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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杂志》2022年第3期

人文杂志 人文杂志 2023-08-28


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


摘 要


张振华

比较政治经济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科学内涵及其文明意蕴

在庆祝建党百年大会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理论界对其解读存在分歧。要深入揭示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价值,还需要结合提出的情景以及所针对的议题。从比较政治经济视角看,中国走的是一条现代化的新道路,这将它从那些认为中国道路是其他现代化样本的翻版、模仿或混合的论断中区分开来。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国道路有着重要的世界价值和意义,它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别于西式道路的现代化方案;另一方面,它还有力驳斥了那些认为中国崛起将危及既有国际秩序的论调。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哲学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其在遵循人类现代化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又坚守中国本土立场,深刻扎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境况,彰显了深厚的哲学意蕴。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主题,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同时又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展开“中国式”探索,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与方向,同时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创新,始终以新的内涵彰显自身的生机活力,在方法论上体现了守正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坚守本土立场的基础上,又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创造巨大民族性价值的同时,又呈现出强大的世界历史效应,充分凸显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王  盛 罗  璟

社区组织程度和基层公共卫生体系构建——基于新冠疫情下社区居民心理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人们的心理状态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而社区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基本单元与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社区防疫的非常态情况下,社区组织程度对社区治理和居民心理状态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对社区居民问卷调查数据,从个体特征、个体状态、社区特征、社区组织等角度探究了影响社区居民心理状态的相关因素及机制。研究发现,提升社区组织程度能有效改善社区居民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处于社区管制下的心理状态。进而指出,应通过加强社区组织意识以提升社区应急处理能力,完善志愿服务机制以补充社区组织后备实力,以及应关注社区整体情况,有针对性投放资源等方式,为疫情常态化时期社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提供有益支撑。

姚金伟 张兰心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新冠疫情带来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清零”还是“共存”,国际社会面临“一病两治”的模式选择。国家能力切中了国际社会抗疫实践的肯綮。中国依靠组织动员体制优势,突出了“强中央政府能力”,坚定奉行“清零模式”,并保持了一定的政策弹性,取得了显著的抗疫成效。本文在总结中国抗疫政策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即包括8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并凝练出四大层级排序和四类过程应对机制,阐释了中国抗击疫情的政策逻辑。据此指出,中央领导力供给是中国抗疫实践的保障,中央—地方疫情指挥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功能,而发达国家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高度专业化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中国应加强科技支撑和专业知识评估,提升疫情防控精准度和弹性,增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沈一兵

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面临的文化风险与包容性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一场疫情引发全球性的公共危机,不仅对全人类的健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对文化价值层面产生重大影响,使“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面临更多的文化风险。本文从文化风险的视野出发,结合后疫情时代的文化思想(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种族主义和科技霸权),剖析了“一带一路”面临的文化风险类型(文化认同风险、文化信任风险、文化安全风险、文化表达风险)和文化治理诉求(认同、信任、安全和表达),并从文化分层的维度(文化整合层、文化维模层、文化冲突层和文化交往层)提出了后疫情时代化解文化风险的根本治理路径——建构“一带一路”包容性文化共同体。

车致新

表面的美学与可见的声音:抖音的媒介物质性批判

论文尝试在数码转型的历史语境中,从媒介物质性的角度重新对抖音进行批判性考察。不仅通过视觉(抖音的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听觉(抖音作为一种从声音到图像的媒介转换游戏)和触觉(抖音用户的触屏欲望)这三个维度的认知图绘来分析抖音自身作为“新媒介”的媒介特性,还在此基础上将抖音视为当今数字时代的一种症候性表征,反思隐藏在抖音表面化的数字美学背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重启批判理论与媒介理论的思想资源,辩证看待以抖音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文化现象。

李昌舒

区分与融合:论北宋审美趣味的变革

随着科举制在北宋的日趋完善,庶族士人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主导者。他们是具有“文—官”双重身份的新型士人,这种身份对于审美趣味产生深刻影响。概而言之,就是富“文”又重“道”,士人需要在雄厚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审美趣味超越政治上的朋党之争,形成一个审美共同体,它既是对异己趣味的排斥与区分,又是对相似趣味的认同与融合。无论是区分,还是融合,士人都有明确而自觉的意识。在北宋士人的共同努力下,审美高度繁荣,超越前人,创造出诸多新的审美范式,对于此后的审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包大为

黑格尔的解放伦理与历史主义意图

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其逻辑体系的构成部分,是其历史主义获取客观性的重要环节。自由意识发展的各个环节构成了世界历史。作为伦理之本质的自由,其实现样态勾勒出原始的、反思的、哲学的历史,分别对应了直接、反思、伦理这三个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的发展阶段,而黑格尔则将其法哲学视为揭示这些阶段之特征和实现路径的科学。通过黑格尔对启蒙政治的抽象解放的批判,作为“外部国家”的市民社会被要求向着更加真实的普遍性升华。然而,黑格尔以现存政治的合理性来终结解放伦理的意图却成为了历史本身的阻碍,现实中主体趋向自由的绝对进程必然将其逻辑体系和辩证法推向更为真实的解放情势。

