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2年第8期

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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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刘  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话语创新

文艺制度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式和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在文艺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话语创新，极大地推进了当代文艺工作和文艺活动的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文艺制度话语创新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基本原则。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话语创新具体体现在文艺制度的文化基础创新、时代话语创新、工作方法创新以及人民性话语创新等方面。这些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制度建设方面的最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岳  琳

中国精准传播研究的理论渊源、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数字媒体的广泛普及，精准传播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方式快速崛起，成为传播学界的焦点话题。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及内容分析法，对2007年以来国内精准传播研究的现状与趋势进行分析，发现：国内精准传播研究经历了从概念引介到指导实践进而广泛应用的过程；受到国家、市场、技术三重逻辑的影响，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国家力量推动的精准传播的本体与应用研究、市场力量推动的精准营销研究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力量推动的智能营销传播研究。未来精准传播研究在理论层面，以计算传播学为理论基础的精准传播研究更加体系化；在应用层面，以乡村振兴与国际传播战略为场景的精准传播研究在精准化特征呈现、对农和国际精准传播体系建构等方面不断深化；借鉴计算传播学中数据科学与网络科学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将趋向多样化和具体化。

师  博  何  璐  邹林秀

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收敛性研究

城市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载体，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和重心所在。本文聚焦于2004—2019年黄河流域77个地级以上城市高质量发展，使用熵值法测算出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基于条件收敛方程采用动态面板回归方法考察其收敛性。实证的主要结论为：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整体呈U型变动特征，发展的生态成果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短板；黄河流域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格局呈现“下中上”的反向梯形结构特征，即下游中心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最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带来的外溢效应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全局性影响，使得黄河流域上游城市与中下游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更为相似，促进了全流域条件收敛；政府干预能够有效提升上游城市高质量发展速度，但对中下游城市却有不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后指出，推动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因地制宜，中下游城市侧重于提升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上游城市需加大环境规制和保护力度，进而在顶层设计上借助转移支付推动其高质量发展。

马晓强  胡晓雨  韩锦绵

黄河流域脱贫成果巩固的特殊性及长效机制构建研究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和生态屏障，也是我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区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黄河流域如何瞄准相对贫困、预防脱贫人口返贫、巩固已有脱贫成果，对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精准扶贫以来黄河流域的脱贫历程的基础上指出，流域脱贫成果的巩固面临着脆弱性相对贫困突出、上中下游致贫因子异质、返贫风险较高及扶贫“造血能力”不足的特殊性。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该流域脱贫成果巩固长效机制的框架内容，包括生态脆弱性贫困治理机制、分区段贫困缓释机制、返贫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及相对贫困治理的“造血”机制，并提出实施的具体策略，从而为流域脱贫成果巩固提供理论支撑，并为未来流域的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新思路。

唐要家  王  钰

数字经济反垄断消费者福利标准的重构

数字平台的强垄断势力和多重危害严重动摇了芝加哥学派以福利权衡为核心的反垄断消费者福利标准，数字经济反垄断目标成为最具争议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在全面分析芝加哥学派消费者福利标准局限性的基础上指出，数字经济反垄断仍应坚持以经济效率为核心的消费者福利标准，但需要扩展消费者福利标准的内涵。数字经济反垄断消费者福利标准，应突出影响消费者福利的非价格因素，特别是消费者选择权、隐私保护、财富转移等社会性目标，强化维护消费者主权并扩展消费者选择空间，突出创新优先，将维护竞争过程作为政策重心。

刘  鑫  张成虎  武佳琪

互联网金融平台违规治理策略：基于双层监管体系的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前景理论和演化博弈论构建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不参与和参与互联网金融平台违规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考察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行为演化规律，分析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从而为遏制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违规行为提出建议。研究表明，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不参与的情况下，仅靠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无法有效遏制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违规行为。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参与的情况下，存在两条路径可以有效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约束：第一，增加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力度以及加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平台违规经营行为的惩罚力度；第二，增加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消极监管行为的处罚以及加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奖惩力度。研究结论可为治理互联网金融平台违规行为，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陈林侠

何为气韵，如何生动？——传统美学与当下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愿景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传统美学所追求的“气韵生动”美学理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书画艺术强调生命之气运转流转的节奏（“同声相从”）与和谐共振的韵律（“异声相应”）。这一美学理想包蕴的生动、神韵，也正是电影媒介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生命意识。中国电影不应满足于此。传统美学的气韵生动是基于本民族特有的宇宙观、方法论，从形肖神似的生动开始，最后归于统合万物、万相之元气，具有人类与自然互为主体、打成一片的特殊的审美内涵。因此，它跳出了西方近现代以来主客两分的陷阱。不仅如此，这种特殊的美学理想也要求特殊的镜头使用法。从实践层面来说，大（景大人小）、全（景别）、远（距离）的长镜头，运用于人物情感激烈处、情节矛盾紧张处，能够创造出整体性的气韵生动。

