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3年第5期

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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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胡洪彬

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支撑体系与路径优化

作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项整体性和系统性工程，需要完善的内在支撑体系来夯实根基和保驾护航。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特性及其内在要求看，这一体系是由理论性、文化性、物质性、历史性、社会性、领导性、组织性和制度性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在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支撑体系的要素流动遵循自身独特的内在逻辑，整体上可归纳为党的主导推动、人民群众的主体参与以及党同人民群众协作共建三重并行模式。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思维看，新时代新征程要进一步促进和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要着力推动支撑体系实现整合与优化，其中既要对各类支撑要素进行充分挖掘，也要促其在支撑体系内部实现协调发展与科学转化，更要做好对体系输出的信息反馈及评价，由此才能在确保支撑体系实现优化运行的基础上，为促进和实现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层面的共同富裕提供更为稳定和扎实的根基保障。

刘家明

平台型治理助推共同富裕：逻辑、机制与策略

平台经济革命、多边平台理论与平台的共创共享功能分别为平台型治理助推共同富裕提供了时代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尤其是平台式的财富汇聚和权利配置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现实可行性。平台型治理是平台方主政与用户主权的有机统一，是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配置资源机制并实施三次分配的操作指南。共同体共建、生态共治、价值共创、服务共享与分配均衡的平台型治理运行机制，为共同富裕提供实现模式和操作路径。平台型治理助推共同富裕应该遵循发展优先、兼顾安全的原则，转变政府搭台策略，增强平台联结覆盖与普惠共享；推动传统平台的治权开放及其向多边平台、数字平台的转型，强化政府的赋权释能，推出“平台+”战略加强平台体辐射功能；通过平台式供给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平台经济政策与健全平台社会政策，推动基于平台的共建共创、共治共享与均衡发展。

李永新

后文学理论：“大理论”与“小理论”兼容的新型理论形态

后文学理论是文学理论经历了后现代思潮以后出现的新型理论形态，是从具有“大理论”特点的后现代理论走向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后文学理论研究应该把由后现代思潮带来的关于语言的“大理论”引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研究，通过对本体论语言观的考察揭示出文学理论与流动的历史之间存在丰富的可能性，形成与后现代解构策略完全不同的“小理论”分析。后文学理论既坚守“理论”阶段的“大理论”逻辑，以宏阔的跨学科视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的“大叙事”，又着力探索跨越边界的可能性，从分化走向去分化，以“学科互涉”的方式探讨作为“小理论”的文学理论问题。后文学理论是兼容“大理论”与“小理论”的新型理论形态，它在有效实现文学理论研究的后理论转向的同时，从人文学科的宏阔视野出发审视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为探索面向未来的文学理论找到新的路径。

陈云昊

晚清民国永嘉学派的承传谱系——兼论“温州学派”命名的问题

胡适在晚年回忆存在于北京大学的永嘉学派传人时使用了“温州学派”的命名，是后来研究者主要参考的学术史论述。然而，胡适的命名在学术史意义上是一个误解，他割裂了这个学派与在温州地区渊源已久的永嘉学派的关联。梁启超也误读了这一学派自身的承传谱系。钱基博在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批评中指出，永嘉学派不能被单纯视为汉学考据。从诒让祠塾到求志社，都有着明显的学派嬗变的轨迹，而《新世界学报》《瓯风杂志》则是该学派谱系自我建构的明证。学术界理应恢复原本贯通的学派脉络，恢复该学派本来的命名：晚清民国永嘉学派。胡适、梁启超对同时代“永嘉学派”谱系的误读，可以在陈黻宸、章太炎、钱基博、林损、林尹等人的论述中得到纠正。

任剑涛

人机关系会倒置吗？——ChatGPT“逃逸”引发的思考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人控制机器的定势出现了动摇。ChatGPT4更是让这一点突兀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一款语言模型，目前在迅速升级之中。引起人们紧张思考的不是它的技术性功能，而是它的“逃逸”。这是机器具有某种思想判断力的表现。这一语言模型可以通过图灵测试、在考试中获取高分。因此此前对人类所做的以语言表达思想的高等动物的定义，似乎面临被推翻的危险。由此可以理解各界上千名人公开倡议减缓这款语言模型的进化训练速度，以便评估它可能带来的、尚无法预期的巨大风险的做法。回顾人机关系演化的漫长历史，人类从自信地利用和控制机器来提高生产效率、满足人的需要的人机顺置关系，发展到当下人类疑惧人机关系的倒置，即机器会不会反过来控制人的状态，催促人类应急性地思考，人机关系真像人类所自负的那样让机器一直处在人的控制之下吗？人机的合宜关系如何确立，又如何有效加以建构？即刻给出的答案也许显得仓促了，但勾画一个大致的轮廓，则是人类进一步开发人工智能必须要做的工作。

陶 锋

人工智能文艺领域的伦理与治理

人工智能在文艺领域的发展相应地会带来个体与社会方面的问题，比如对个体权益、隐私和情感产生影响，还会导致信任危机、加剧数字鸿沟、歧视和文化产业就业等问题。这些伦理和社会问题，追溯其根源在于以下三点。一是控制与自由：人工智能比机器更进一步，会从智力活动上异化和控制人类，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文化工业的有力武器。二是人机关系：我们应该转变传统的人机不和谐关系，寻求一种人机和谐。三是艺术与技术关系：艺术与技术的融合，可以使技术向善发展。我们最终需要通过审美理性来引导理性与技术的发展，借鉴中国传统的和谐、诚信等思想来塑造人机关系，制定行业伦理原则规范人工智能艺术的研发和应用。

