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百名院士委员谈创新驱动发展
全国政协14日在京召开“创新驱动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
汪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充分利用专题协商会这种政协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他指出,近百名院士出席本次专题协商会,彰显了科学家在专门协商机构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在科教兴国中的影响力。
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出席会议,九三学社多名院士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在会上发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给我国带来利用新技术“变轨”实现跨越和利用全球价值链“重构”实现跃迁的重大机遇。
针对我国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技术不足、创新基础不牢等问题,建议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持续不断地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提高GDP中用于研发活动的经费比例。应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力争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的比重尽快提高到10%以上,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引导大型国企、央企发挥行业科技引领示范作用,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及民营企业的合作。完善人事、财税、金融等激励政策,着力夯实基础研究,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核心动力。
尽管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稳定科技人才队伍和优化发展环境,但东北人才外流仍“失血不止”。
科研平台是稳定和吸引科技人员的重要载体。为进一步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把鼓励支持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议:
一是在东北地区布局材料与制造领域的国家实验室,构建国家级综合研究平台。二是在东北地区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产业和科技发展。三是在东北地区设立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点,探索新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在诸多领域面临“卡脖子”问题。其实“卡脖子”只是直接表现,其根源是在创新的环境和机制上被卡住了脖子。
建议首先要建立促进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建议从政策层面鼓励企业直接投入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利用企业较灵活资助方式,激发创新活力。同时为了保证企业的积极性,制定相关各方在成果转让、股权分配等多种形式下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利用技术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对于科研布局,当代的科技创新一方面应聚焦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传统科技领域,打破国际垄断和壁垒;另一方面应聚焦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大国地位的战略必争领域,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建议政府组织技术需求侧和供给侧领域专家,以需求为导向,制定长三角制造业优先发展领域,对标“卡脖子”技术关键领域组建协同创新中心,合力攻坚关键技术。
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要科研机构和重大创新平台在长三角布局建设,以重大项目为纽带,建立联合攻关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长三角要强化大气水污染防治专项协作平台与区域一体化平台的联动,加强地区生态环境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协同创新。
建设长三角石油及清洁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
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加快发展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扶贫,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振兴新动能。
一是加快突破一批基础前沿与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抢占农业科技发展制高点,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原始创新能力。二是加快促进我国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快创制与推广一批适合贫困地区的农业新产品。四是加快建设一批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科技引领示范村(镇)。
我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必须重视自由探索性的基础研究。目前多种因素制约了科学家的自由探索。一是科技界普遍追求大计划、大平台、大工程,相当部分科学家申请项目向钱看、追热点、短平快,社会上对科技成果现实价值的期望值高、对失败的包容性低等。二是自由探索研究经费不足。三是项目评审和验收标准不合适。
建议:一是营造良好的、鼓励自由探索的科研氛围。加大对国内外重大自由探索科研成果的宣传,在中小学《科学》课本中加大相关内容,增大在科普宣讲中的比重。二是多渠道增加自由探索研究的经费。三是改进项目资助体系和评审评价机制。
建议大幅度提高基础性研究项目间接经费的占比。
建议:一、国家重点科研专项应发挥部委主导作用,由行业主管部门立项,更了解行业需求、轻重缓急、质量要求、成果水平。二、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尽快修订财政性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大幅度提高基础性研究项目间接经费的占比,开展包干制的试点,不限于科目比例由科研人员自主决定使用。三、建议取消有政府支持背景的科技成果评奖。
用“针对重大瓶颈问题的科学技术研究”替代“基础研究”。
重视创新文化和创新制度的建设;重新定义基础研究。
此外,建议:一、重视创新文化和创新制度的建设。二、重新定义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源头性的、根本性的、普遍意义的、颠覆性的或者革命性的科学技术研究。
初创高科技企业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但是多数初创企业存在早期融资难、员工股权激励税负重等问题,亟须优化科技金融机制,激发初创企业创新动力。
建议:一、促进投资者向初创高科技企业早期投资进行倾斜。二、降低初创高科技企业员工的股权激励税负。建议2016年前成立的初创公司也可享受2016年出台的《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的优惠政策,同时取消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员工比例限制。
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从“0到1”的颠覆性技术还有不足。
建议:一、加强顶层设计,重视管理创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二、创新发展的指标体系,将其融入国企改革,明确技术贡献率、管理创新指标的统计监测,考核单位一把手。三、营造良好环境,防止各高校拔尖毕业生不断流失到国外。四、健全推进科技成果的产权机制、转化机制,在企业界股权激励的市场化科技创新机制上发力。
我国动物传染病和人兽共患传染病防控形势仍然复杂严峻,这需要国家高度重视,从制度层面去解决。
一是国家防疫政策在基层落实难。
二是不能及时发现新发疫病和新传入疫病,延误疫病防控最佳时机。建议对兽医体系实行垂直管理,使新发、输入性重大烈性传染病在“源头”被快速监测、及时预警和有效防控。
三是动物重大传染病和人兽共患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控投入不足。
目前在医疗器械转化方面存在着监管理念较滞后、评审队伍建设相对薄弱、评审标准不明晰、审批前置环节和审批监管之间不协调等问题。
建议从源头上提升政府监管理念,顺应“放管服”趋势,处理好审评监管和服务创新之间的关系,更早介入创新产品研发和生产流程;另一方面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尤其加强技术、法律、创新复合人才培养。
加强审批涉及的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尽量形成对创新主体“一个出口、一个口径、一个标准”。充分发挥各类国内外智库、学术团体和第三方机构作用。
目前我国集成电路企业的基础能力尚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急功近利的考核机制致使企业创新投入和积极性不足;人才缺口严重;近年来各地“上马”的集成电路项目,多数属于低水平重复建设,分散了人才、资金和创新动能。
建议:一是营造环境、鼓励创新。引导集成电路企业建立创新的耐心和信心。二是专才专用、示范引领。提高专才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三是龙头举旗,突破重点。完善国家层面的集成电路产业中长期规划,引导地方理性投资,科学布局。四是多元投资,营造氛围。进一步发挥政府投资的杠杆作用,鼓励多元投资进入集成电路产业,建立良性高效的资本市场。
本文转载自《人民政协报》2019年5月15日、5月16日,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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