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2年第9期

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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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景天魁 魏厚宾

群学的创立及其对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意义

战国末期由荀子创立的群学，是百家争鸣的硕果，是中国社会学名副其实的“开端”。不论从客观还是主观方面来看，群学的创立条件都是得天独厚的。群学具有内涵丰富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这既是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确凿根据，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学走向崛起的宝贵历史资源。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而言，群学基本概念和命题提供了直接可用的珍贵资源，作为群学精义的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奠定了贯通古今的思想基础，群学元典的形成提供了中西社会学会通的宝贵启示。荀子群学适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难得历史机遇，必能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崛起过程中大放异彩。

杨善民

群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提供学理支撑

群学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群学思想理论是对中国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成世界最大族群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指引。群学中的社会和合、族群平安、义利兼顾、礼法互补、群己互融、家国递进、天下一家思想，不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将为处于全球化困境的世界提供丰富思想营养与学理启示。

刁鹏飞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国社会学崛起的主题引领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争取实现伟大复兴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学给予了三大主题引领：一是自强，救亡图强的民族抗争，促使中国社会学从逆境求生中寻求学术自强；二是自觉，发展道路的曲折探索，促生中国社会学在思想交流碰撞中走向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三是自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社会学也迎来在古今贯通和中西会通基础上的学科自信。中国社会学以往既坎坷曲折又波澜壮阔的学科历程启示我们，在新时代，欲要崛起于世界学术之林，中国社会学必须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所引领的主题，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出的时代之问，在总结丰富的民族复兴实践经验基础上，大胆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学。

柳宝军

百年党史视野中“组织力”概念的历史嬗变与时代意蕴

“组织力”概念的生成和变迁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迁全过程，也与中国共产党承担的执政使命和自身组织特质密不可分。中共建党百余年以来，在不同历史境遇和时空语境下，“组织力”显然有着不同的话语内涵和指涉对象。在民主革命时期，因在使用主体上的差异，中共分别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劳动平民、军队士兵等不同层面使用“组织力”概念。新时期以来，随着历史方位和中共执政环境产生的新挑战，中共话语中的“组织力”在词义上产生了转向，突出强调了保持和提高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命题，“组织力”成为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特定范畴。作为一个富有理论生命力的概念，“组织力”概念的变迁经历了自革命时期的高频出场到建设时期的适度聚焦再到新时代的话语勃兴，新时代背景下，基层组织建设的新实践为“组织力”概念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杨四平

中国现代叙事诗写作的史诗化与现代化追寻

中国诗歌“抒情独大”，致使叙事诗不发达；但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急切期盼与实际行动中，中国现代诗人创作新型中华民族史诗的热望和尝试从未停歇。先后出现了晚清客观写实性的“时事诗”和“杂事诗”之类的“诗史”式写作，20世纪20年代以历史和神话为题材的长诗史诗化写作，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和左翼诗人的呐喊型叙事诗写作、民族主义诗人的颓废型叙事诗写作和现代主义诗人的歌咏型叙事诗写作，以及40年代庄严的“民族革命的史诗”写作。其史诗化和现代化互为表里、彼此阐发，共同谱写出中国现代叙事诗多声部的华彩乐章，积淀了丰厚的中国现代叙事诗传统。

解  扬

古典公共性的生成：乡约的合理性与明代思想史上的和会趋势

乡约自身的传衍脉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其得到国家认可，进而受到支持的合理性，因此需要从国家对乡约在道德养成的制度建设上期望其扮演的公共性服务角色入手，对乡约执事者在思想上努力配合予以定位。从吕柟、罗汝芳等所行著名乡约可见，明代乡约在与《大诰》《明会典》结合并落实于地方自治之后，与明太祖圣谕六条融合，针对社会全体，提供了覆盖面更广的道德训练。这对明代国家而言，在地方自治层面具有特殊的价值。明代的乡约虽然延续了北宋《蓝田吕氏乡约》的传统，但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其存在具有更充分的合理性，也符合当时思想史上和会朱子、阳明、甘泉的趋势。

李  卓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蒋南平 张明明

论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基本经济制度作用

新时代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它体现了其目的性、过程性及贯穿其中的方法。要稳步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必须要探寻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和制度问题。新时代共同富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供重要的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保证了高质量发展中促进新时代共同富裕物质与精神的生产条件，其分配关系保证了全体人民按其所有、按其所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而其市场体制保证了高质量发展充满活力，以巩固共同富裕的生产力基础。主要贡献在于：从整体上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巨大作用；提出了中国“平放橄榄型”分配格局及“一、二、三次分配”都应“公平与效率兼顾”的观点；揭示了通过动态消除地区、行业、个人的财产收入及机会差距，从而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机制和途径。