程秋君 陆毅鸣

伯纳德·贾格尔建筑现象学语境中的家

贾格尔建筑现象学中的家,从家的根身性、中心性和内在与外在的辩证法等三个方面,继承并拓展了现象学运动开辟的人通过思考如何在大地上建造人类之家来明察人之本性的理路。他以栖居与旅行的动态逻辑,替代身体扎根于确定位置定居的静态描述;以家作为生命共同体亲密交往的中心,丰富家被界定为世界中心的意涵;以构成家宅空间物质元素的具身化特征,诠释内在与外在的辩证法。贾格尔还从节日居住和世俗居住模式,探求根身性与祛身化居住、家宅的中心性与多元性,以及家宅内部亲密领域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动态平衡之道。贾格尔关于家的思考,为现代人既要提升生活水平,又不能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轨道上失却精神根基的诉求,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和积极稳妥的方略。

刘 力 岑宛聪

秦、汉“太上皇”政治文化透视——从“家人父子礼”到“朝廷君臣礼”

秦、汉“太上皇”名号虽同,然两者在政治文化内涵上却呈现出差异化。秦始皇追封其父庄襄王“太上皇”,更多是承袭三代以降血缘贵族统治下,对于祖先宗庙神灵的礼遇与尊崇,所彰显并遵循的是基于血缘宗法的家人父子礼。汉高祖仿秦尊太公“太上皇”,不仅使得“家人父子礼”向“朝廷君臣礼”转化,更是旨在解决传统“尊尊”“亲亲”观念与现实政治中子为王、父为臣的皇权政体之间的冲突;同时借尊“太上皇”以宣扬孝道孝治,为专制皇权增添人伦礼制色彩,由此强化中央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即西汉“太上皇”更多的是从其时皇权政体的建构出发,旨在服从、服务于皇权政体的需要,较秦“太上皇”有着更为精心的政治考量。

谢丽萍 郭台辉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袁富华

效率、公平与程序:以公共领域建设拓展制度韧性

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来看,福利国家模式的普遍确立,将一种更加精致而复杂的福利组合关系引入到发展进程中来。这种权利关系的参与者是国家、市场、家庭和第三部门,由此体现出来的稳定秩序,需要满足三个不可相互化约的前提:经济领域中的功利主义追求,应当有助于提高效率;社会领域中的价值规范追求,应当有助于维护公平;公共领域中的商谈原则运用,应当有助于保障个人自主和社会权利。福利国家良好运作所依赖的稳定秩序,其核心机制是制度规范的整合功能,而作为制度规范的创生土壤,公共领域获得了与经济管理和社会公平同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地位。高度现代化时代的国家制度竞争,归根结底在于公共领域的完善程度与改进能力,这是理解制度韧性的关键。

高 帆 刘庭汐

城乡户籍制度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研究

城乡义务教育差距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表现,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一个阻碍。户籍制度作为长期以来我国实施公共产品配置的重要工具,必定会对城乡义务教育的资源配置及结果产生影响。户籍制度主要通过收入水平、资源稀释、文化资本、身份认同等途径对城乡教育产出的均等性产生作用。本文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追访数据,实证研究学生户籍类型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结果发现:城乡户籍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成绩具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城镇户籍对英语成绩有极为突出的正向影响;通过分别控制县级、学校和班级的固定效应,发现户籍制度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县级层面,在学校和班级层面并不明显;通过考察户籍类型与家庭层面影响因素的交互项,发现无论是在县级还是在学校和班级层面,兄弟姊妹的资源稀释作用和家庭文化资本的继承效应都存在较为显著的城乡差异。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缩减城乡教育差距、推进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的相关政策建议。

刘丹阳

依托数字支付平台重塑跨境零售支付: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路径

基于传统的货币国际化路径,人民币要想在短期内实现跨境交易领域的大幅提升,将面临一定的阻碍。主要原因在于在跨境批发贸易领域,美元在定价和交易方面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跨境零售领域,人民币有可能通过重塑跨境零售支付的新业态,实现跨境应用水平的提升。其主要逻辑在于,数字时代的来临,催生了数字平台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凸显了大型跨国数字支付平台在货币竞争中的优势。平台消除贸易壁垒、创建全球化市场和社区的能力,与央行数字货币降低货币交易、扩大金融普惠,以及对跨境人民币实行精准目标管理和调控的能力相结合,将有效提升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吸引力,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多有利条件。这一过程可能面临货币主权的冲击、实时外汇交易的挑战、跨境监管的困境和大国竞争等多方面的新要求,这需要中国在多边框架下与别国加强合作和沟通,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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