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处理医闹事件，是对官员和百姓的双重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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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前，山东滨州市惠民县发生了一起据说规模可能是最大的医闹事件。病人刘某在惠民县人民医院做手术后，出现并发症导致死亡。随后，死者家属纠集了约300人，围堵惠民县人民医院，打乱医院正常工作秩序，并殴打医护人员。医闹事件发生后，医院方面被迫赔偿死者家属30万元，这才平息了事态。赔偿协议是在派出所签的。
昨天，官方通报了关于该事件的处理结果。死者家属所得的30万元赔偿被追回（官方通稿的表述是“经法治教育，死者家属已将30万赔款退回”），对6名涉嫌组织医闹事件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逮捕3人，取保候审3人。
这次处理的亮点在于同时惩罚了当地的官员：
惠民县委和县政府党组向滨州市委写出书面检查，惠民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委向惠民县委作出书面检查，对县人民医院党支部进行通报批评。
对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进行诫勉谈话，对县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进行诫勉谈话。
对惠民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党委进行通报批评；对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进行通报批评。
对惠民县公安局党委委员、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进行诫勉谈话。
按程序免去惠民县政府党组成员和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依照法律程序，免去其副县长职务。
无理取闹的老百姓，息事宁人、花钱买平安的官员，两方都受到了相应的惩罚，这个结果获得了近乎一致的叫好。网友认为这可能会是应对医闹问题的一个转折点。
希望如此，希望这次事件能成为扭转“按闹分配”机制的一个里程碑。
打破“按闹分配”的恶性循环，是社会重建的前提之一。如果这个趋势能够被掰过来，对动辄无理取闹、牺牲脸面换实惠的“刁民”，对满脑子维稳思维、得过且过的“昏官”，都是一种拯救。
我一直想探究一下“按闹分配”机制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但找不到入手点，在这方面很难确定标志性的事件。我暂且只能抽象地描述一下其形成和发展的逻辑。
我们国家曾经有过社会氛围非常和谐、官民关系比较融洽的时代，我们称那个时代为毛泽东时代。以当时的医患关系来说，医生一心一意治病救人，从不会想着开大处方、从病人身上捞钱；患者相信医生、尊重医生。以官民关系来说，当官的互相攀比的是谁更廉洁，谁更能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遇事则首先想，尽量不给党和政府添麻烦，能自己解决的就自己解决。
那个时代不是没有矛盾，但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下，有了问题也好解决。出现矛盾的双方彼此有信任，互相就好商量，容易达成谅解。如果有刺头（比如今天的医闹型人物）闹事，如果不是穷凶极恶型的犯罪分子，都不需要动员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就把它压下去了。所以，那时候警察可以不配枪，警察的数量也少，警察在维持治安时主要发挥引导作用，群众把大部分事情都做了。老电影《今天我休息》就表现了这样的警民关系，一个警察劝导违反秩序的人，一群老百姓七嘴八舌地帮着警察说话。不靠暴力，警察也有权威。
如今就不一样了。警察不够用，编制没法扩张，就招辅警，结果警力还是不够用。看一下惠民县医闹事件的具体细节，如果设身处地地从那些被处理的官员的角度想，会觉得他们也挺冤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惠民县人民医院参与闹事的人有二三百，分工明确，有的堵门，有的占领重症监护室，有的堵住医护人员不让走，还动手打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多少警察才能控制住局面，恢复医院的秩序？要知道，中国老百姓不怕警察，急了连警察都敢打。如果警察不能在数量上绝对压制住闹事的人，是控制不了局面的。
根据闹事现场的视频，一群人跳到医院会议室的桌子上，时不时对医护人员进行袭击，而现场只有两三个警察，根本拦不住，只能劝导，不让事态进一步失控。
当时滨州正在开会，警察都抽调执行任务去了。要平息医闹事件，只能从滨州调集警察过来，而这需要时间。
刘某是在6月14日下午进行的手术，14日晚9点多死亡，随后家属就开始闹，人越聚越多，闹了一夜，持续到15日下午。由于重症监护室被霸占，里面还有两位危重病人，随时有生命危险，医院怕这两位病人出事，引发更大的矛盾，只好在15日下午答应赔偿30万。闹事者这才散去。
