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3年第9期

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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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邓晓芒

论僧肇的以佛解道

僧肇标志着中国佛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转向，即对老庄和玄学家们所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从新的立场上作了重释，不再是简单地以道解佛，而是反过来以佛解道。在《不真空论》中僧肇与印度哲学思想的真正对接是，将“有生于无”这一老庄形而上学模型认识论化、“唯识化”。僧肇的“非有非无”作为佛家“第一真谛”是以“无”解“空”，但由于将“无”引申为“不真”，这就不但偏离了道家形而上学的实践性的“无”（“无为”），而且也未能走进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论性的“无”（“非存在”），而是引向了佛家信仰的真谛（“不真即空”）。《物不迁论》谈动静关系，他将“生生之谓易”的万物变化流动归结为“俗谛”，只有将其与万物静而不迁的“真谛”加以合观，才有可能追寻到后面的“第一真谛”即涅槃。在《般若无知论》中所谈的“知和无知”的问题也是老庄哲学的热门问题，只不过庄子讨论知和无知主要不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来讲的，而只是作为一种人生境界。僧肇却将庄子的观点扭转到对世界的终极认识方法上，无知之知比无为而为更重要，也更根本。

孙海燕

论儒家现世精神的起源

现世精神作为儒家的一大思想性格，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地理环境看，黄河中下游地区悠久早熟的农业文明，孕育了中华先民对大自然的“诚信感”以及对自身力量的自信。从社会组织看，农业文明中的家庭—家族生活方式在维系经济社会秩序的同时，其所孕育的祖先崇拜、亲情伦理和“乐感文化”，本身有着“安身立命”的宗教意义。从历史事件与政治制度看，“三代”以来的“巫史文化”传统，尤其是周初统治者推行的德礼之制，在国家政治层面加剧了人文精神对宗教信仰的超越，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理性精神得以蓬勃发展。从思想与人物看，孔子等经典儒家阐明“仁道”，强调“为仁由己”“敬鬼神而远之”，为儒家的现世拯救找到了内在的人性根基，天道、人心由此成为国人的基本信仰。儒学在成为国家主导思想之后，又反过来陶冶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现世精神从此在本民族心理中积淀下来。

景天魁

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观念

费孝通先生在领导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学的过程中，对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如何建设中国社会学的问题，始终念兹在兹。尤其是在暮年写出了集中体现他关于社会学学科建设深邃思想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在“学科观念”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训。我们今天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根本性的问题聚焦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界限扩展、理论基础的整合和研究方法论的融通上，这三个属于学科观念层次的问题，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的方向和路径。21世纪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的飞跃发展为我们实现社会学学科观念的更新提供了客观条件，创建社会学中国化2.0版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而学科观念的更新必能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创建。

杨瑞峰

话体批评与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述范式的创构

在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述类著作书写范式的建构进程中，诗话、词话、文话等话体批评发挥了重要作用。受“文”与“文学”观念含混不清、文话在史述实践方面早着先鞭、早期文学史作者对各类“学堂章程”的误读等影响，文话与早期文学史多有重合之处。早期文学史的“话体”特质主要显现于其微观叙述结构，但早期批评史“话体”特质的生成有其独特性：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文学史包含批评史，这为文学史的“话体”特质向批评史“平移”奠定了观念基础；另一方面，部分批评史“话体”特质的生成与其撰述者“述而不作”的批评史观密切相关。话体批评影响早期文学史与批评史书写的本体优势主要体现为：首先，二者在叙事性层面更具亲缘性；其次，话体批评体类庞大，是民国古典文学研究无法逾越的“头号资料库”；再次，对现代“史观”的共同探索也为二者之间的交叉提供了条件。反思话体批评对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述范式的影响，有助于辨析早期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源流，开辟理解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述类著作的新路径。

冯建勇 胡逸峰

“国权”“国体”的话语与实践：“安得思案”的中方应对研究(1928—1930)

1928年至1930年间，以古物保管委员会为代表的中国方面和以安得思为代表的美国天产博物院围绕蒙古高原地区考察授权、古物归属及合作原则等问题展开了数次交涉。在此期间，中国方面始终坚持力争“国权”与维护“国体”的宗旨。从其具体过程来看，古物保管委员会既有以“国权”换取“邦交”的无奈抉择，也有为捍卫“国体”而不惜终止合作的强硬诉求。相关交涉契合南京国民政府构建主权形象、凝聚政权认同的现实需要，反映了彼时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提倡古物考察自主性的诉求，从而与西方学者在中国境内从事的古物收集形成了一种“知识竞争”。就其结果而言，这一诉求直接推动了《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古物采掘保管法规》《暂定古物之范围及种类大纲》等行政法规的颁行。

