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
本文的标题及其所关涉的问题显然来自对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因袭。在该书中，韦伯直率地表达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满，因为就资本主义特有的理性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而言，一些具备更优越的物质条件的地区却要低于物质条件相对差的地区，那么原因显然就要从文化方面寻找。
东北地区在发展方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当中，经济增长乏力，人口大量外流，整个社会仿佛在丧失活力。曾经作为“共和国长子”、走在工业化发展前列的东北何以至此？这里除了改革开放后国家调整政策放弃东北的原因，循着韦伯式的思路，想必也应该有文化层面的原因。
人是文化动物，生活在人类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人的经济行为是带有自我附加的涵义的。东北地区特有的文化是如何作用于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表现的呢？
何谓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是一套高度理性化的体系，核心是企业生产中理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合理的薄计制度，辅以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等。但这些还不够，还需要一种理性的思想、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根据韦伯的逻辑，后者不仅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催生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一推动力，资本主义精神早于作为一种经济秩序的资本主义而产生。
韦伯引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表述来说明资本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内容包括诚实守信（“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辛勤劳作（“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便这期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是他的全部耗费；他其实花掉了，或应该说白扔了另外五先令。”）、精于理财使钱生出更多的钱（“谁若丢失了五先令，实际上丢失的便不止是这五先令，而是丢失了这五先令在周转中带来的所有收益。这收益到一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会积成一大笔钱。”）等。
这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精神在经济伦理层面演进的结果，那么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是哪里呢？韦伯追溯到了新教伦理。基督教义一向认为只有一部分人能得到上帝的青睐而上天堂，另一部分人则要下地狱，作为信徒，当然都想成为上帝的“选民”。在宗教改革前，弃绝世俗被认为是靠近上帝的生活方式，是否能得到上帝青睐的权力掌握在教会手里。这导致了教会的腐败，教会腐败则催生了宗教改革。
路德首先肯定了世俗生活的意义，认为世俗的职业是上帝赋予人的“天职”。路德关于职业的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但是，路德的思想并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是加尔文宗的产物。加尔文宗的教义主张“预定论”，即一个人是否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早就规定好了的，个人无法揣测也不应揣测上帝的旨意，而且上帝的决定不会因信徒在尘世间的任何行动而改变，“他只有一个人独自走下去，去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被上帝选召的教徒在尘世唯一的使命是增加上帝的荣耀，人世间的生活也是根据上帝的意旨而组织的，那么增加上帝的荣耀的方式就是取得尽可能大的社会成就。
面对这样的孤独和恐惧，以及到底谁才是上帝的“选民”这个问题的疑惑，明智的选择是把自己看作“选民”，并把一切怀疑看作魔鬼的诱惑，与之做坚决的斗争。同时，为了获得这种自信，教徒们更加投身于世俗生活，去谋取更大的成就。
从旁观者的角度，可以说这种心是自欺欺人，但这种心理状况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
对韦伯的论述做如此大而化之（也许不尽准确）的概括，不过是为了方便以更直白的语言来描述何谓资本主义精神：对金钱的渴望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文化中都存在，但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挣钱不是因为金钱有交换其他一切商品的能力，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具体的需求，而只是为挣更多的钱；使财富无限增值就是目的本身，挣的钱越多，在心理感受上就距离救赎越近，所以无限地积累财富的行为本身就成了一种价值观。富兰克林所概括的原则是基于这种冲动而延伸出来的方法论，其作用是服务于财富无限积累这一目的。
这就好比，一头狼和一只兔子都在奔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类似，但心理上的动力是差别巨大的，前者为了一顿饭，后者是为了一条命。同理，同样是对金钱充满渴望的人，信仰加尔文宗的新教徒是为了命（获得救赎），而其他人可能只是为了吃饭（物质享受）。
东北文化的特点
相比其他地区，东北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文化的同质性高。东北地区包括三个省份，但来自这里的人通常会把自己的身份认同定位为“东北人”，相应地，不会有人说“我是西北人”或者“我是华南人”。这种独特的文化认同大概与东北的地理有关，广袤的大平原上少有山川阻隔，除了语调和个别词语的用法有所不同，整个东北地区共享同一种方言，也共享同一种文化，南方山区那种翻过一座山头就难以交流的现象在东北是不存在的。
这种特点使粗略地概括东北文化得以可能。根据相关研究和作者的生活经历，这里尝试着归纳东北文化的三个特点。
第一，既有闯劲儿，又有安土重迁的保守倾向。
东北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顺治皇帝入主北京后，东北百万人“从龙入关”，东北几乎变得荒无人烟。为了保护龙兴之地的风水，清朝还一度封禁东北，使东北成了发配罪犯的苦寒之地。古装剧里经常出现这样一句台词，“发配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永世不得入关”。
鸦片战争后，沙俄不断蚕食北方领土，清朝才被迫解禁，移民充实东北。到了清末民初，关内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大量流民“闯关东”，到东北寻找出路。
