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1年第7期

＋

摘 要

张 明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叙事逻辑的文明向度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实践主题，其本身并非是单向线性展开的过程，而是内部蕴含着多元张力结构综合作用的复式过程，是多线叙事的有机统一。从中华 ５０００年文明的视角出发把握百年党史，有助于我们从更加深远更加宽阔的维度来定位百年党史的思想史价值与意义，彻底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及其发展的内在文明基因与历史必然性，进而更加深入洞察百年党史是赓续发展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归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不是在中华文明叙事框架之外进行的实践，而是深刻根植于中华文明基因之上，实现民族性与时代性有机统一的艰辛探索，既彰显了中华文明持续不断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更结合时代特征深刻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正是中华文明在 ２１世纪“出场”方式的显著理论与现实代表。

荣兆梓 华德亚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与方法，从平等劳动的内在矛盾出发，论证集体主义社会意识与公有产权代理人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进而指出中国共产党内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平等劳动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表现为劳动者二重人格导致的集体决策悖论，另一方面表现为分工平等与管理平等的矛盾。解决矛盾需要加装特殊的制度构件：一是要营造集体主义的社会意识和决策文化，以保障集体决策符合劳动者的整体与长远利益；二是要利用公有产权代理人制度，在保证代理人忠诚尽责的同时，提高公有制经济的管理效率。两方面的制度需求聚焦到同一个根本制度，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种主动代理关系。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主动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历史中建立起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充分信任。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论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间的逻辑关系，从一个重要角度阐释了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

方 勇

极开合变化之奇 ———论《庄子》行文的起收承递笔法

晚周诸子中，庄子尤以文辞陵轹诸子。《庄子》全书众多篇章交互使用起收承递之笔法，或双起双收，或双起单承，或单起双承，或多种笔法递相为用，无论是文学意象、篇章结构还是“三言”的穿插错落，皆极开合变化之奇，因而引起了历代文士特别是明清学者的关注与评点。

孙明君

《庄子·渔父》中“法天贵真”说刍议

《庄子·渔父》首次提出“法天贵真”此一哲学命题。此命题与《庄子》内篇思想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可视为庄子后学对庄子思想的回顾与总结。同时，此命题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庄子思想的框架，吸纳了一些儒家思想的要素。因此，我们既要看到《渔父》作者的思想总体上属于先秦道家思想，也要看到他提出的“法天贵真”说并不完全等于庄子思想。战国时代，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渔父》的作者之所以提出“法天贵真”的命题，意在协调儒道两家思想以解决当时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较之于《楚辞·渔父》中的渔父，《庄子·渔父》中的渔父更加具有积极济世的思想意识。

杨慧林

理解奥登的一个思想线索：从“共在”到“双值”的潜在对话

诗人奥登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独特渊源及其从“共在”所延展的论说，或可通过克里斯蒂娃对“颠覆性小说”的解析得到理解。而克里斯蒂娃将“关系”取代“本体”、将“类比”取代“同一”的文学表达视为“逃离”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实践”，这不仅可以串连当代西方的相关思考，也直接回应着“相待而成”的中国古代智慧。本文试图在这样的关联和比较中，为奥登的思想提供一种说明。

白洋本

奥登之思的诗与真 —从“言说”到“告诫”

奥登的诗歌态度在 １９３９年前后发生转变，前期表现出诗人的社会关怀和诗歌对社会的介入态度，而在后期则变为：“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奥登在后期认为诗人的任务是“告诫”，告诫人越自以为接近真理就越可能背离真理。从“言说”到“告诫”，奥登不仅提醒我们警惕法西斯极权主义，更提醒诗人不要沉溺于修辞和幻想而沦为极权主义的工具，所以他提出：“真理之路是一条静默之路”。“静默”不是逃避“真”，而是为了防止诗人因信誓旦旦地言说却最终远离“真”，诗凭借着“告诫”和“静默”，才得以在言说者与“真”的内在关系中将“真”得以保存。

罗安宪

道 家 哲 学 的 现 代 意  义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道家给予的答案是“利而不害”；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家给予的答案是“为而不争”；如何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道家给予的答案是“知常”“知止”“知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道家所提供的答案，现今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高新民 罗岩超

实践关切、生活观与人格同一性———从沙克曼的工作看人格同一性研究的实践进路

传统的人格同一性研究主要是形而上学主导的研究，尽管里面有欣欣向荣的气象，但也有成果数量多而发展质量不高的“危机”或窘境，加之道德和精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的人格同一性异化和解体问题，一种带有规范性和价值论诉求的解决传统人格同一性问题的“实践关切”进路悄然兴盛于哲学的地平线上。我们将以芝加哥伊利大学十分活跃的女哲学家沙克曼对实践关切和人的生活观的创造性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展开的独具一格的人格同一性理论为个案，考察和展示西方当代人格同一性哲学发展的最新的规范性和价值论走势，并做出我们的对话性分析和思考。

江永红 张本秀

人工智能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的重要力量，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必将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人工智能发展现状，本文分别从劳动力结构、技术垄断以及区域差异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揭示了人工智能影响收入分配的内在机理并加以实证检验。研究发现：（１）人工智能的挤出效应、创造效应改变了劳动力就业结构，致使收入差距扩大；（２）人工智能的技术垄断效应提高了部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其获得超额利润，从而扩大企业间收入差距；（３）人工智能对不同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异质性，对东部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程度最小，对西部地区影响程度最大。因此，本文建议加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培训以及对技术落后企业的政策扶持，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在欠发达地区的广泛应用，以应对人工智能对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