一直到15日晚，赔偿协议已经签了，人也散了，150名警察才被调集到位，当晚就逮捕了5个带头闹事者。
赔偿协议是在派出所经警察调节签的，惠民县相关领导也在场，这看起来非常讽刺。可是，当时除了签下“城下之盟”，官方和院方恐怕也没别的好办法。为了事态不进一步恶化，只能这么做。对不对？
这样的事件，如果是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氛围中，完全会是另一种情况。首先，病人家属不会在不能证明医生有失误并导致病人死亡的情况下，仅以“好好的人怎么就被治死了”这种借口无端地攻击医生，占领医院；其次，就算病人家属对医生不依不饶，那二三百个亲戚和老乡中的多数会劝阻病人家属，帮着警察维持秩序，而不是相反。社会氛围不同，同样的事情结果会完全不一样。
话说远了。接着说良好的社会氛围是如何失去的，“按闹分配”机制是怎么兴起的。
是谁率先破坏了和谐的社会氛围？就官民关系而已，是官，这没什么疑问。当官员开始变质，开始不为人民服务，改为为资本服务和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时，人民群众还傻傻地不知道，直到被欺骗甚至屡次被欺骗后才慢慢明白过味儿来。
率先破坏良好的医患关系的是谁呢？是医生。根子在政策，是政策的调整把医院和医生推向了 45 29680 45 13550 0 0 6971 0 0:00:04 0:00:01 0:00:03 6970从病人身上挣钱的路，把医患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而且是没有还价空间的买卖关系，即强买强卖。逐步地，病人对医生失去了信任，失去了尊敬。
不平则鸣。因为感受到不公平，所以有人以各种形式反抗。官员呢，虽然出现了变质，但也并非彻底的变质，对群众的声音还是要有所回应的，对群众的反抗，采取的办法有压制，也有安抚。等到维稳体制出台后，每一出点生命事，政府就以安抚和收买为主了，各级政府都设立了维稳基金，维稳支出在体量上几乎可以比肩国防支出。
这种体制进一步腐蚀了官员，让官员变得更加没有担当，不愿意作为。既然可以合理合规地用钱收买，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那还有什么必要去直面问题，直面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想解决办法呢？那多麻烦啊，直接拿钱砸，多省事儿。
这种体制也腐蚀了群众。早期（比如八九十年代）的群众抗争，目标是反对腐败，捍卫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保卫群众自己的利益，带头人多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能把为个人利益和为群体利益很好地结合。到了维稳体制时代，群众中的落后分子发现了机会，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那就闹吧，闹了就给解决，怎么解决？拿钱封口。逐渐地，群众合情合理地伸张自己利益的行动和无理取闹之间的界限就模糊了，后者吞噬了前者。
“按闹分配”机制一旦建立，社会就呈现逆向选择的趋势，坏人占便宜，好人吃亏。这会鼓励原本奉公守法的老实人也加入“刁民”的队伍，毕竟社会现实得赤裸裸，在要面子还是要里子的选择面前，能坚持住的人不多。面子不能当饭吃，放下面子则可能拿到真金白银。
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范畴的群众，其形象在这种趋势中被严重地玷污了。久而久之，群众就不是一个崇高的词语了，人民民主也就成了一个荒诞的诉求。人民都变成“刁民”了，还怎么当家作主？这样的人民当家作主了，国家会好吗？
在各种各样的闹中，医闹是个重点，医疗是被闹的重灾区。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医院和医生社会风评不佳，医院医生被找麻烦，同情者不多，对白大褂有意见的人太多了；其次，医闹的由头一般是有病人死亡，这是值得同情的。随着医闹的职业化，引发医闹的原因的泛化，医闹逐步被舆论所谴责，被社会所厌弃。
“按闹分配”机制对官员、对百姓，都是一种腐蚀。那么，山东对惠民医闹事件中的两边多进行了处罚，实际上对双方都是一种拯救。当官的，不能再遇事就当和事佬了，不能学地痞流氓搞“平事”那一套了，要敢碰硬，找出深层次原因，真正解决问题。老百姓，要敢于主张自己的利益，但要有理有据，不能动辄无理取闹了。
还不知道这次的处理是否能真正构成转折，是否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即便真成为转折点，那也没必要高兴得太早。这仅仅只能让社会的滑坡趋势止住，想让社会恢复的一个正常健康的状态，那还早着呢。就好像房价疯涨的趋势停止了，房价回归合理水平的日子还远。
其他的先不说，单说医生，如果医疗体制不理顺，不把医生从市场的手里拯救出来，重建医德，而是让烧伤宝那种傻逼跳来跳去，把医生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医闹的社会基础就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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