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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说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是什么意思?

李北方 行走与歌唱 202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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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上映的电影《十二公民》里有一个情节,一位身为出租车司机的“陪审员”与另一个身为地产商的“陪审员”矛盾相左,于是发牢骚地说,这是工农大众的天下,没有资本家说话的份儿。后者勃然大怒,起身指着前者的鼻子质问,你说谁是资本家?

《十二公民》是一部改编的作品,上映后因本土化做得比较成功而备受称赞。但这个情节太不“本土化”了,现如今资本家还会被当作骂人的话吗?

“资本家”的自我辩护倒是很接地气的,大意是说,没有人不让你致富,你致不了富是你没本事,不要看别人有钱就不爽,也不要看到从豪车上下来的女学生就说人家傍大款,这是对中国优秀女青年的侮辱。

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有人穷,为什么有人富?这个“资本家”的说辞是很流行的,对很多人来说也是有说服力的。说服力来自其内在的合理一面,人与人的能力有差异,在竞争中必然最终体现为结果的差异。但这一说法的不合理之处也是明显的,竞争结果的差距与能力的差异并不成比例,“一个亿小目标”的王健林跟普通人的能力差距会达到千万倍吗?显然不会,某种机制在放大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异,才最终体现为竞争结果的过于悬殊。

这种机制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参考《资本论》中提供的一个案例:19世纪英国有一个皮尔先生,他把价值5万英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运到澳大利亚,还富有远见地带去了300名工人,打算在澳大利亚开工生产。可是一到目的地,人就四散奔逃,寻找自由去了,皮尔先生连一个替他铺床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

马克思对此幽默地评论道: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是的,生产关系就是决定人与人的能力差异体现为何种结果的机制。假设,《十二公民》里的那位出租车司机和那位地产商年轻时一起进入一个公有制企业工作,若干年后,可能前者还在当工人,后者则当上了车间主任,他们之间的差距同样会表现出来,但绝不会像如今的差距那么大。再假设,把那位自诩为有本事的地产商放在皮尔先生的位置上,他就会瞬间明白,他的本事其实没那么大。

在某种意义上说,规定生产关系就是政治的全部内容。改革就是对生产关系的再造,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允许资本出现、存在和增殖。资本是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资本家是掌握资本的人,他们之所以显得比别人高大,不过是因为他们踩在了他人的肩膀上。

但中国的改革还没有走到那样的地步,即在生产关系领域彻底完成资本主义改造,让资本成为主导一切的逻辑。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特殊之处,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

党领导下的国家主动改造了生产关系,催生了资本和已然形成了一个阶层的资本家,但反过来资本尚不能实现对国家的捕获。换句话说,国家仍然保有高度的自主性,它自主地设定所要追求的目标,把资本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它还不是资本的工具。【我写过一篇《“被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被删,请在对话框回复“被代表”,你就能收到这篇文章。

现实中地方政府的“亲商行为”,乃至对资本卑躬屈膝的举动大量存在,但这不足以改变上述判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地方官员出于政绩的考量需要资本的配合;其次,大资本可以和高级政府机构,比如省一级政府,达成合作关系,那么到了县市一级,资本(家)自然就具有相对于官员的优势;再次,官员因为腐败而被资本绑架;等等。

有了这样的视角,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也是地产商的王健林处理政商关系的准则: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王健林的准则需要这样来理解:以规定生产关系为内容的政治是国家(State)垄断的场域,政府(Government)是国家的一部分,是政治(路线)的执行者,“亲近政府”意味着尽可能地利用既有的规则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远离政治”则意味着承认和尊重党和国家的自主性,不去企图主导政治的生成。

中央就官员如何处理政商关系三令五申,提倡君子之交,禁止官员和商人勾肩搭背。这样的要求是就商人和政府的关系而言的,是现实的行为准则;至于商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则使用“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等表述,把资本纳入到国家意志的范畴内。国家的重大决策也会听取商界的意见,但也仅限于“听取”而已,最终的决定权仍牢牢地握在党和国家手中。

王健林这样的商人是清醒的,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和现阶段商业行为的边界有到位的认识。

说王健林清醒,不是说其他的商人不清醒,绝大部分商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清醒的。但有些人对现状并不满足,抱怨“比总统还忙,但没有总统的权力”。这样的人希望“把改革引向深入”,在他们的界定中,改革深入是和彻底完成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改造同义的。这是危险的——对国家来说是危险的,对这些人自己也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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