诸葛沂

本雅明的现代艺术思想论要

现代艺术研究涵盖的范畴，包括对现代艺术的生成原境、媒介经验、形式特征、文化政治功能和终结论等诸面向的探究，本雅明的写作无疑是这一研究课题最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本雅明从城市环境和技术发展的层面对现代艺术产生条件进行的描述，至今仍是现代艺术发生研究的底色；他对现代人的时空、审美和身体经验的刻画，为后世学者讨论现代艺术的媒介和图像特性开辟了巨大的空间；他对艺术形式尤其是绘画惯例的内部探讨包括色彩、材料、素描与切面等具体的形式问题，洞见了现代艺术的形式趋向，从而给坚持形式—结构分析的现代艺术研究者以启发；他对现代艺术的文化政治功能的强调也支持了西方左派艺术史研究，本雅明思想还启发学人重思“现代艺术的终结论”。故而，阐释本雅明的现代艺术思想，既能加深对本雅明哲学思想的理解，又能为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艺术拓宽思路。

刘清平

“真”概念的语义辨析——从两类不同需要的视角看

“真”是一个经常引起争议的重要哲学概念。从辨析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视角看，它的核心语义在于“符合事实的正确知识”，其中既包括符合客观事实的真理知识，也包括符合主观事实的正确知识亦即如实描述了人们内心体验、意欲情感等等的真诚命题。同时，涉及非认知需要的“应然之真”与纯粹基于求知欲的“实然之真”也存在微妙的区别，倘若将两者混为一谈，用“应然之真”压倒“实然之真”，就会扭曲主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

温  权

《资本论》的货币权力批判及其对资本主义的三重追问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是对货币权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以“交换价值”“平均利润”以及“生息资本”为节点，马克思不仅在概念维度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从“因何所是”到“确如其是”及至“是其所是”的形而上学追问，更从现实层面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提供了“发生学”“过程论”与“目的观”依据。它们作为《资本论》的核心议题，无异于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的三个递进层次：对资本主义“所谓何物”的认识论再现，既是在本体论维度确证资本主义“自我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又为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逻辑学线索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素材。这就意味着，与马克思用货币权力的社会化史诠释资本主义“从哪里来”的概念实然性相对应，我们应当在社会性个体的实践史中不断确证资本主义“往何处去”逻辑应然性，从而实现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扬弃。

金  刚

《大智度论》的缘起及其否定作用

本文从《大智度论》中缘起的内涵及其否定作用两个方面了解早期中观对于缘起的全新阐释。关于缘起的内涵，部派佛教对因、缘、果做了细致的分类，并且也有了关于法与法之间“相待”与“和合”关系的讨论。但所有讨论都建立在因果之间具有必然性联系的含义之上。中观没有在因、缘、果的分类上继续讨论，而是在因缘和合的方式上做了发挥，归纳《大智度论》共有以下四种：法因和合而生、法因假名而生、法因分别而生、法因相待而生。这四种形式本质上不仅是一致的，而且佛教中其他形式的因缘和合如“四缘和合”或“十二因缘”等等也可以被归结为它们。关于缘起的否定作用，本文探讨了否定的逻辑与范围。建立在因果必然性含义上的缘起，否定的是如“自我”那样非缘起的东西，而不否定缘起自身。《大智度论》通过两难论证，揭示了不同形式的因缘和合中因果之间的矛盾关系而非必然性关系，并通过这种矛盾关系否定一切因缘之物与因缘自身的真实性。

周  游

旗帜与认同：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与各政治力量的因应

在近代中国，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政权（或政治力量）的标识，以党派旗帜为国旗，会给该政治力量带来更多的政治资源。国民革命开始后，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将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认同党治和革命的象征。因革命理念、政党关系和政治诉求的不同，中国青年党、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易帜”都有回应。他们在诠释旗帜象征意义、表达对旗帜认同的同时也展开政治互动。在国民党“易帜”过程中，对旗帜象征的诠释和运用成为三个政党进行政治博弈的方式之一。各方对旗帜的理解、认同、意义诠释和运用，反映了三个政党不同的政治诉求，也体现了此间旗帜、象征与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高  扬

政学互动：“子改父过”孝道说 及其与元祐更化之关系

宋神宗去世后，面对《论语》“三年无改”孝道说对更化的挑战，司马光主要以“子改父过”孝道说进行反驳，其依据为《周易》中的“干父之蛊”。“以母改子”仅为此说的补充。除政治目的外，“子改父过”亦是司马光的学术主张。将“干父之蛊”解释为“子改父过”非司马独创，在儒家经典内部本就存在“子改父过”与“三年无改”两种孝道说的冲突。经司马光阐发后，“子改父过”说为旧党沿用，成为元祐更化的理论武器。宋哲宗亲政后否认此说，终结元祐之政。随着元祐被美化，“子改父过”说被广泛接受。朱熹在《周易》阐释中采纳了“子改父过”说，并解决了该说与“三年无改”说间的矛盾，为后世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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