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3年第3期

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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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 杰 秦阿杰

探索资本有序扩张和共同富裕相兼容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持续维持中国资本有序扩张同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中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两大重要任务。在梳理资本影响一国收入分配格局内在逻辑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一国内部资本和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理论框架。在归纳和提炼中国背景下资本运行机制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已经发生的多重偏离效应的前提下，探索了资本有序扩张和共同富裕相兼容的中国发展方式。指出应重点培育和强化的几个关键点在于：引导和激励资本全面进入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自主创新领域和高端产业领域；引导和激励政府财政资金优先进入以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领域为主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部门；引导和激励国有资本全面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突破领域；引导和激励民营资本全面进入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自主创新领域、高端产业领域和生产率提升领域，全面促进就业的提升。最后，提出了打造资本有序扩张和共同富裕相兼容中国发展方式的核心逻辑及其可能的改革突破口。

司 聪

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机制与路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时代化继承与发展。数字金融作为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能够为“双循环”提供持续动力和关键支撑。然而现阶段，数字金融面临着数字创新发展滞后、金融市场供需失衡、金融开放成效微弱、金融风险层见叠出等突出问题，这极不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的根本路径在于，增强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源动力、提升数字金融支撑国内循环作用、打造数字金融赋能国际循环优势、保障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安全发展态势，从而推动构建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更有质量创新的新发展格局。

姚中秋

现代国家何以同样需要礼治：历史政治学视角的研究

礼治常被视为一种前现代治理机制，但现代各国仍普遍存在礼治因素，中国尤为明显，表明礼治是健全的国家治理所不可或缺之机制。以历史政治学方法分析礼治形成、重建的三个历史关键节点可以发现，礼先于国家而存在，组织了早期人伦与宗教生活。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较高自主性、能动性的政治权力为自己建立了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即“政刑”，但其覆盖和穿透能力毕竟有限；为进行有效治理，政治权力又吸纳了礼及其所塑造、维系的社会，作为国家治理之基础设施，这就形成了礼治。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是国家的本质所在，但唯有通过礼治，政治权力才能对社会进行全面治理、深度归化，此即礼治之必然性所在。因此礼治尽管在历史上多次崩溃，却总是得以重建；今天中国正处于重建礼治之过程中，亦当建立兼容礼治之国家理论。

龙涌霖

“天”观念与早期中国的历政

古代中国“天”往往兼具神格与自然，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应追溯到早期历政中理解。历政不仅指制历，还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祭天活动，它是早期中国古人从观象授时的巨大政治效应中发展出来的宗教崇拜。因而早已酝酿于历政中的天道观与天命观并非截然对立，两者并根而生，并一道构成维系天下秩序的政治权威。只是历政的权力运作逻辑势必使天子垄断历数知识，故导致三代的“天”在更多场合呈现出神格面向。东周以降“天道”说之所以兴起，离不开历政崩溃后历数知识播迁的社会政治原因。但这并没有导致天命观的消失，因其与天道观本同根生于历政，故此后在传统中国仰天而食的农耕社会里，“天”从未失去其宗教向度。

殷鹏飞

理论转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系统”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体系与近代史学转型中对“历史系统”的强调息息相关，而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整理也存在着系统性。同时，随着学科理论意识的不断转换，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系统”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史料系统”并非“客观实在”，而是与学科发展趋势相伴随。由于学科的“当代性”，“史料系统”之间就会产生视差，因此，“什么是历史证据”本身便充满了理论性。同时，学科的“当代性”呼唤着批判性史料的出现，由此才能超越“纪念碑”式的历史，从而不断更新学科的整体问题意识。

宋剑华

“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问题——对于一个理论命题的重新考察

几十年来，学界一直都将“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概念与“艺术”概念视为一种平行关系，并用大众化的“艺术”标准要求小众化的“文学”也走“大众化”的道路，进而混淆了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审美方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别。“艺术大众化”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娱乐方式的历史传承，而“文学”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小众化”艺术；若要使“文学”实现“大众化”的人文理想，就必须借助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二次转化。因此，将“文学大众化”与“艺术大众化”等同视之，且人为地用“文艺”二字模糊或消泯“文学”和“艺术”的严格界限，只能使“文艺大众化”问题流于一种纠缠不清的理论空谈。

董键铭

金融—数字资本与资本逻辑的全面扩展

产业资本并不是资本发展的最高形态，资本对自我增殖的无限追求要受到产业本身条件的限制。金融资本使资本增殖不必再经历资本与具体产业之间的形态变换、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形态变幻，而是完全在资本本身的范畴内就能完成，并促成了资本拜物教的形成，从而从G的角度对G—W—G′的公式进行了扩展。数字资本通过运用数字化虚拟世界的基本特点，既能够将原本的非劳动行为重新定义、扩展为可以被剥削的劳动行为，也能够创造一系列新的、更便于被资本剥削的新劳动形式，从而突破剥削所受到的外在条件限制，从Ｗ的角度对G—W—G′的公式进行了扩展。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的结合从G、W两个角度共同对资本逻辑进行扩展，使之能够与生产力发展全面脱钩。在这一情况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完全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不再服务于生产力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升。

