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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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 兴 董 云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
地缘政治经济分析
本文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究了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地缘环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优势,认为中俄同为亚欧大陆巨型国家,幅员辽阔,海陆复合,山水相连,睦邻友好,“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亮点。同时,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理由充分,基础良好,具有建设性、可行性、可操作性,两国地缘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便捷性,并纳入“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性倡议机制,前景广阔,大有可为。但是,由于两国环境和内外障碍因素,“冰上丝绸之路”未来发展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甚至反复性。中俄两国需要继续发挥地缘优势和互补优势,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引领,深化合作机制,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法规则有机灵活地结合起来,推动多方多边参与,开放式合作建设,促进亚欧北部的互联互通,平衡和重塑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政治格局。
周 嫱 梁 颖 张 练
新时代中国与“海丝路”沿线
国家产能合作的潜力与路径分析
“海丝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构成,中国与“海丝路”沿线 32个国家的 产能合作潜力巨大。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与“海丝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逻辑,测度中国与各国的产业互补指数和产业显示性竞争力指数,探讨我国与32个沿线 国家的经济结构互补性以及产能合作的最佳着力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与“海丝路” 沿线32个国家产能合作潜力巨大,其中,资源及劳动密集型、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基于产能合作潜力的分析,提出了产能合作的优化路径:一是加 快构建重点跨境产业链;二是加强国际产能合作的要素支撑;三是加快构建高效便利的投融资机制;四是加强境外贸易园区建设;五是加快建立国际产能合作沟通协调机制;六 是加强风险评估与防控。
承上
超级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
规制
数字经济领域,超级平台对初创企业普遍采取扼杀型、数字集团型收购策略,这一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引起了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高度关注。超级平台通过并购交易吸收或消灭初创企业的行为一旦模式化、系统化、常态化,不仅将筑高市场进入壁垒,固化垄断结构,也埋下了扼杀创新、降低质量、减少选择等限制竞争隐忧。然而,当前并购审查框架应对上述挑战存在诸多问题:申报层面,营业额标准存在局限;审查层面,损害效应评估面临挑战;工具层面,反事实分析难有定论。为此,需要结合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非价格”竞争与市场“结构性”垄断的特殊性,加入交易额标准以补正并购申报标准,考察创新空间、用户空间以及技术空间以完善竞争损害评估,基于信息能力与错误成本以调整举证责任分配。通过改进并购控制机制重拾竞争益处,有助于实现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之反垄断规制目的。
韩胜飞 李文静 陈 林
基于可竞争理论的中国自然垄断
行业监管体制改革———以基础
电信业为例
自然垄断行业一般处于国民经济命脉之处,关乎国计民生,其监管体制改革的意义重大。受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以及需求扩大的影响,相关行业的自然垄断与可竞争属性不断变化,因而需要政府与时俱进地改良行业监管体系。本文基于自然垄断行业的特殊性,并结合可竞争市场理论,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系的演变过程,总结出实践过程中的理论探索。研究发现,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的监管体制改革基本上按照“破除垄断、引入竞争”的纲领进行,党和国家一方面逐步放松不必要的准入限制,另一方面促进新的监管政策与制度的构建。总体而言,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来源于现代产业经济学的自然垄断与 可竞争市场理论。在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中,行业监管体系的构建既要重视发挥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力,更要重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要强化自然垄断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工作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
李大华
境界论
本文分析了境界问题的由来以及东西方文化对于境界问题理解的区别。从而认为,境界不止是心灵的,它是人参与创造和建构的,却又是一个被给予的对象;境界是包含诸多意义在内的生活世界,人们藉以安顿身心。最后,提出并界定了由低到高的三种境界:生存境界、道德境界和自由境界。
郭 圆 冯克利
论哈耶克“理性不及”思想中的
“及”与“不及”
哈耶克反“理性主义”而非反“理性”。在他对理性主义的不懈批判中, 我们不仅能够体认出他所匡扶的正确理性,即“理性不及”,还可全程感受到他十足的理性精神,以至基本见不到这种“理性不及”的终极。不同于休谟,他的不可知论立场并无宗教语境,虽然他对“无知”和“文化进化”的论述使人常需借助想象,但这仅意味着复杂而非神秘。问题是他要从正面证成的基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其内生情境中却难逃宗教作为一种信仰背景的参与,而这种秩序在20世纪的颠簸,未尝不是对这一背景的过分疏离。即便他最终给予了宗教等超验“知识”以关注,却基本未及跨领域至信仰层面的社会科学探析。借由他对“本能”的批判,我们既可看出他人文关怀上的缺失,也可察见超验之维缺失的原因。无论是批判还是证成,哈耶克围绕“理性”的努力皆因彻底拥抱现代而忙于拯救秩序规则,不负责个体灵魂。