马芬芬 付泽宇 王满仓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理论模型与工业企业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首先构建包含融资约束的创新和规模扩张决策模型，厘清数字金融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其次，以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技术创新和规模扩张，进而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提升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大。本文研究从微观层面丰富了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同时也为通过推进银行应用数字技术破除信息不对称，以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政策参考。

蓝 勇

中国历史上“遍地先贤”现象与传统乡土历史的重构

中国历史上有种将先贤的历史行迹随意地在其他地域上重新移植或新编并塑造出景观的现象。本文从中国历史上上古时期大禹、中古时期诸葛亮、近古时期建文帝等先贤信仰的个案来看，先贤行迹的大范围可以分成历史行迹空间和泛化行迹空间，先贤故迹点的性质可以分成行迹点、祭拜点两大类。总的来看，中国历史上先贤崇拜景观空间演化形成四个基本特点，即历史行迹空间范围大和行迹不清晰会强化先贤景观的附会、时代越近的先贤泛化行迹类景观在空间泛化上会受到历史地域的限制更明显、在历史行迹空间范围内的历史行迹点的附会往往存在“大时空不虚，小时空不拘”的演化规律、先贤祭拜类景观点的扩展受国家诉求的影响大却较少受历史空间的限制从而遍地开花的特点。中国历史主流的正史文本往往只提供了一个宏大的主体历史叙事或者大的历史空间建构，乡土历史的重构往往就成为乡土中国的重要文化大事。在乡土历史的重构中，具体路径可以从低到高分为口述传说制造、口述传说文本化、口述传说和文本传说的景观化三个层次。在这个乡土历史的重构中，乡土先贤的历史记忆的景观化是最为重要的路径，但也是对后代最有欺骗性的路径。在中国历史上影响乡土历史重构的原因相当复杂，也因此使乡土历史重构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存在差异。乡土历史重构中的文化历史制造是国家政治需要、民间功利诉求、乡土华夏认同共同催生出的一种特殊的文化。作为历史学者，我们有辨明乡土历史重构中作为科学和文化的两种历史遗存的性质，进而提高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的信度的责任，但同时在现实社会中也不能对已经成为文化的历史遗存产生漠视。

吕小琴

清代近场社会扶贫困境与制度变革 ——以老少牌盐为中心的考察

传统中国社会救助以国家为主，弊病丛生。近场社会靠盐吃盐，贫民早已形成贩盐自助传统。清廷先后出台弛禁贫民贩盐条例和老少牌盐条例，将近场贫民贩盐自助行为合法化，以开辟近场社会救助新途。但是，由于各方利益群体藉此牟利，该惠政在实际运作中陷入困境。乾隆中后期老少牌盐条例被逐渐废除后，各省近场贫民救助机制构建因结合地方实情而呈现多元特征。至晚清清廷实施票盐法，旨在确保国家盐课收入，未能顾及近场社会救助，故两浙保留的牌盐、两淮实施的筹盐，其他盐区的盐商出资养赡等救助机制纷纷消解。

冯建勇 陈飞艳

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研究与现实应用 ———基于三份“边疆节略”的历史考察

欧文·拉铁摩尔在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间以蒋介石私人政治顾问的身份参与了中国政治。在此期间，拉铁摩尔应蒋介石之邀，先后撰写三份“边疆节略”（分别是新疆、外蒙古、东北节略），呈现出研究旨趣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的学术关怀。尽管此诸节略在最初一段时期内未得到蒋介石及其属下的认可，但拉铁摩尔的一些边疆理论思想和建议确实对国民政府的边疆统合实践产生了影响。当然，这其中既有正向的政治遗产，比如扶助周边弱小民族的建议对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具有积极性影响；也有负面的政治遗产，比如为急于摆脱苏联的影响而贸然实施对新疆之统合，以致国民政府陷入困局。总体来看，拉铁摩尔私人政治顾问生涯的惨淡经历以及“边疆节略”的实际影响，反映了“学术研究”与“现实应用”之间的复杂关系。

张陈一轩 任宗哲

精英回乡、体系重构与乡村振兴

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是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文基于嵌入性和公共服务动机的视角，尝试提出一个包含主体、资源与方式、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刻画乡村精英参与“村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乡村精英有助于重新构建基层的道德教化机制，加强德治作用；能够增强治理主体间的协调作用，培育乡村内源治理能力，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精英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发挥积极作用，完善党组织领导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最终实现有效治理，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张方旭

内生型发展视角下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基于 Ｆ村“绿色菜园”发展的经验研究

在乡村社会衰落及乡村精英大量外流的情况下，乡村人才匮乏、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是制约我国乡村发展的最主要原因。若要真正实现我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及全面振兴，亟须从“开发式”与“建构式”的外生型乡村发展模式向“内生型”乡村发展转变。新乡贤作为乡村最重要的内生资源，如何对其有效开掘利用，将关涉乡村建设的成效。本文以新乡贤回乡创办“绿色菜园”项目为例，在具体实践中探讨新乡贤如何在乡村社会中发挥作用。新乡贤获得乡村身份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有效利用与拓展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成功挖掘乡村可创造性资源等是其在乡村发展中起作用的重要条件，也是乡村由“外生型发展”向“内生型发展”转化的重要社会基础。

人文杂志

地址 |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含光南路177号

联系方式 |  029-85255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