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3年第12期

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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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宗建  董  健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进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一个突出的亮点是在“马克思主义行”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体现出百年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高度的理论自信自觉，进一步回答了“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行”的关键和要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征程中团结带领人民在求索、挫折、再求索中完成了其他各种政治力量未能完成的艰巨任务，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之正，创马克思主义时空维度之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指导实践，从而有力地解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百年党史中总结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论断。

史云贵  徐沛坤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公共知识生产

当前人类社会处于知识社会阶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应把握好公共知识生产的历时性、符号性、附着性等特征。公共知识生产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发挥着赋予共同体成员一致性认识、凝结共同体成员共情性体验、强化共同体成员团结性力量的功能。在推进公共知识生产的现实路径中，需要古今资源的融会贯通、全体成员的积极参与、多种传播方式的充分利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复合性推动力。公共知识生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探讨与现实进路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贡献新的知识力量。

单虹泽

从“着实用意”到“实行其意”：“自然”视域下的王阳明“诚意”说

王阳明的“诚意”学说包含了一个意义转向的过程，这已成为今日学界之共识，但少有学者揭示成因。事实上，这一转向与阳明学中的“自然”概念相关。根据不同语境，“自然”展开为两种含义：一是道德实践的自发动力，二是道德本体的自然状态。根据“自然”的第一种含义，“诚”表示在自发的内在动力的推动下为善去恶，“诚意”就是使“未诚”之意复归于“诚”。根据“自然”的第二种含义，“诚”表示使心体的本然至善状态充分呈现，“诚意”就是使本来真诚的道德意念展开于道德实践之中。这两种工夫进路可以分别概括为“着实用意”和“实行其意”，前者重在“以意治意”，后者重在“以事显意”。阳明“诚意”说的发展路径展现为从“着实用意”到“实行其意”，其内在根据是阳明基于“自然”观念对意、物的不同理解以及对朱子“诚意”说的修正。

乐进进

苏门反性命之学发覆

性命之学伴随着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发展而风靡于世，其特质是对以往儒学系统的哲理性深化。但其兴起之初，便因圣人不论的名义受到以欧阳修为首的官方话语机制的排抑。王安石借由秉政契机将自家性命道德理论定型为国家意识形态，招致以苏门为代表的士人奋起抗争。苏门将外则误国、内则自误作为立论依据，构筑反性命之学的阐发框架，进而将矛头直指性命学说的理论渊源，既抨击释氏心性学说背离原初教义，又对四书体系中的性命资源另作诠解，由此完成性命之学的理论解构。同时，苏门以老庄学说为根柢构建超脱先验道德意识的性命体系，摒弃以善恶范畴为标准的人性探讨，其本质亦为反性命之学的组成部分。

刘清平

道德运气的深层追问——析伯纳德·威廉斯的道德运气论

威廉斯指出了运气通过改变行为后果对于道德评判和证成的影响作用，揭露了康德主义只重行为动机的片面性缺陷，做出了积极的理论贡献。不过，由于他泛化了“道德”和“运气”的概念，往往把非道德的运气或道德的非运气也说成是道德运气，结果不仅很少讨论严格意思上的道德运气事例，而且也未能如实揭示道德运气发挥效应的有限范围：无法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定性及其证成，只能改变行为在道德上是非定性的轻重程度及其评判。同时，只有深入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层面，我们才可能真正解开道德运气之谜。

张航智  马辰龙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物质利益之道德批判的世界观考察

《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道德批判，开始告别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着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研究，并由纯粹“道德批判”开始逐步转向现实“客观关系”批判。对利益与道德关系实质的自觉，促使马克思将道德批判引向经济批判深处。他着重批判资产阶级基于私人物质利益的虚假道德，弘扬以追求贫苦无产者普遍利益为核心的“解放的道德”，从而重构了得以改变资产阶级非道德社会现状及其深层解释的实践力量。马克思早期对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道德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以及道德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新时代正确分析利益伦理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方法导向。

张  均

英雄、儿女与神魔——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故事学”

20世纪50—70年代文艺之所以在今天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得之于其在“故事学”层面融冶古今中外的异于前代的艺术创造。它以事关阶级/国家的总体性实践为其英雄的“新和旧的斗争”赋予历史深度，以巧妙的情欲剥离、情欲资源分类配置之编码原则将儿女讲述的快感机制安全地导入“英雄的历程”，更以源自中国“旧小说”的“神魔斗法”机制创造了革命年代的叙事奇观。对于此种合英雄、儿女、神魔于一体的艺术经验，今日学界尚无有效总结，但在当前电视剧、电影等大众文艺生产中业已开花、结果。