张宪丽

数字资本主义的迷途与困局：以斯蒂格勒为中心的考察

斯蒂格勒在德里达“延异”的基础上提出了“代具”这一概念。由于人类自身存在重要的缺陷，因此需要外在化的力量进行弥补，这就是技术作为人类缺陷型起源的根本条件。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上，斯蒂格勒讨论了三种持存。第三持存是一种外在化的后种系生成记忆。围绕着第三持存展开的核心内涵是，人与技术的相互发明。美国在历史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文化霸权表现为历史蒙太奇中的时间物体、历史共同体的共在幻象与工业图式论整合、记忆工业随时在场导致的个性化丧失等内容。斯蒂格勒所强调的是，技术在塑造“大写的我们”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了技术服务于西方文化霸权这一内涵。在斯蒂格勒看来，数字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类的迷失。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异化情形体现为数字化所创造的是扭曲的象征世界、数字个性化背后的整体性制造、数字消费背后的美国霸权和认同假象、数字资本主义加持的教育异化及其对抗等。在这种数字资本主义的迷途之中，斯蒂格勒一直在积极地寻找解决方案。斯蒂格勒将解决方案定义为积极性的药理学，将人类的未来定义为“负人类纪”。从“人类纪”到“负人类纪”似乎是一种向死而生的悲观状态，而更加合适的调整应该是从“骄狂人类纪”到“谦卑人类纪”。

贡华南

混于酒而饮——酒在陈白沙思想与存在中的位置

陈白沙意不在酒，意不离酒，酒参与并推动着陈白沙的思考与修行。在陈白沙思想中，饮酒并非狭义的口腹活动，它奠基于自得之学，属于思想之事。饮酒关联着忘机、超越名利等活动，并让人突破血肉之心以及自我的边界。同时可以激起血脉，让人与周遭事物一同兴起，共同进入生机氤氲之境。酒醉则能够打开各种限制而呈现出无间的广大世界，使人融入天地万物之中，成就万化自然。基于对酒的亲切领会，陈白沙主张“混于酒而饮”：主动放弃自我，自觉地投入、融入酒，按照酒的精神品格展开自身。心玄发为酒之玄，人成就了酒，酒精神依据人的精神塑造，这标志着中国酒精神的建构已经进入自觉阶段。

许 宁

万法唯实——论张申府的哲学精神

张申府是近现代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其生平出入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屡遭踬踣，学术成就遂为政治风云所掩，虽无暇著述，未成大书，然张申府首倡中西马三流合一，“我所思兮，一切皆实”，在哲学界自成一家。本文试寻绎其旨趣，恢弘其规模，发越其深心，揭橥张申府“万法唯实”的哲学精神。张申府明确将英国的罗素哲学命名为“唯实宗”，比拟为隋唐时期的佛教开宗立派之学。所谓的“三流合一”，在张申府看来，应当是以“实”为基础的中西马的会通和融合，同时也代表了世界哲学发展趋势。张申府的哲学体系可以命名为“新实学”，与其弟张岱年的哲学体系（“新气学”）蔚然成为近现代哲学史上的双子星座，继印度佛教的无著、世亲，北宋理学的明道、伊川之后，并为哲学史上各成体系、难得一见的兄弟哲学家。

朱文哲 李世林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八小时工作制主张与革命动员

五四运动后，国内知识界及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人物高扬“劳工神圣”，经由解析工人工作时间价值，开始广泛宣传八小时工作制。随着工人运动的逐步展开，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从争取八小时工作时间扩展到争取周日及重要纪念日、节日的休息，其中对女工和童工工作时间的限定日趋严格，并力主男女工资待遇平等。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视为维护工人经济利益，塑造阶级意识的方式，推动了工人运动转向政治斗争，进而促进了国民革命的深入开展。国民革命面临失败之际，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则成为中国共产党试图推动革命高潮，挽救革命失败的手段。梳理中国共产党八小时工作制主张及实践，有助于理解工人动员政治中的“统一性”因素及影响深度。

周瑞瑞

英美在华报刊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与描摹(1921—1938)——以《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为中心

1921年至1938年《新华日报》面世前，在未与中国共产党自我主张深入认识的情况下，在华英文报刊《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依据各自立场构建中共形象，描摹共产党行为。大革命期间，两报迷惑于“布尔什维克”所指，混淆国共两党。大革命失败后，扎根农村的红军成为外报重点关注对象，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被描述成“罗宾汉”式的神秘救世主。抗战爆发后，外报又逐渐呈现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有序、敢于担当的政党如何崛起。尽管英美在华报刊以他者视角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成长的部分事实，但归根结底主张的是西方的理念与价值观。相关报道也曾受到国民党宣传干预，因此应对其中所含评价与材料持有审慎的态度。

任 弢 王欣亮 张家豪

政府数字化转型何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

政府数字化转型既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数字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先导性工程。如何发挥数字政府建设的创新引领示范作用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本研究运用2009—2019年23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政务云计算中心试点启用为政策干预构造准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回答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问题。实证研究发现：(1)作为政府创新示范的政府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区域创新绩效；(2)政府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提升本区域创新绩效，而且对于经济和技术水平接近的区域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政府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政府内部管理的创新活动，其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一种可能机制是通过权威主体的创新示范，形成鼓励创新的社会规范型助推，从而提高区域创新绩效。

袁宇阳

“吊诡”的直播：政务直播的内在矛盾及其破解路径

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政务与直播的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政务发展方向。然而，部分政务直播在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容易引起消极舆论，从而形成了一种“吊诡”的政务直播两极化舆论现象。本文尝试反思性借鉴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发现政务与直播之间存在政务的“神圣化”与直播的“世俗化”、政务的“神秘化”与直播的“公开化”、政务的“制度化”与直播的“个性化”以及政务的“无私化”和直播的“逐利化”等“天然”内在矛盾，使得政务直播可能对传统官僚体系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需要从政务直播的频率、培训、过程和活动等方面对其进行优化，逐渐消弭政务直播中“政务”与“直播”之间的内在矛盾，以此促进我国政务直播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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