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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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海青

经济制度·现实功能·党的领导——百年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演进逻辑

纵观我们党的百年历程，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先后经历了经济制度论、现实功能论、党的领导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认知并非截然断开、毫无关联，而是存在一个继承扬弃的关系，正是在这样一个扬弃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得以开创并持续推进。这样一个认识逐步演进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越来越深入的过程，就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接中国地气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来越成功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逐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从而进一步展示必然性的过程。

陆卫明 刘 羽

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建设的生成机理与鲜明特质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进一步勾画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一场新长征的决定性领导者与参与者，引领与掌控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其生成有着必然机理，其中时代的呼唤、理论的渊源以及使命宗旨的践行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成为使命型政党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如何继续提高其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如何继续推动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提高其有效治理能力，如何继续深化对社会建设规律以及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这一系列关键性问题的解决，亟需从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所禀赋的鲜明特质中寻找答案。

邓峰彬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权力监督理论

权力监督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实践的理论提炼。其主要包括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权力监督的归宿是以人民为中心，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并行，反腐防腐的有效武器等内容。习近平权力监督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有效指导了监察体制改革，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张 鹏 唐教成 龚一恒

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理论渊源、科学体系与时代价值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革、大调整，国外局势云谲波诡，国内发展遭遇困难，我们不仅面临“四大陷阱”“四大危险”“四大不足”，还面临“黑天鹅”“灰犀牛”等风险问题，如此耦合交织的国内外复杂环境需要我们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统筹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建党百年以来，我党一直与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作斗争， 形成了一系列有关防范化解风险的思想，特别是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论述对解决当前面临的多种风险挑战极具价值。为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国家历代领导人有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出发，探寻了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从主要内容、责任主体、方案策略等方面出发，剖析了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从理论和实践价值维度出发，分析了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系统完备，其深入研究对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统筹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王向远

中国“东方学”的起源、嬗变、形态与功能

在中国学术史上，“东方”既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与领域，也是包含着东方文化、东方文明、东西方文明关系、东西方文明比较等内容的基本概念。从中国古代的“中国”观及“东方”意识的起源，到近代“东方”观念的形成，再到现代“东方学”学科概念的确立，形成了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国东方学的学术思想史，以及国别东方学、区域东方学、理论东方学三种主要的学术形态。中国的东方学在东方各国杂多语种专业的整合、超学科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作为方法的东方”的方法，以及“应用东方学”的现实介入 等方面，可发挥独特的学术文化功能。

任 虎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19-1980）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自传入中国，就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学习马列主义的“中心材料”和唯物史观理论权威，从而改变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的混乱局面。在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开始从恩格斯、摩尔根、马克思、托洛茨基等多元化唯物史观理论，发展到权威的斯大林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借鉴《联共党史》的框架结构和路线（阶级）斗争、领袖中心的叙事模式，在中国通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取得繁富成果。新中国成立以后，《联共党史》是史学界学习苏联模式的重要方面，即使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依然是历史学者获取唯物史观的主要理论源泉之一。《联共党史》在推动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因本身“教条主义”和“以论代史”的理论架构，对中苏两国历史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程承坪

人工智能的自主性、劳动能力与经济发展

自主性由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三个要件构成。据此衡量，部分人工智能具有弱自主性。根据劳动力概念判断，自主性是劳动能力的充要条件。因此，具有弱自主性的人工智能具有劳动能力，可称之为人工智能劳动力。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劳动投入的增加、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人工智能劳动力与劳动力有异同，它们之间可以形成三种劳动关系：竞争关系、互补关系和独立关系。科学地分工协调人工智能劳动力与劳动力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助于增加劳动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人工智能劳动力还具有升级产业结构、降低交易成本的积极作用，因而它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

郭 进

传统制造业企业智能化的路径选择研究

传统制造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存在多种智能化的异构路径，企业普遍面临着颠覆式重构和渐近式改良的两难选择。本文在分析传统制造与智能制造的内涵与产业组织特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智能化升级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特色是赋予生产制造体 系智能决策能力（机器大脑）和智能感知神经网络（工业互联网）”的命题，并据此建立了 “三链互动升级”模型，从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三个维度分析了企业向智能制造升级的主要内容和可能路径。通过总结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从技术能力升级和营销管理能力升级两个维度，论证了“技术引领是领先企业实现智能化升级的主导策略”。而中小制造企业突破智能化升级的技术缺口和营销缺口，应当选择“工具智能化”的渐近式升级策略。

