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咸腥油腻暗黑世界，都在这样一段历史中……| 市民历史
三四十年来，随着外资大卖场进驻，在上海，能让人有一种走进去被调动起大量感知神经的场所已经越来越少了。
1990年初，巨鹿路菜场鱼摊
10月底的一个晚上，八点出头，东湖路酒吧街的夜晚刚刚开始。
而路尽头的延庆路小菜场里，围着防水围裙的摊主们正在收拾、清扫、收官，一天结束。
延庆路小菜场的设施很新，明亮的顶部多层次光源、清一色的不锈钢摊位、通道两侧宽版排水渠、清一色的菜价吊牌、吸顶空调、电扇一应俱全。
这也是如今上海菜场的一个模板，空气里少了咸腥味，脚底下不再是黏答答湿漉漉，和超市的购物环境已经非常接近了。
更便捷、更日用、更稳定，就像今天都市人被APP导引的生活，但同时也少了几分“测不准”的乐趣。
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菜场则完全不一样，如果放今天的小孩子穿越到当时，要不就是兴高采烈，要不是就是当场昏倒。
菜场里，前面是一字排开的鱼摊、鸡贩，以及蛇摊、鳝鱼摊位，刀光剑影，血淋嗒滴。
刚刚下班的人推着自行车在人流里穿梭，车龙头上一侧挂着包，一侧挂着一条花鲢，绳子一头串着花鲢合不上的嘴，血水沿着鱼尾滴到地上，很快又被后头的自行车轮子轧过去，地上满是一道道朝向各个摊位的轮胎印子……
金宇澄的小说《繁花》里不少情节都被安排在静安寺菜场里，想必也是看到了菜场给人带来的生猛的，复杂的，不可言说的感受。
其实抛开文学，菜场留给三四十年前上海人的第一反应是“紧张”，复合着心理与物质层面的。
有句沪语俗语叫“拎到篮头里厢皆是菜”，意思是菜很难买，买到就不错了，不要挑挑拣拣了。背后就是这种情绪。
1980年代，上海某菜场内的肉铺
包瑾华今年58岁，小时候家就住塘沽路附近，上海滩上曾经最大的三角地菜场就在隔壁。
“我每次去都要带菜篮子的，而且要多带几只。卖菜的摊子前面摆一只，卖鱼的前面摆一只，卖肉的前面也摆一只，这样嘛可以省点力。不过有的时候，也会来不及，卖肉的和卖鱼的同时排到了，去了一个另外一个可能就买不到了。”包瑾华回忆。
七、八十年代，上海人的菜篮子还是计划供应，一个星期里一家人按人头算，能买多少菜、豆制品、肉、蛋，都是限定的。
我们的另一位受访者，60岁的周缘梓（化名）介绍说，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当时哪怕是绿叶蔬菜也是极为紧俏的东西，好一点的青菜都要在早上5点多去买，晚一点就买不到了，买不到就只好买一个大头菜。
买肉也是一样的，肉票个人每月一斤。包瑾华记得，而菜场肉铺里面肉的品种分的很细很细的，除了精肉肥肉的区别，还分上肋中肋下肋，每种肉每个部位价钱都不一样的，最有时代特点的事，不能讨价还价，国营的，凭票供应。
“当时唯一有一种不要票的，好像是一种盆菜（拼菜），有些猪肝之类的猪下水，有的时候会有猪爪，还有时候还会有小排，会掺一些土豆或者萝卜之类的素菜，不过不会是绿叶菜的。”包瑾华说。
至于买水产，就更要费一些力气了。
“比如说它是六点钟开始卖，那我六点钟才到，肯定就买不到鱼了。至少要早上三、四点就起来去排队。但其实那个时候鱼蛮少的，一个鱼摊基本上鱼拿出来没多久就卖光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每家都有鱼票，分人数的，四个人的，就属于小户，拿2斤，五个人或者还要多的，就是大户，拿3斤。我们家正好4个人，就只好拿2斤，算蛮亏的。”
包瑾华虽然在少女时期尚不当家，但里外这些事情倒记得挺清楚的。
1979年1月，陕北菜场内的盆菜供应
当然，虾有虾路，蟹有蟹路。
周缘梓的父亲是白玉路上一间街道医院的领导，看诊的关系认识了不少在菜场工作的人，于是乎，买菜难的问题就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
“菜场是集体编制的工作，在70、80年代算是非常挺刮的工作。他们买东西多少方便，举例子，我丈母娘那个时候欢喜吃豆制品，熟人呢就给多给我丈母娘一角二分，相当于一张票给了两人份。”周缘梓说。
“再举个例子，80年代的时候吃大闸蟹，菜场里很紧俏的，蟹摊都是傍晚开始卖，几分钟就卖光了，开卖的时间都是跟朋友关系户说好的。所以一般老百姓很难买。我们家也是人家关照好的，下班几点过来拿喔。到90年代初也还是这样。”周缘梓回忆。
麻将桌是死的，麻将是可以任意组合盘活的，所以说，上海人如此看重“做人”这桩事。