刘亚翠

智慧城市建设中智慧排斥现象探析

在当前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中，一种依托现代智能技术的“超级解决方案”颇为流行。然而，信息技术的使用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大量信息素养较弱的群体被排斥在智能化社会生活之外，随之而来的智慧排斥不减反增。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智能技术的使用有其自身的价值属性，另一方面则需要重新审视极端乐观主义技术治理模式及其局限性，从而澄明智慧排斥问题的发生逻辑。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中，首先要实现从“数据提供者”到“智慧人民”的治理主体转变，其次通过智慧社区建设实现人民共建、共治、共享，最后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全过程管理的方法提升智慧城市的效能。

高新民 张文龙

持续存在的“发现”与四维主义的本体论创新

自亚里士多德至今日盛行于英美的自然主义在研究事物的存在方式时，关注的主要是事物的共时性存在，坚持的主要是实体中心论。而四维主义最有价值的发现是，过去的本体论遗忘了对事物跨时持续存在这一存在方式的研究，于是在批判三维主义等传统思想时，强调研究时间阶段和一体性时空等新的本体论发现，进而将持续存在提升和定格为本体论的一个新的、汇聚大量创新理论争鸣的研究领域。在我国，用“本体论”一词的学者甚多，但鲜见掘进性、拓展性研究，更不用说创造性研究。因此，关注和研究四维主义及其所引发的围绕持续存在的哲学探讨，对我们思考中国本体论的创新发展无疑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罗 久

青年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伦理体系》为中心

《伦理体系》是黑格尔青年时期的一部重要手稿，是其客观观念论实践哲学的第一次完整的体系性表达。在整个《伦理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一方面，黑格尔表明，不同于形式主义的自然法学说，英国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个人的需要、劳动和享受为何以及如何能够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和商品交换中成为促进良好社会秩序形成和公共利益满足的规范性要素。但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法权体系的批判性重构，黑格尔也深刻揭示了政治经济学范畴中所包含的否定性，基于抽象劳动和抽象人格的形式化的市民社会法权必然会在伦理自然的实现过程中受到各种具有理性必然性的否定性力量的挑战。

叶培林 王建华

中共革命语境中的“浪漫”言说

在近代中国革命语境中，中国共产党人笔下的“浪漫”及其衍生概念经历了独特的内涵流变和色彩转换。20世纪20年代初，党内同志以“浪漫”形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视之为幻想。国民革命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又频繁使用“浪漫”和“浪漫性”等概念指称革命队伍中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堕落腐化等习性。及至全面抗战爆发，以“浪漫”为核心的“浪漫主义”，象征着光明与希望，成为革命领袖眼中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具有的精神。考察上述概念群内涵流变与色彩转换的历史可以发现，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不同问题与历史任务，或许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语境中对概念进行个性化征用与差异化表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葛静波

20世纪20年代“世界革命”理论的中国化实践：“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

国民革命前后，中共结合共产国际指示与中国革命实际，将马、恩、列的经典“世界革命”理论转化为中国化的“世界革命”理论。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至20世纪20年代，中共创新性地诠释了经典“世界革命”理论中“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与次序问题，为国共合作与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从以“社会革命”为核心到以“民族革命”为核心，再到以“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为双重核心的变化过程中，“世界革命”理论不仅成为了国共两党的革命指导理念，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发展进程。

陈小亮 谭涵予 陈彦斌

应对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政策效果评估与完善思路——基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

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止在于小微企业自身的问题，也不止在于金融供给体系不完善的问题，更在于高投资增长模式及其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以往出台的政策将主要精力放在完善金融供给体系之上，很少关注高投资增长模式及其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宏观政策“三策合一”为应对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一，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依赖，从而减轻相关行业对小微企业信贷资金的挤占。第二，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有助于淘汰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从而进一步减轻相关企业对小微企业信贷资金的挤占问题。第三，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有助于有效改善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从而提高金融机构的借贷动机。第四，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有助于加强各类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从而更好地应对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尚 佳

反垄断法视阈下平台自我优待的违法性分析——基于欧美谷歌购物案之比较

平台经济内生的跨市场竞争特征催生自我优待行为，反垄断法如何对其违法性进行评价成为当下的理论难题。实践中，谷歌购物案中更是集中体现了违法性差异背后评价标准的欧美分歧。自我优待违法性评价标准的确定源于行为“反竞争效果”的解释，此时需回归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与市场竞争的本质。无论是欧盟采用的市场结构标准抑或是美国实践中的福利标准，均属结果导向的静态分析，难以实现竞争机制的独立价值并回应商业创新挑战。聚焦竞争过程标准不仅是对竞争“作为过程而非结果”本质的回归，也符合反垄断法为竞争创设行为规则的制度定位，从而促进中国反垄断法走向本土化。基于此，自我优待的违法性可从经营者竞争及消费者决策可能性的角度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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