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垂泪的春天：昔日中国乒坛三杰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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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垂泪的春天：昔日中国乒坛三杰之死

作者: 枫叶君，前新华社资深记者，现定居加拿大。

原创文章来源：精致小号（ ID:toronto2016shanghai），枫叶君长篇小说《移民》在精致小号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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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一句话，他从香港回到内地。

先做运动员，后任教练员，

率领中国男子乒乓球队，

在1961年，1963年，1965年，

连续三届蝉联世乒赛男团冠军，

被认为是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做出重大贡献的功臣。

他，就是傅其芳。

傅其芳

他出生在香港，

是威震香江的乒乓高手。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回来了。

他是第一个全国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

也是第一个战胜世界冠军的中国乒乓球选手。

的 进行ta他，就是姜永宁。

姜永宁

人生能有几回搏！

这是他的名言，

曾激励无数热血青年，

努力拼搏，为国奉献。

他是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

在担任教练员期间，

曾率中国女乒首夺世锦赛女团冠军。

他，就是容国团。

容国团

他们是中国乒乓王国的“开国元勋”，

被誉为乒坛三杰。

不幸的是，三位功勋卓著的乒坛名将，

似三颗耀眼的星，

陨落在1968年的春天里。

在两个月零四天的时间里，

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先后在北京自缢身亡。

1923年，傅其芳出生于浙江鄞县五乡镇傅家村，

从小学即开始练习乒乓球，

曾多次获得地方比赛冠军，

很快就小有名气。

因家境贫寒，1949年前往香港打球谋生。

起初在球馆当陪练，

后来球艺提高很快，遂“反陪为主”，

成为乒乓球高手。

1952年，傅其芳代表香港，

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和队友合作获得男子双打冠军。

当时，在祝贺香港队的胜利时，

一位当地的年迈华侨女教师说了一句：

“祝贺你们获得冠军！

如果你们能代表新中国，那就更好了！”

