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一场新的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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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世界处于一个最不确定的年代，始自2008年的危机仍在以各种方式向全球的不同地域、不同领域蔓延、深化，世界面临的选择是：现行的脱胎于冷战终结的世界体系最终得以修复和维系，还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破茧而出？
在这个历史性选择的关口，中国的作用将是举足轻重的。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指望着中国的发展带动复苏，中国也扮演着既有国际体系的最坚定维护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进步的知识分子期待中国挑起倡导新式的国际主义、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外寻找另一种可能性的重担。但中国思想界缺乏对危机的根源和我们过去与未来道路的反思，而且这种认识上的安于现状成了一种坚硬的默契，以至于任何批判性的反思都会招致一些正人君子的莫名惊诧。
这种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面临又一次“大分野”、“大转折”之际，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的命题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有这种自觉的意识，系统地重新反思近现代以来世界和中国走过的道路，以及全人类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思想和文化，创造一种新的、经过省思的新文化和新的认知体系，以此照亮未来的征途。这不仅事关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中国对世界的责任。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内外危机的促动下，开始了他们的自觉行动，掀起了一场影响中国命运的新文化运动。当时，内部的危机是中国被动挨打，救亡图存、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是第一要务，但多年向西方学习的努力并未达到目标，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吾人于共和政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外部，则是西方以理性之名发展到了非理性的巅峰，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这个背景下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双重批判的色彩，一方面是对传统的彻底颠覆和扬弃，另一方面是对西方启蒙理性主义的怀疑。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培养的一代人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可以说，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伟大的中国革命”（费正清语）的高潮部分，也就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的建立。而没有新中国独立自主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在改革开放以后以那样的姿态加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
如今，我们的危急仍是双重的。内部，改革开放所承诺的共同富裕的愿景远未实现，相反，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对立情绪深化，“明天会更好”的信念受到普遍的怀疑。外部，现代性的负面后果全面显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危害要远甚于经济危机；民主政治遭遇空洞化，去政治化成为全球整体性现象等。
皮埃尔·布迪厄将全球化时代视为野蛮资本主义的复辟。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过去一些年同样存在一种复辟的现象，表现为对独立自主理念的抛弃，对外来经验的学习简化为彻底的“拿来主义”，以为只要完整地模仿某个发达国家，就可以达到理想的目标。
但现实迫使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简单的幻想了，因为不再有一种现成的模式可供照搬，所有原本被视为榜样的现成模式都在接受挑战。倒是越来越多的目光盯着中国，所谓“中国模式”的讨论就是这一趋势的产物。可是，这样的讨论在中国仍未真正开始。
我们需要一场新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在世界上已经处于不同于一个世纪之前的位置，我们应该超越新文化运动，即超越对中国传统的简单否定和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简单美化，重新发掘中国古代文明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作为批判性反思现代性的理论资源。
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开始思考。首先是将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和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进行融合，提出一个新的更加和谐的世界秩序蓝图。民族国家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民族主义对生存空间的诉求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动因，如今民族主义又以民族自决的新面目出现，对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构成威胁。相应地，天下体系则以文明为内核、以贸易为纽带维系起来，更有利于持久的和平。
其次，用中国传统讲求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和中国人“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的发展方式制约资本主义的巨大破坏力。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特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使环境压力达到极限，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就表示，只有东方文明才有能力对资本主义进行约束。
毛泽东说过，中国人应该对全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的发展目标不应该满足于成为发达国家之一，中国的发展应该为一种更民主的、更和平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
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让我们从重新思考开始。（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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