王  庆 王  震

供给结构变迁中住房保障的经济福利问题分析——兼论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住房保障激励机制的完善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利用有限的住房保障资源满足多样化且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关键在于如何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建立正向激励机制，鼓励有收入增长潜力的被保障对象发挥个体能力提高其居住水平，最终脱离社会保障的帮扶。在住房结构变迁背景下，不同时期住房保障政策在准入、腾退机制设计和获得住房后的使用与再处置原则上，大多呈现出“中性转移”或“助长懒惰和浪费的转移”的激励机制特征，并由此产生影响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经济福利问题。在住房总体供给相对过剩的发展阶段，住房保障政策的完善需统筹考虑供给结构，区分非基本保障和基本保障：对非基本保障人群建立以有限期租赁为主的保障机制，结合承租人就业情况，构建“对抗懒惰和浪费的转移”的激励机制；对基本保障人群建立长期租赁的保障机制，在不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基础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权益的均等化，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陈  宜 王征兵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探析——以陕西省L区为例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对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及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实现农村共同富裕意义重大。笔者就陕西省L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三年行动的实施情况、推进成效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分析其曾经面临的“人”“地”“钱”等现实瓶颈，提炼出其撬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三类型八模式”机制创新，即内驱型为主的土地盘活、资金整合、综合开发模式，带动型为主的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国有企业带动、民营企业带动的模式，以及融合型为主的多村庄融合、多主体融合模式，总结归纳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即应注重因地制宜抓特色以促进产业升级、以改革谋发展、以制度抗风险、坚持农户主体性、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精准推进公共服务供给等经验，这对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邓心强

论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桐城派书写及学术反思

桐城派在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迅疾进入民国各类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中，为民国学者高度关注和研究，这是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再次走向经典的重要途径之一。民国主要文论家聚焦桐城派，在书写内容、书写角度、书写方法等方面皆有创获，并染上了浓厚的时代印记。他们重视清代学术思潮、文学作品和桐城派批评之间的关联，初步奠定了桐城派书写的内容与框架。在学科开创之初，民国学者格外注重对桐城派材料的搜集与整理，能娴熟运用比较法、文本细读法展开论析，具有鲜明的书写特点和治学特色。在个性追求、语体使用、延续传统、重视整体感悟、不断修订从而打造精品等方面，独具风貌、自成特色，值得今人重新审视并弘扬。当下对其进行学术反思有助于深入把握桐城派发展和演进的范式脉络，管窥众多名家书写桐城派的学理逻辑。

张银飞 宛小平

被误读的朱光潜：对陶渊明公案的澄清

历来论者对朱光潜与陈寅恪的陶渊明之争聚诉纷纭、莫衷一是，诸多问题需要重新省思和澄清。写作《陶渊明》的“直接诱因”是朱光潜对《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部分论断的存疑，暗含的“间接诱因”就是他对鲁迅批判的一种非“心悦诚服”的全面回应，体现了其治学求实的精神追求。以儒家倾向为主的阐释本质是否“异化”为朱光潜想要在社会政治舞台上“起而行道”，从新见史料《谈心》一文中可以看出朱光潜的内心并没有这种想法。因此，学者所称“移情作用”的“起而行道”的说法值得商榷”。对陶渊明钟情六十余载，朱光潜凭借深厚的诗学功底，潜心研阅陶渊明的诗、赋、传、文等著述，久久为功撰写《陶渊明》，在长期学术思考和诗学积淀的基础上力求深入理解陶渊明。

姜福安

梁启超的反启蒙论述及其对抒情传统的阐扬

20世纪中叶陈世骧和高友工将抒情传统确立为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传统，后经几代学者讨论、传播，抒情传统论已经发展为近几十年的学术热点。而在陈世骧正式提出抒情传统之前，梁启超等人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抒情特质，这与跨越欧亚的反启蒙论述有关。在倭伊铿人生哲学的启发下，梁启超认识到精神与物质、情感与理性应该和谐统一。因此，他着意在理性高扬的五四时期申述情感的重要性，并系统梳理阐释了中国文化中的抒情精神，试图以情感反制理性主义的主导。

刘思语

《金驴记》中的“德性”“自然本性”与“历史秩序”——对马基雅维利消极命运观的阐释

马基雅维利在部分作品中论述了“德性”与理性对命运的控制，这使他的思想呈现出一定的理性主义特征。但在《金驴记》中，他倒转了上述“德性”、理性与命运的控制关系：他一方面将人的自然本性描述为无节制的欲望与有限的能力，从而使人陷入永恒的矛盾处境中，并贬斥了人的“德性”与理性；另一方面，他将历史解释为一种统治人事的、循环的秩序，从而消泯了人的自主性的意义。《金驴记》对命运的消极论述也贯穿于马基雅维利的其他文本中，与对命运的积极论述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论述既说明马基雅维利并非理性主义者，因为他否认了通过“德性”与理性有效行动的可能性；又说明马基雅维利与古典思想传统间的张力不仅源于他对理性在某些时刻的夸张自信，更源于他在其思想中为人类塑造的矛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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