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影响中国社会学界的10位社会学女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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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社会学界的10位社会学女学者（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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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中国社会学微信平台推出《中国社会学学者盘点》专题，受到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

今天，《中国社会学学者盘点——女学者专题》在各位社会学人的期待中推出第一期，本期共10位著名社会学女学者，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对中国社会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女社会学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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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银河，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著名作家王小波之妻。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常有人问及李银河：为什么要研究性？李老则回应，不仅是因为好奇心，更是因为她所生长的环境和社会气氛。李老说：“我属于50年代出生、60年代进入青春期、70年代谈婚论嫁的一代人。这30年，‘性’这个东西在中国是一个怪物。在那30年间，由于性处于社会的阴面，整个社会的性观念相当扭曲、变态。门内饮酒，门外劝酒；满口仁义道德，满肠男盗女娼；要不就是天真、纯洁、羞涩到幼稚的程度。这就是当时人们在性问题上的典型表现。对于与性有关的一切，要特别地加以防范，似乎它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万恶淫为首）。这种反常的现象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呢？说白了，我就是想搞清楚：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在性的问题上会如此的扭曲、如此的变态、如此地压抑。”

被冠以“先锋女权主义女知识分子”头衔的李银河，在言行上毁誉参半，她曾支持都市白领的“闪婚”、主张卖淫非罪化以根治性工作者犯罪、提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在访谈节目中阐述取消“聚众淫乱罪”的理由……所到之处，每每语出惊人，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公众对性的认识和了解。

郭于华（清华大学）

郭于华，2000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著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在乡野中阅读生命》、《仪式与社会变迁》等作品。

北风徘徊的冬末时节，郭于华教授在其博客发表博文《落实改革大计，还须言行合一》。在文章中直问“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直言“企图用独大的权力包揽一切的做法，已经被中国的经济社会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在今天的时代，回到总体性社会的老路上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该做的是让众神归位：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三者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互补互助，相互制衡”、批评目前的改革大计名不副实。

郭于华给人的感觉正如她的微博个人介绍“倾听底层的声音，追求社会公正”。光看郭于华的微博，会觉得她热血、正义、敢怒敢言，说话总是一针见血、直击痛处。郭教授去倾听底层的声音，不是以一种高姿态去记录底层人民生活多么备受苦难，正如一位社会学爱好者而言“底层这个概念不单单指穷苦困厄的人群，底层的人是与强大而有力的国家和在国家中拥有为常人所不能企及的资本的精英人士相区别而存在的。从这个范畴来说，我与他都是底层，因为当真的面对国家不在一个当量上的能量时，我们都软弱无力。社会学人倾听底层，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一代人的怕和爱，终究到底不过是倾听我们自己的声音。”

彭华民（南京大学）

彭华民，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学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中日社会福利中心主任，南京大学MSW中心主任。

率先提出需要为本的适度普惠的中国社会福利转型观，提出中国消费社会学体系，提出“社工带动义工共同服务社会”的理念和服务模式；首开无差别公共选修课程服务学习。有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主持国际合作和国内课题多项；获得国家与省市级奖励多项。主张积极服务社会，担任多项社会职务。

南京大学彭华民教授参加中国社会福利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年会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从社会福利的目标、“福祉”与“福利”词源联系、福利含义的演变等几个方面，探讨中国社会福利理论的核心和价值重点，并提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重构的主要工作是：建立以提升福祉为目标的理论体系和行动体系。不仅仅帮助老人、困境儿童和残疾人提升福祉水平，而且也帮助全体人民提升福祉水平。

张静（北京大学）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在法国国家科学院弗里德曼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中心、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访学。

著有：《法团主义》、《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哈佛笔记》、《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等。主要研究领域： 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社会转型与变迁。

张静教授曾在《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一文中提到政治社会学不是使用社会学“方法”处理政治现象的学科，在方法论上，它假定政治现象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同时社会现象亦具有政治性意义。它关注的主题，是权威的社会性来源，即社会势力怎样形成政治权威，以及政治权威怎样集聚和改变社会中的利益组合和势力关系。因而政治社会学是一个“混合体”，它吸取了大量传统学科（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等）的不同知识，其主流分析立场是结构的、宏观的、历史的、比较的及定性研究式的。

周怡（复旦大学）

周怡，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草根中国社会研究、质性研究方法

周怡教授曾在《寻求整合的分化：权力关系的独特作用》中写道：当人为控制意味权力作为时,权力在我们分析中就显示为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权力直接充当经济分化的载体;二是权力能使分化获得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和制度上的合法性。两种功用在村庄都付诸现实后,村庄的分化就是实现社区整合所需要的了,或称寻求整合之分化。

这类分化显然迥异于西方社会面对纯粹的市场竞争,依靠个人努力获取位置而达至的社会层化。那么,一个有待引入的思考是:在讨论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分层、讨论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延续性的今天,人们关注的再分配权力维续、关注再分配权力精英依然是市场过程的获益者等等相关议题时,是否想过权力维系在分层过程里的作用呢? 它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换句话说,如果权力维系意味再分配逻辑的作用,那么再分配逻辑依存的地方,其分化一定处于严格的控制中,整合就是一种整体结构化的,而非碎片化的。