李玉蓉

八路军后勤供给战线中的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后勤政治工作既是整体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又是后勤工作不可或缺的政治保证。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虽重视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但八路军后勤政治工作被批评为整体军队政治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对此，八路军召开专门的后勤工作会议与后勤政治工作会议，探讨后勤政治工作的特点、原则与方法，着重在后勤供给战线的具体工作中把握后勤政治工作的特殊性与灵活性，不仅推动后勤供给制度的改进与执行，亦进一步塑造了后勤供给战线的组织纪律，使政治工作成为抗战时期后勤部门完成供给工作与推动军队建设的重要保障。探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军队后勤供给战线中政治工作的特点、困境与改进过程，有利于理解八路军后勤政治工作的特殊性，进一步探讨中共加强后勤政治工作的路径与机制。

吴中胜

中国文论的草木之喻

经由长期的生产生活积淀，草木成为中国先民表达思想的主要选取物象，草木之喻普遍地渗透到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和话语方式。文道通草木之理，草木的自然生长一如文学的自然生成之道，草木的生机勃勃一如文学的生气活力，草木的多彩多姿一如文学的风格多样。文学如草木之体，文学与草木，两者都是活力充盈的生命整体。文学史如花之运，一部文学史一如草木之生命历程。以草木喻文，天地大化相通相协，体现了中国文论深厚宽广的宇宙精神，与广大天地、细微草木息息相通。以可视可感的草木喻难于捉摸的文心文理，文心文理便鲜活生动起来，这是中国文论鲜活形象的言说方式。

简圣宇

唐代“境”的概念演化及其意义

“境”概念是“唐型审美”的关键部分，也是日后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承袭玄学话语，按照汉语逻辑而具有“精神境界”的意涵，又按照梵文逻辑而具有“感觉、知觉”等意识范畴的意涵，最终以一种融会贯通、集大成的理论形态超越其原初范畴。该概念在唐代文人使用的过程中逐步被赋予了价值论和存在论的属性，被提升到“人生境界”“天地境界”等高度进行探讨，具有与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相关联的终极价值意味。作为连接中国本土原有观念跟域外佛教理念的文化桥梁，“境”及其衍生出的系列概念具有丰富的源发力和广泛的影响力，演化为中国美学中具有标识性的原创性话语。

卢现祥 胡 颖

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与城市经济韧性：基于适应性韧性视角

文章基于适应性韧性视角，将城市经济韧性的考察划分为抵御复原期与调整重组期，利用中国240个城市数据及人口调查数据，研究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仅在调整重组期，城市提升外来人口包容度能显著强化城市经济韧性，且该影响具有正向时变效果；而在抵御复原期，由于政府宏观调控、地方保护主义加重的影响，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与城市经济韧性无关。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规模及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好差异，会改变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机制分析发现，在调整重组期城市能通过提升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激励城市创新，强化城市经济韧性。文章为研究中国经济韧性议题提供新的视角，并为推动国家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带来相关启示。

陈 智

城乡融合下的韧性乡村建设：逻辑意蕴、行动过程与战略进路

面向城乡融合的时代要求和发展形势，韧性可作为分析乡村建设发展的关键理论视角。在梳理韧性及其衍生概念的基础上，搭建起韧性乡村建设的逻辑意蕴、行动过程与战略进路等三维分析框架。首先，韧性乡村内含融合扩散与循序演进的生成逻辑，体现出抗击乡村脆弱性的过程性能力以及应对风险情境的体系化保障，有助于提升和强化城乡融合的实施效率与发展效能。其次，城乡战略转型背景为韧性嵌入乡村场域提供了基础性平台和情境式条件，在行动过程中将经历由乡村自主运动到城乡融合互动、由应急风险扩展至常态化治理的适应性演变。最后，面对城乡融合驱动下的整体性韧性乡村建设目标，需要遵循并嵌套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进路，从而助力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提质增效并行稳致远。

冷 芳 卫 敬 孙新华

嵌入与协同：社区本位型农业规模经营的转型机制及社会功能

以农业现代化为抓手，推动农村社区秩序的良性整合，是回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协同发展的现实命题。皖南河镇的经验表明，社区本位型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转型与乡土秩序耦合重嵌的理想类型，该模式促进农村社区共同体从式微走向重建。这一模式以社区嵌入为核心机制，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经营理念与乡土伦理相契合的文化嵌入，二是经营目标与社区利益相整合的利益嵌入，三是经营主体与公共事务相联结的社会嵌入。这种农业经营模式的社会功能体现为生计空间、社会联结、治理生态三重系统的要素协同、结构协同和价值协同。社区本位型农业规模经营折射出农业转型与乡土秩序的密切交互关系，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本土化路径参照。

李 冰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创新研究

以耕地为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经历的“分—统—分—统”四次改革都对农业产出、农民收入甚至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每一次改革都对农民拥有的土地权属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同时，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四次改革也显著地证明土地经营制度是推动农业发展与兴旺的动力源。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土地经营制度改革重点应该从产权创新转向推动现有产权结构的实现，以此推动土地流转、扩大规模经营、提升农业发展质量，保障包括农民在内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收益，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全面升级和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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