简短一句话，深深触动了傅其芳的心。

1953年，即中国国家乒乓球队成立的第二年，

傅其芳回到北京。

傅其芳的加入令中国队实力大增。

1954年，在布达佩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

傅其芳获得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

1957年，在斯德哥尔摩第24届世乒赛上，

他作为主力队员在团体分组赛中获得全胜，

为中国男队获得团体第三名立下汗马功劳。

担任教练员后，他提出著名的“前三板”打法，

主张发挥中国运动员身体素质优势，

以快速进攻在前三板制约对手。

这一理论后来被沿用下来，

成为日后中国乒乓球的一大特色。

1959年，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第25届世乒赛上，

傅其芳指导容国团战胜多国强手，

一举夺得男子单打冠军。

这是新中国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在傅其芳率领下，

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上，

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首捧斯韦斯林杯。

接着又在第27届和28届世乒赛上，

蝉联男团冠军。

按照傅其芳摸索出的近台快攻打法，

中国乒乓球技术突飞猛进，

培养出了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等

一批世界级水平的运动员。

1961年，傅其芳（前排中）与第26届世乒赛

中国男团运动员合影

傅其芳（左四）与夺冠后的中国男团队员合影

左三为容国团，右一为姜永宁

为表彰傅其芳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突出贡献，

国家体委在1961年、1963年，

两次授予他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然而，由于傅其芳曾经在香港打过四年球，

在他入党申请问题上，

有人不断进行阻挠，说他历史情况复杂。

后来，在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亲自过问下，

傅其芳才得以于1965年入党。

1966年5月16日，以“五一六通知”出台为标志，

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因为香港归来的背景，

傅其芳被诬蔑为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奸细，

遭到严厉批斗、游街和毒打，

被关进北京体育馆接受隔离审查。

绝望之中，1968年4月16日，

傅其芳走进体育馆一间小屋，将房门反锁，

在悬挂窗帘的铜杆上自缢身亡，时年45岁。

谁也不曾想到，就在傅其芳死去一个月后，

另一个从香港归来的乒乓名将，

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姜永宁也遭遇同样厄运。

姜永宁，祖籍广东番禺，1927年出生于香港，

直拍两面削球打法，比赛中斗志顽强，

素有“拼命三郎”美誉。

1952年获得香港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

同年10月应邀代表广东参加全国乒乓球冠军赛，

在决赛中战胜傅其芳，夺得男子单打冠军，

这是我国乒乓球史上第一个全国冠军。

比赛结束后，有人转告他，

贺老总和国家体委希望他留下来为国效力，

并许诺给予他在香港的一切待遇。

报国心切的姜永宁答应了，

加入了刚刚组建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

留下后，他发现别的教练工资并不高，

便执意要把从香港保留下来的工资降下来。

后来，在国家体委领导再三劝导下，

他才同意了每月135元的工资。

姜永宁与妻子孙梅英、女儿姜小英合影

1953年，

在布加勒斯特第20届世乒赛男团比赛中，

姜永宁战胜第16届世乒赛男单冠军，

英国著名运动员利奇，

这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中，

第一次战胜世界冠军。

六十年代初，姜永宁退役，

出任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女队教练。

姜永宁工作负责，人品也非常优秀。

在进驻先农坛体育场后，

不管是日常训练还是后勤工作，

他都做得特别认真。

有时训练结束后，虽然浑身疲惫，

但当他看到个别队员还有技术问题未解决时，

就顾不上休息，

给存在问题的队员进行单独辅导。

姜永宁在给女队员讲解技术要领

性格上，姜永宁属于少言寡语的人，

但内心却燃烧着火。

业余乒乓球爱好者来信询问打球的技术，

他有信必复。

有一次，边防战士来信，希望搞到好球拍。

他花钱买来球拍，放在钉好的小木箱里，

按照地址亲自寄出。

在傅其芳遭审查后，

姜永宁等从香港归来的运动员人心惶惶，

不知道这场风暴什么时候会波及到自己。

在傅其芳出事后，

这种不祥之感就更加强烈。

没过几天，一张大字报在先农坛体育场贴出，

标题是“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

突如其来的罪名让姜永宁惊呆了，

他反复问自己：

是不是平时说了什么错话？

自己的言行是不是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

5月9日早晨，姜永宁出门上班前，

对妻子孙梅英说，有些四旧的东西要清理掉。

出门不久又折返回来，说：

“你把我给小英买的那个存钱罐处理了吧，

那可能是四旧。”

孙梅英在家把姜永宁过去的一些书信烧掉，

可是因为烟太呛，就开门通风，

结果被邻居汇报给上边，

结果，一条“销赃灭迹”的罪名又强加到头上。

5月10日，北京体委专案组七八个人闯进姜家，

对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

孙梅英说，中央“六六通令”不让抄家。

专案组人员大怒，喊道：

“不抄革命群众的家，

就是要抄反革命的家！”

接着把家里东西乱翻一起，

拿走了一大包照片。

不料，专案组的人在翻查时，

从那包东西中找到一张姜永宁少年时的照片，

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

他们就此逼迫姜永宁承认是“日本特务”。

姜永宁解释说，那时候的衣服上都有太阳旗，

自己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关系。

专案组的人听了火冒三丈，

有人抄起木棍对姜永宁劈头就打。

身材瘦削的姜永宁当场被打倒在地，

痛得下意识往床底下钻……

自己怎么会是“日本特务”？

姜永宁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姜永宁的童年很苦，

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遗弃了母亲，

他跟着改嫁的母亲到了继父家。

继父是个送水工，收入微薄，

养家着实困难。

姜永宁理解家中的难处，

就和哥哥背上筐子到码头去捡煤渣。

每捡完一筐，瘦小的身体便像刚从煤堆里拉出来，

浑身上下黑乎乎一片。

等再大一点，他就开始做零工，

给富人倒夜壶，给日本人擦皮鞋。

这就是汉奸？

除此之外，他想不出自己和日本人有什么联系。

5月16日清晨，同事王锡添见他脸上有瘀伤，

就悄悄问是不是挨打了。

姜永宁胆小怕事，

不敢告诉好友，只是摇摇头。

在队员们出操后，

姜永宁把厕所打扫干净，

独自一人走到四楼的一个房间……

人们发现姜永宁不见后，就四处寻找。

在四楼，王锡添惊讶地发现姜永宁站在窗口，

以为他要跳楼，含泪大喊：

“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

不要做糊涂事！”

可是，姜永宁纹丝不动。

大家急了，打破玻璃跳进屋子，

这才发现，姜永宁吊在窗口，

已经没了气息。

有人猛地想起他们曾私下说过，

傅其芳自缢时把绳子勒在耳朵后面，

那样死了就不会吐舌头，样子不难看。

这话一定是被姜永宁无意间听到了，

那根上吊绳就勒在他的耳后，

舌头没有吐出，一点也不难看，

他看上去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

姜永宁生前与女儿小英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仅仅一个月，傅其芳和姜永宁先后自杀，

