的帕竹政教合一政权；还有噶举派以蔡巴噶举为主的政教合一体、以直贡噶举为主的直贡政教合一体、以雅桑噶举为主的雅桑政教合一体；最主要的是以格鲁派为主的甘丹颇章政教合一政权等。这些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的形成，构成了佛教在西藏传播过程中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相结合的本土特点。
（二）教派政教势力的发展促使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所独创的，以佛教的缘起学说和‘化身再现’等理论与藏传佛教寺院集团的实际利益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制度。” 随着各大教派势力的日益增强，开始形成独立的寺庙经济，教派和寺庙拥有土地、牲畜、牧场和属民，寺庙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各教派之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激烈竞争和相互兼并。为了在这种竞争中站稳脚根，并使教派兴旺发达，各教派都认识到必须要有一个具备号召力的、相对稳定的教派精英人物，而且要有合适的教派精英人物的传承办法。历史上，师徒传承的方式在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中始终存在，并且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在后弘期，由于教派和地方贵族首领的紧密结合，在师徒传承之外，萨迦派、帕竹噶举等掌握过西藏地方政治权力的教派实行了宗教首领家族传承制，即教派的宗教首领必须是该贵族家族出身的男子，而且自幼出家为僧，被培养成掌管宗教和世俗权力的政教合一首领，这样在家族内部形成政教首领的地位由伯侄相传或者是叔侄相传的局面。当师徒传承和家族传承不能完全适应西藏的宗教和社会需要时，作为一种替代选择，才出现了活佛转世这种继承方式：在某一个重要的藏传佛教的宗教精英人物或者地位极为重要的著名高僧去世之后，由其弟子和寺庙通过一定的程序在选定区域内新出生的幼童中寻访、认定为他的“转世”，然后接入这一转世活佛系统的根本寺院坐床，并且加以重点的精心培养教育，使其继承前一世的宗教地位及政治、经济等方面所享有的众多权力。
（三）教派的形成造就了众多佛学人才和浩瀚文献
在后弘期教派形成的过程中，各大教派为了壮大各自势力，十分注重本教派佛学人才的培养，他们建寺庙、立道场，创建本教派的学经教育体系，先后培养了众多在佛学上有很深造诣、修行上取得很高成就的高僧大德。同时，这些高僧大德凭借对本教派教法仪轨的修习继承，通过讲、辩、著等方式宣扬教法，不断完善和提升教派的学修系统，扩大教派的势力和影响，对整个藏传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先后涌现出了数以千计的佛学人才，他们围绕佛教经、律、论、续等做了阐释性的解读，留下了浩瀚的文献。除了佛学著作之外，这些高僧大德的著作内容还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通过各大教派历代佛学优秀人才的努力，西藏传统文化获得传承和发扬。
（四）教派的形成孕育了西藏文化的多姿多彩
藏传佛教教派的形成使西藏文化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首先，在广阔的青藏高原上，由于教派发展的需要，各教派先后建立多个佛教文化传播中心，相应地形成了具有该教派特色的民俗文化圈。因为各大教派在服饰、饮食、建筑、艺术、绘画等方面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从而在佛教文化中增添更多了教派特色，丰富了藏传佛教文化。其次，各教派的节庆文化存在差异，也间接丰富了西藏民俗领域中的节庆文化，各个地方按照其所尊奉的教派传统，举办各式各样的民间节日等。总之，“藏传佛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在组织方式、教义思想、学经制度、传承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均有独特之处，已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种特色文化。”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2年第1期
为便于微信阅读，脚注从略。
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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