赵 牧

“抒情”抑或“启蒙”——论20世纪80年代革命重释的共识及其限度

重新阐释左翼革命叙事及其文化政治，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的重 要内容。阐发被压抑的知识分子主体性构成了这些研究的共识，其中“新启蒙”主义期待从“救亡”中拯救“启蒙”，而“审美主义或抒情的人道主义”则寄望于恢复被压抑的现代抒情小说传统。一者侧重启蒙主体，一者偏好审美主体，但黄子平对汪曾祺的发掘却游走于这两者之间，这既与王德威有关“抒情传统”的论述遥相呼应，又与戴锦华参与的 “再解读”思潮深度关联。将这些讨论并置，有助于揭示革命重释在主体性发掘的共识之下隐含的此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

封艳梅

程抱一及其小说中文化磨合形态论析——以《天一言》为中心

海外华文文学自创生以来，就承载着超越文学层面的文化意义，是古今中外文化以某种文学方式对话、磨合、交融的结果。海外华人作家程抱一的长篇小说《天一言》就呈现着这一文化现象。在哲学层面上，小说以河流为隐喻，将西方的时间观念与中国文化中“道”的观念相会通，又将爱作为其三元理论的第三元，引向对永恒生命观的思考；在艺术上，天一对绘画艺术的追求和探索历程，生动地展示出中西方 绘画艺术如何在主人公个体的心灵世界中磨合，生成其独特的艺术生命；在叙事上，小说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叙事传统，又氤氲着中国古典小说与古典诗词的意境，构筑出独具特色的审美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海外华文文学展现出中西方文化在多个层面上的共存与对话，在全球化语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生成的多民族文化融合创新后的崭新形态。

毕 晓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再批判与差异对话理论的建立

哈贝马斯通过建构交往行为理论来重塑理性在世俗时代的统摄地位。他将交往行为理论的目的设置为重塑理性统治，而非交往行为本身。这使得交往行为理论本身成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理性抽象，丧失了交往行为的实践性。通过对交往行为理论的三大核心要素，即同质型主体间性、普遍语用学与公共领域进行批判性分析，结合列维纳斯与巴赫金的相关理论，或可尝试提出差异型主体间性、复调谈话与公共领域群三种对应思想，从而确立差异对话理论，弥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不足，将被抽象化了的交往行为修改为一种差异对话行为。

李长银

乾嘉考据学与“古史辨运动”

清代乾嘉考据学与“古史辨运动”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的学术关联，过往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持肯定意见，但语焉不详，还有部分学者基本不提，或持否定态度。根据现有资料来看，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钱穆、张西堂、张寿林、罗根泽、杨宽等为代表的“古史辨”学人，正是在接受以惠栋、戴震、范家相、赵翼、汪中、阮元等人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了“东周以上无史论” “层累说”“孔子与《易》无关”“《说卦》三篇是后出之文”“孔子未曾删《诗》”“《诗经》所 录全为乐歌”“《老子》著作年代在孔子之后”“神话演变分化说”等一系列较有学术价值的学说或论点，从而推动了“古史辨运动”在中国近代学坛的兴起与发展。因此，乾嘉考据学应该被视为“古史辨运动”的重要本土学术资源之一。而通过这一澄清工作，不仅可以进一步挖掘这场运动的学术来源，还能够彰显乾嘉考据学在近代学术文化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

杨 东 李格琳

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概念表述与话语迁衍

“抗日战争”既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华的重大军事行动，也是战时各方使用频率极高的表述概念。而中共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则体现着独特的概念意涵和行动意蕴。不过在局部抗战初期，中共在表达这一概念时体现着较为泛化的表象，多半呈现的是 “以言指事”的一般意涵，尚未形成体系化的概念意涵。华北事变后，“抗日”话语不仅成为 中共的重要表达话语，中共还在实际层面上提出了基本的抗日行动主张。“七七”事变后，中共不仅提出“全面抗战”的主张，而且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来系统阐释“全面抗战”的历史意涵与行动逻辑。抗战中后期，中共又促进了“抗日战争”这一概念的纵深推进和理论升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抗日战争”概念又凸显了新时代下的国家意志和时代价值，实现其凝聚共识、开创未来的话语意旨，中共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具有鲜明的行动意涵和思想张力，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体现中共意识形态的概念符号，进而成为中共抗战理论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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