“闯关东”的精髓在“闯”字，一路乞讨，一路荆棘，没有一点冒险精神和勇武的性情是不行的。这闯劲儿便成了东北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不久前，李克强在东北调研还提起了“闯关东”精神。
但这股闯劲儿向保守的滑动也是容易的。“闯关东”只为糊口活命，目标简单直接；东北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只要安顿下来，解决生存问题要比在关内容易。而一旦生计有了着落，也就没有更多的目标想要实现了，“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除此没有更多追求。东北人缺乏不断积累财富的动力。
第二，爽直而勇武。孟德斯鸠是第一个把气候和族群的品格联系起来分析的人，他认为寒冷的天气易于让人勇敢、自信，直爽且少猜忌。他的分析严格地说并没有什么依据，但恰巧与东北的情况较为吻合。“闯关东”面对的是一条生死未卜的路途，缺乏一点彪悍气息的人是难以踏出那一步的，这种由移民带来的气质和东北地区原有的少数民族的气质相融合，形成了东北人的“山林气概”。
东北移民大都来自山东、河北、河南，所以东北文化可以说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变种。移民无疑为社会底层，故而他们带到东北的文化也是平民的，这种粗糙感在东北的饮食上就可见一斑。底层人民虽不尚文，却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另一些优秀品质，比如忠与勇。清末，当国家被外敌蹂躏，“肉食者”望风逃窜的时候，是山东、河北等地的底层百姓站出来，组成义和团，挽救了中国被瓜分的命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联即开始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全民族抗战历时八年，东北的抗战则坚持了十四年。
这种彪悍的气息至今犹存，在和平时代没有正经的用场，就会反应在社会治安上，成了一个负面的因素。全国人民大多听说过东北人的“你瞅啥”，这句话往往就会导致一场斗殴的发生。
第三，闲散，规则意识淡漠。闲散也与气候因素有关，东北适合农业耕作的时间短，素有“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三个月干闲”的说法，在漫长的“猫冬”期无所事事，时间就用来交游，这培育了东北民间文化的幽默感。东北资源丰富，“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生活一旦安定，生存竞争就不至于过度激烈。资源的相对丰富和东北人骨子里固有的好面子、江湖义气、不分彼此的脾性结合起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界限的模糊，规则就显得没那么重要。在需要产权明晰和规则意识作为支撑的市场经济时代，东北人会感到明显的不适应。
市场经济中的东北
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是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进行的。他提出并解答了为什么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唯独出现在信奉新教的地区的问题。但资本主义精神只能在新教地区产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在其他地区存在，但其发展得如何会受到本地文化的影响。
当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育成型，对任何生活于其中的个人而言，它就成了一个人人必须遵守的既定秩序，无论是企业主还是工人。如果一个人不遵守这些规则，就要受到惩罚，被从经济舞台上赶下去。也就是说，是否信仰新教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遵循资本无限积累的法治，是否按照富兰克林总结的教条生活和工作。
中国当然也可以嫁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中国各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表现上各不相同，这可以从地域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契合度的高低上加以分析。通过这个视角来看，东北地区的迷失就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东北文化缺乏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子，或者说，东北文化中只有找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反面。
东北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建国后是计划经济搞得最彻底的，走在全国的前列。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当然迥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都不是为了剩余价值而生产，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求。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人，不容易适应市场经济把挣钱当成目的本身的经济伦理。东北出产的企业家不多，在沿海地区工厂的流水线上打工的东北人比例也不高，这与文化的因素不无关系。
自然条件的优越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反而可能成为劣势，因为这样的条件不容易孕育带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业文化。相反，南方人口密集，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人均一亩三分田”，靠挤在土地上生存不易，故而自古就有浓厚的商业氛围。在计划经济时代遭受打压的投机倒把者，改革开放后摇身一变成为敢为天下先的时代英雄，这是需要靠历史积累下来的文化支持的。
东北文化中的其他特点，哪怕是此前正面的或中性的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都可能变成负面的。比如豪爽、好面子、江湖气概这些特质，与当下的政治经济环境结合在一起，就更容易导致官商勾结和腐败。官本位不单是东北才有的问题，但在东北表现得尤其突出，也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文化角度分析分析经济的发展，不等同于宣扬文化决定论。在承认文化因素对东北的经济有影响的同时，不能忽略导致东北衰落的其他因素，比如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东北的过度提取和改革开放后对东北的过度冷落，不公平的政策可能是东北陷入困境的更重要的原因。
另外，韦伯是以社会学家的态度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研究的，他探究了其由来，但没有说资本主义精神是相对于其他经济伦理更高等更值得追求的价值观。我们也不该这么认为，所以不能简单地得出东北文化必须要改革和进化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结论。市场经济自有其负面问题，如果拒绝简单地承认历史已经终结在资本主义上，那么我们甚至可以从东北文化中寻找克服市场经济弊端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