张 法
欧亚草原的美感类型 ———理解
人类美感整体的重要一环
在人类在农业和牧业的文化升级中,欧亚草原具有独特的意义,其自身游牧—游商—游战的形态和与周边文明的互动,产生独特的黄金美感以及由马牛羊而来的美感。更重要的是,草原美感中静的美学:敖包、石人、石鹿,呈现了草原美感的独特形态。草原美感中的动的美学,与安宁相对的噬咬,由多动物组合又加上草原新质的格里芬形象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西狮东虎,流动和多样的卷曲纹样,显示出草原在与周边文化互动中形成的独特形态。
姚云帆
从起源逻辑到起源—历史:本雅
明《认识—批判序言》对柯亨
“起源”概念的批评
本雅明的《认识—批判序言》中,对“起源”的论述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些论述不仅决定了本雅明早期文论思想的核心关切,并对其历史哲学有着重要影响。在国内外相关研究,尤其是国内研究中,对“起源”概念的思想史起源的研究较为稀少。德国犹太哲学家柯亨在《纯粹认识逻辑》中将“起源”看作重要的范畴加以论述。柯亨认为,“起源”范畴发端于纯粹思维的起源判断,以“一”这一先验的数量规定性为中介,起源判断沟通处于“前存在”状态的“存在(Sein)”和可被思维和度量的最基础存在者“现 在(Seinde)”,从而规定了让一切存在者可被思维所把握的基础范畴,进而将“前存在 (Vor-Sein)”“一”和“现在”的关系转化为可被数学—逻辑方法所把握的不定存在、作 为数量一的限定存在和连续性之间的关系。本雅明认为,柯亨试图通过数学—逻辑方法来认识和理解存在的方法忽略了存在和其表征形式之间的差异与否定关系。他指出,只有区分设置和起源的关系,并将起源概念理解为不断运动的起源—历史,才能真正把握起源概念的实质。但是,本雅明保留了柯亨将“起源”看作“一”的判断在认识论领域的意义,并依托此将存在的单一性和认识形式统一性之间张力结构呈现出来,构造了一种 基于“一”的差异存在论。
顾少华
概念史视野下清末君史与民史说
新探
在清末西强中弱的时局面前,思想趋新的知识精英多以通民隐、达民情解释西方具有民主意涵的政治制度和理念,并据此对照和批评本国的政治状况,由此对民情或民事的重视与否也就成了区分中西的重要维度。这种中西政治截然有别的判断, 则又持续性地支撑着中西史学截然两分的观念,1900年前后君史和民史说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被构造和认可,呈现出以记录民情的民史对应西方史学、记录君王的君史对应中国史学的面貌。其中,君史和民史说的主要推动者梁启超在东渡日本后,因服膺国家主义学说,不再仅考虑国内政治层面的君民关系,更注重思考在世界列国竞争形势下国家主体性问题,因此放弃此前积极倡导的民史概念,转而强调民与国合二为一的国民史。
张力仁
从"经济共享"到“共享历史":
清代伊克昭盟南部蒙汉关系
的再审视
文章从蒙汉经济共享、文化生活转向以及共享历史三个方面,论述了清代伊克昭盟南部放垦“禁留地”区域蒙汉关系的发展、演变,认为经济利益是蒙汉关系发展的基本驱动因素,“多元共生,和而不同”是放垦地域蒙汉“文化合成或合成文化”的重要特征,蒙陕两方对放垦地域发展历史的建构或重构,是蒙汉关系走向深入的历史知识源泉。
李 敢
乡村建设新进路:中外“数字
乡村” 研究的多元视野比照
近年来,国内“数字乡村”建设呈现加速之势。就学术研究来看,国内既有研究多侧重于“数字良性循环”之类报道或阐释,海外关联研究的关注点则更为多元。有鉴于中外“数字乡村”研究的多元视野比照,在长期田野追踪调研中努力寻求多样化、 类型化实证资料,有助于把握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在乡村建设和发展转型中的具体功用,而不能满足于基于汇报类数据信息加工而成的“案例汇编”及其之上的“理论创新”。
张 蓓 叶丹敏 马如秋
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
及协同治理
开展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协同治理,是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促进跨境电商食品产业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2016年8月—2020年10月我国12553例跨境问题食品通报信息统计分析,销售/餐饮环节、流通环节等是跨境食品安全风险主要环节,食品标签不合格、合格证书缺失等是风险主要归因。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形成风险表征关键词库,从系统方法论出发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框架,并运用扎根理论开发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指标体系,分析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主体、表征客体、表 征渠道和表征情境。在厘清法律制度匹配不高、标签标准地区差异等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关键症结的基础上,通过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完善风险监管标准、构建信息共享平台、优化技术支撑环境、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落实多方主体责任,实现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协同治理。
陈 蒙
社会成本理论视域下日本生活
垃圾分类模式的考察及其启示
既有研究认为中国应该学习日本生活垃圾分类模式的论调不在少数。然而在社会成本理论视域下考察可以看到,日本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依据庇古税理论,只从环境污染生产的角度确定生活垃圾分类的法律责任,忽视了法律责任确定的社会效果,因而使得日本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与国际其他模式相比,垃圾资源利用效果和环境影响效果相对较差,同时社会劳动成本和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相对较大,所以中国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不能走日本的道路。日本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不足效法,但其发展过程却为中国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一是要从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科学划分垃圾治理区域,合理规划后端垃圾处理企业的规模和布局,确定全国相对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二是要尽快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加快建设与“前端简单”相匹配的“后端精细”分类能力,否则将无法实现生活垃圾治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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