佟新（北京大学）

佟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劳动社会学、性别研究；劳动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女性职业发展等。

佟新教授在《身体与情感的阶层化》中曾掷地有声的评论：我们曾经自认是知耻的文化，而当人们失去尊严，富人剩下的只是钱，穷人则连钱都没有剩下时，人的尊严会在哪里？当亲人之间为房产大打出手时，人们的“脸面”又在哪里？人们的孤独和悲哀又置于何处？如同《失恋33天》中王总送给黄小仙的那把大提琴，想象它如诉如怨的声音，代表着人生努力的一种失败。王总以为妻女是要过有钱的生活，所以忘我的努力，把钱挣来了，老婆女儿却离开了，因为女儿要的不仅是财富，还要亲人的“陪伴”和心灵慰籍；可是在为财富奋斗的过程中，谁有时间来陪伴妻儿呢？无论是大款的婚姻、还是王总的情感、抑或是黄小仙和“王小贱”相互安慰的爱情都带着苦涩和符号意义，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对金钱和更好生活的追求已经使得我们的情感和疲惫的身体无处安放。

当我们的身体和情感依从于市场与商品规律时，抑或我们的身体和情感亦是商品时，对阶层地位的追求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庸俗而乏味，这一可怕和残忍的现实确值得好好警醒和反思。

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社会分层、教育社会学和青年问题研究。发表的主要著作有：《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趋势的实证分析》、《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 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中国城镇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理论》和《性别分层与劳动力市场》及Rising Middle Classes in China等。

中国青年报记者曾经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春玲教授职业分层对国家科层体系的影响：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职业分层有什么变化？
李春玲教授做出了精彩的论述：改革开放以后和以前有很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政治表现对社会分层有重要影响，国家政策强调尽量缩小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差异，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只是分工有差异，职业之间的分化比较小。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因素对社会分层影响变大，而个人经济收入很大程度上与职业相关，所以职业分化对社会分层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也是一个世界的潮流。只要搞现代化和工业化，职业分工就会越来越明显。而不同职业对智力和技术能力的要求不一样。要求更高的职业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简单的劳动收入和社会地位就比较低。

黄菡（江苏省委党校）

黄菡，南京大学社会系社会心理学博士，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教研部教授、主任，江苏省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江苏省领导研究会副秘书长。

主要著作有《走进震撼的精神世界》、《现代领导方略》、《管理者成功心理学》、《沟通协调能力》等。学术论文《试析大众传播中性别歧视的成因》，《乡村的目光--农村学生城市认知的经验研究》等。

黄菡教授曾在“压力管理与心理调适”讲座中，从一项心理测试切入正题，分析了当前职场人士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并指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健康水平下降，职业倦怠，生活满意度降低等。随后，黄菡教授从常见的心理失调入手，通过分析影响心理健康的特殊因素，探讨了以树立合理信念、矫正A型性格、减轻工作压力、增加快乐感觉、调整挫折反应和寻求心理援助为主要途径的自我心理调适方法，以帮助大家更好地把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维护自己的健康，获得更多快乐和幸福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性”研究》主编。

黄盈盈在《中国社会的“性之变”与“性恐慌”》提到：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对于性的公开讨论以及性的社会情感的形成至关重要。互联网给大众一个展现的空间，且迅速放大某个事件的社会效应，从而建构起这类性现象的公共性以及对于个体的临近感、威胁感。互联网让大家看到那些“与我不同的性存在”与性的少数人群；而且，这些人居然还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存在；最不能容忍的是，“活得还挺好”。这是人们对于“多元”社会的恐慌。面对变迁社会中的“性之变”与性的多元化，“如果不——，大家都会——”、“如果每个人都——，社会就会——”，类似假设与无限推论把处于性等级下层的各类性存在及其“恶果”无限扩大，对于违背主流社会规范的性行为的恐慌也随之放大。

　　“在性这个问题上，往往性学（尤其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成分比较少，魔鬼学的成分比较多”。数据不是唯一的、绝对的社会事实。但是，在对“中国人的性”捶胸顿足的时候，完全不顾社会学事实，只在“魔鬼学”（基于某个个案的无限扩大化想象与恶性推导）层面妄加评论，至少是欠妥当的。

裴谕新（中山大学）

裴谕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13年3月，裴谕新的自慰研究组曾以万元征集“自慰视频”，引得大量网友围观，她因此被称为“自慰教授”，其新书《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出版后，媒体采访络绎不绝，更使她成为中国继李银河、艾晓明之后最具社会知名度的女性研究学者。在《时代周报》的一个采访里，裴谕新教授就非常真诚地表示“其实我不是做性学研究，我是做女性研究，只不过我是以性为出发点来研究女性的。我就是想让女人活得更好一点。”

根据自慰研究组的微博介绍，该项目是正式立项的安全性话语传播项目，以谈论自慰为由头，进行有关性观念、性关系、性愉悦及性的社会建构的研究与公共传播，同时，以“自慰”为突破口，探索自慰对于一个人的身体认知、情欲表达与自我定位的影响，引发多向度的话题延伸。“希望它能鼓励世人诚实面对自己的欲望，破除教条和成见。不论你的观点是什么，敢在公开场合表达，就是一种突破。避之如蛇蝎，不如坦诚面对，良性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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