孙心怡  刘  艳

我们如何回忆过去？——余华《活着》中的时间建构与记忆讲述

余华代表作《活着》具有独特的时间建构与记忆讲述特征。小说将自然的时间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力量，呈现了人物生命历程的绵延流淌，及其在“活着”与“死亡”之间摇曳的姿态与一根头发负起千钧的坚韧力量。一方面，在讲述之中，福贵对牛的命名与呼喊在共时性层面赋予讲述以历时性意义，遵从时间的自然规律，体现出伯格森的“绵延”意味；小说故事层与话语层的“两个福贵”，体现出海登·怀特的“言辞结构”以及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对“小历史”的重视，在“生活”与“幸存”之间消解了“生”与“死”之间的决然对立，也使得叙事本身拥有了中国气韵的生命力，从“说”的角度体现了记忆的疗愈作用。另一方面，在讲述之外，处于“忘年之交”对话关系的采风者和福贵之间，存在着两层聚焦的叙事关系，结合英加登的“不定点”理论，展现时间整合年轻人与老年人对生命的理解的深刻力量；通过对阳光、黑夜、大地的相关讲述，展现“向死而生”的生命态度。同时，小说也引发了对“记忆讲述”方式及“过去”之意义的更深层追问。

金滢坤  盛会莲

唐代上书、献策与选举制度的关系考察——以“投匦”与考试为中心

唐代上书、献策拜官是介于制举和吏部科目选之间的一种非常规的人才选拔方式，有效弥补了常举、制举和吏部科目选的不足，以选拔天下遗才。文章主要梳理了唐代投匦制度的设立与演变，探讨了其与士人上书、献策的关系，重点论证了知匦使、理匦使与上书、献策的关系，厘清了唐代上书、献策考试制度，通过具体上书、献策拜官的事例考察，分析了其在唐代选举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文章认为唐代匦制专设招谏匦，鼓励士子上书言事、献策，以“匡正补过，裨于政理”，对士人上书、献策具有积极意义。

程思瀚

酌盈以剂虚：明代财政协济探析

协济是明政府为平衡国家各区域间的财政负担、缓解“量入为出”模式下的财政定额化困境、整合中央财权所确立的财政调拨制度。这一制度广泛实施于中央到地方的不同财政部门和系统间，可分为常态化协济与临时性协济两种运作模式，前者包括驿传、宗藩等协济项目，后者包括军事、水利、营建等协济项目。嘉靖朝以降，由于国家财政状况整体恶化，以及协济本身存在的一些制度性缺陷，协济运作屡屡出现逋欠之弊，使诸多协济事项难以为继。为纾解这一困局，明政府致力于提高协济在各部门的优先级，并采取抵兑、蠲逋、带征等措施，维持了协济制度和政府部门的运作。尽管协济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明政府的诸多财政问题，但其在明代国家的财政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司晓宏  魏平西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育振兴的样态与路径

振兴乡村教育面临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两大宏观政策背景。其中，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既给乡村教育振兴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和机遇，也给乡村教育振兴带来了严峻的压力和挑战。通过深入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农村社会变化带来的客观影响与趋势，文章对未来乡村教育振兴的基本样态做出以下展望：“量少质优”“城密乡疏”将成为乡村教育的基本格局；县城和建制镇将成为农村中小学的主要承载地；数字化赋能教育教学将成为乡村中小学的新常态；质量提升、内涵扩充将成为乡村教育振兴的主要标志。循此出发，在选择和制定乡村教育振兴的路径与策略上，应坚持城乡一体化，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完善顶层设计，优化农村中小学校布局结构；健全教师流动机制，提升乡村教师队伍水平；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乡村教育质量。

曾文革  高  颖

数字乡村治理的风险场景及规制路径

数字乡村治理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场景理论框架下进行研判，发现我国数字乡村治理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体现在治理理念场景面临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治理组织场景面临多元共治与利益博弈的张力，治理工具场景面临技术治理与法律治理的张力。数字乡村治理风险规制需在“理念—组织—工具”场景下勾勒出一幅以“数字正义、协同治理、依法治理”为中心的规制图景，包括在理念场景加快数字正义实现的制度设计、组织场景加强政府与平台的有效协同、工具场景坚持依法治理的底线思维，以此推动实现数字乡村治理规范运行新格局。

夏庆杰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如何建立的？

文章旨在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决策及其成效。在梳理1978年以来关于改革开放的决策过程中发现，如果没有党和政府克服重重障碍做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决策，中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对外开放”的进行，在中国形成了乡镇企业、城市非公企业、外资企业等市场力量，再加上国有企业提供交通通讯能源电力等工业基础设施，使中国成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边干边建”经济制度安排的历史事实改写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需要预先存在的制度安排”的理论。

方福前  马瑞光

智能制造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基于智能制造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是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关键举措。文章以中国智能制造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22年沪深Ａ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和机制验证，探究智能制造推进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路径机制。研究发现，智能化机器电子类固定资产对非技能劳动力的替代作用明显大于技能劳动力，会挤出非技能劳动力。智能制造项目的实施，通过企业新增固定资产尤其是购置机器电子类固定资产，促使企业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上升，显著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而在国有企业和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智能制造对人力资本升级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为智能制造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解释，为政府制定智能制造战略、企业实施智能制造项目以及企业人力资本管理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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