周缘梓打了个比方，如果你们这家有人在烟糖公司，或者布店，但凡需要凭票的地方，其实和菜场的性质就是一样的人，那么这样一来大家互通有无，互相帮一把，各家得便利。当然，这种不点穿的熟人套路也是时代的产物，不过到今天仍然适用于上海人的人际往来。
1980年代的胶州路菜场
说回来，我们再讲讲菜场的历史。
包瑾华一家常去的三角地菜场，曾经是上海历史最悠久，也是规模最大的菜场。
“感觉进了三角地就没有边际，尽管菜场这么大，但人流依旧密集，几乎每个菜摊面前都需要排长龙。”她回忆道。
三角地菜场几乎浓缩了一部上海的小菜场历史。
严格来说，“小菜场”也是舶来品，1865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Thomas Hanbury（汉壁礼）引进了西方比较规范的菜市场概念。
1916年，三角地市场落成，当时就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底层无柱、无墙，四面架空，方便居民出入和购买。
一层是蔬菜市场，二层是鱼肉副产品市场，以及罐头包装食品，三层是各色小吃点心。
20世纪20年代起，租界当局开始陆续建造西式大中型菜场，三角地、铁马路、八仙桥、白克路凤阳路、四马路福州路、大自鸣钟西康路都开始有了西式菜场。
当时的摊位有3x3 或3x5尺的不同规格，每个摊位收租金银元若干。不仅如此，1920年，租界当局还专门规范了这些大菜场外围的露天摊位，实行执照申请，固定营业时间。这就是后来上海几条著名马路菜场的雏形：乌鲁木齐路、巨鹿路、嘉善路、诸安浜路等。
1959年虹口区三角地菜场内景
1994年，三角地菜场因市政改造拆除，而上述提到的这些马路菜场也都早已无了踪影。
1990年代，超市引入，市民消费水平升级，小菜场进入了尾声。
1991年11月1日，上海豆制品供应废除了三十余年来凭票销售的办法，而豆制品票是上海农副产品最后一张计划供应的票证。随着票证供应的取消，上海人彻底告别了买菜凭票的年代。
90年代，上海街头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农贸市场，或者叫自由市场，其实就是马路菜场的升级版，但并非国营，而都是个体户摊位组成。
周缘梓回忆说，到了1993年，他开始下海经商，家里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吃的问题基本上不再存在了。鱼、虾、蟹、甲鱼、鸡、基本上轮番上阵，甚至中午烧鸡汤，晚上蹄膀汤的吃法也在周家出现过。
“我记得我老婆当时去菜场买菜，基本上每次去都带一张一百块的人民币，买东西也大手大脚。西宫饭店当时一桌菜500块，我家里800块烧两桌。”周缘梓说。
周缘梓记忆里，“自由市场”活跃了，国营菜场开始萎缩，而“自由市场”则成为了当时的社区商业中心，早餐店、布店这种就不多说了，倒卖外烟的，倒卖外币的的打桩模子也都在“自由市场”有自己的小摊位。
“假币也出来了，侬一张50块、100块出去，找回来的钞票可能就有假币，有一段辰光好像侬需要蛮当心这桩事体的。”周缘梓记得。
1995年开始，家乐福、麦德龙先后进入上海，全新的超级大卖场模式起来了，上海人买菜的地方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翻天覆地。”这是周缘梓对当时他在真北麦德龙办会员卡时的印象。
1996年刊登在报纸上的麦德龙会员卡广告，营业时间令人惊叹
20多年过去了，今天上海的小菜场就像开篇我们提到的延庆路菜场那样旧貌换新颜，“小菜场”这个词的出镜率也越来越稀罕。
其实在上海，能让人有一种走进去被调动起大量感知神经的场所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些湿答答、脏了吧唧的小菜场、苍蝇馆子其实有点像今天都市人的人参，当无奈与平淡折腾你的时候，也许可以去那里，吊一口生鲜的、咸腥的，生活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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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子：戴震东/ 画图画：顾汀汀 杨卓/
编稿子：周亦鸣/写毛笔：杨 卓/
拿摩温：陈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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