这在同是从香港归来的容国团心中，

产生了极大震动。

他无法理解，事情怎么会成了这样？

容国团原籍广东中山，

1937年8月10日出生于香港，

住在筲箕湾山木屋区，家境贫困。

他自幼喜好打乒乓球，

几年之后成为远近闻名的“街头球王”。

因家里负担不起学费，

念了几年书容国团就被迫中途辍学。

1952年，15岁的容国团到鱼行做工，

每天起早贪黑捡鱼虾。

不过，因为父亲是工会会员，

容国团得以有机会到工联俱乐部打球。

他刻苦钻研球技，加上天资聪颖，

很快成为闻名香港的乒乓高手。

少年容国团

1952年，容国团代表香港工联乒乓球队，

开始参加各种比赛。

1954年，容国团在香港乒乓球赛中获得冠军。

不久，日本国家乒乓球队访港，

容国团在比赛中战胜日本名将，

第23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荻村伊智郎，

一战成名。

容国团父亲容勉之具有进步思想，

早年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

容国团深受父亲影响，

尽管香港和日本有些俱乐部力邀他加入，

但是，他的心始终向往祖国。

1956年，他向广东省体委递交了一封申请书，

请求回来报效祖国。

那一年，容国团刚满19岁。

1957年11月1日，容国团回到祖国怀抱。

当天，他在日记中这样记下自己的心情：

“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

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

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

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

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

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当时，中国体育运动水平还很低，

与世界强国相比差距很大。

在这种低迷的环境中，

容国团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豪情，

在乒乓球队一次会议上，

他立下“三年内夺取世界冠军”的豪言，

一时引起轰动。

容国团不是喊空话的人， 

1958年，他入选广东省乒乓球队，

同年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一举夺得男子单打冠军。

容国团在比赛中的英姿

不久，容国团入选国家乒乓球队。

1959年4月，机会终于来到，

容国团作为中国队主力之一，

参加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乒赛。

但是，在男单比赛中，

到了八进四阶段，中国队员纷纷被淘汰，

容国团成为仅剩的一名中国运动员。

他咬紧牙关，每场必拼，

终于闯入决赛。

在决赛中，

容国团对阵世界名将、匈牙利运动员悉多，

他充分发挥动作灵活、速度快的特点，

以三比一击败悉多，获得男子单打冠军。

这是中国人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载誉归来的容国团

容国团（后排左四）与中国代表团成员回到北京

当容国团赞誉归来时，

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亲自到机场迎接、献花。

周恩来非常兴奋，

他认为1959年有两件大事，

一是容国团夺冠，二是十年国庆，

于是将中国首次生产的乒乓球命名为“红双喜”，

从此，乒乓球热迅速在全国兴起。

196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上，

以容国团担当主力的中国乒乓球男队，

以五比三战胜日本队，首次获得男团世界冠军。

中国男团夺冠阵容，自左向右：

庄则栋、王传耀、容国团、李富荣、徐寅生

1964年，容国团出任中国乒乓球队女队教练。

仅仅一年以后，

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第28届世乒赛上，

中国女队在决赛中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

容国团与夺冠后的中国女乒队员合影

由于贡献突出，

容国团并于1959年、1961年，

先后两次获得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文革开始后，

容国团被指为贺龙的人，

遭到“体委红旗”等造反派的揪斗、侮辱和毒打。

因为以前经常和姜永宁等香港老乡一起吃饭，

造反派就说他们是“反革命特务小集团”。

他为了证明自己是热爱祖国的，

写请战书要求参加第30届世乒赛，

结果被批为“修正主义”。

甚至连他的业余爱好，比如欣赏外国古典音乐，

也被贴上“迷恋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标签。

妻子黄秀珍后来回忆说，

容国团在香港生活了十几年，

从来没有经历过政治斗争，

当运动来临时，

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容国团夫人黄秀珍

在被隔离审查期间，

容国团被关押在厕所里写交代材料，

里面安装了一个大喇叭，

而麦克风设在专案组的屋子里。

造反派们隔一会，

就对着麦克风狂喊一气，

喝令他“老老实实交代”，

从早到晚，对容国团进行精神折磨，

和心理上的威慑。

有时候，专案组的人还把他拉去审讯，

甚至拳脚相加。

这种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令容国团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

1968年6月20日晚，

黄秀珍参加完体委批斗大会后回到家里，

发现容国团还没回来。

她出去寻找，却没有发现丈夫的影子。

第二天，有人在龙潭湖附近一个养鸭场，

找到了容国团，

他吊在一棵树上，身体已经僵硬，

树周边的地上满是烟头……

人们在他的衣兜里发现一张字条，上写：

“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

我爱我的荣誉，胜过我的生命。”

容国团死后没有举行葬礼，

火化费由其家人和他的一部分工资负担。

曾经令国人无比自豪的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

就这样凄惨地落下人生帷幕，年仅31岁。

而离容国团自缢身亡地点几里地之外，

就是他的家，崇文区幸福大街9号楼。

1978年6月23日，

国家体委召开落实干部政策大会，

为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平反，恢复名誉。

1985年，由乒坛元老王锡添提议，

经国家体委批准，

中国开始举办“三英杯”乒乓球邀请赛，

以纪念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

缅怀他们为中国乒乓球事业做出的开拓性贡献。

历史云烟散去，人间思念永恒。

多年以后，

姜小英仍能记得那天早晨父亲出门的情形，

他不放心那个小小的存钱罐。

她说：“当时父亲所说的这句话，

并没有引起我和母亲的重视。

至今，父亲离开家又折返的一幕，

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

无数次地回放，永远挥之不去。”

容国团儿时玩伴、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回忆说：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

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

十年后，

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

驾车到温哥华一行，

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

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

他回答说，他在去年（1968年）死了，

是自杀的。

晴天霹雳，我泪如雨下。”

傅其芳离世那年，女儿傅美菊才15岁。

她至今还珍藏着父亲送给她的一个红双喜球拍，

那是父亲留给她的惟一礼物。

在《怀念爸爸傅其芳》一文中，

她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我们的努力下，

父亲的骨灰从八宝山迁移到杭州凤凰山烈士陵园，

每年的清明和忌日，

我们兄弟姐妹都可以去扫墓了。

站在父亲墓前，我拿着心爱的球拍，

想到英年早逝的父亲，悄然泪下。

我对爸爸说，爸爸，我是多么想念你……”

-END-

本文授权转自精致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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