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个无与伦比的被研究者
李克勤（jixuie）题记：2008年夏季去了一趟越南，在河内参观胡志明纪念堂和关于他的历史文物时，发现越南人民对他们的胡伯依然充满无限深情，同时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每当提到胡志明主席时，他们习惯性的也要提起我们的毛主席。应该说胡志明也是一位有大智慧的人民领袖，苏联也给予他很大支持，但是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就是不一样，这一点苏联领导人没法比。毛泽东文化在越南的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
1959年国庆时，毛主席和胡志明、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次我随身带了本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迈斯纳真是把研究毛泽东作为他毕生的事业来做了。姑且暂不谈书的内容，就凭感受他的干劲，在旅途中我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观念：毛泽东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被研究者。
上世纪越战期间，越南在中美苏三个大国之间，是个小国，却也发挥过特殊作用。中国论硬实力不如美苏，但我们因为有了毛主席的路线，软实力就不比谁差，甚至在1970年代越南问题的最终解决，毛主席起了主导作用。
1972年尼克松访 40 36730 40 14941 0 0 4084 0 0:00:08 0:00:03 0:00:05 4084华，基辛格1973年在巴黎完成和越南结束战争谈判，并因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军队从越南撤军，1975年北越解放南越，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对美国而言，它急于从越南脱身，因而它的作用不是完全主动的，而苏联影响美国的决策十分有限，影响中国根本不可能，只有中国能够起到在越南和美国，以及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平衡作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然也是无可替代的，所以说毛主席起了主导作用，一点不过分。
这就是国家的软实力强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感觉那个时候，我们在国际上特别能够起作用的原因。
而毛主席所做的一切，绝不是单纯地是为了越南，其实从抗美援越开始，毛主席就是以中国的国际安全为前提，考虑我们的国际战略的。说得更直白一点，毛主席就是把越南的安全，看做中国的安全，这完全符合越南人民的利益，胡志明把毛泽东当作亲兄弟。如果有人还要乱说毛泽东支援越南不值得，那就只能质问你：为了战火不烧到本土的，支援邻国，难道没有必要？打仗是在自家里面打，还是拒敌于家门外好呢？
假如不支援越南，美国占领越南北方，那么越南全境就是在美国控制下，那我们中国要花的钱难道会比支援越南少？
有的人喜欢整天说美国好，这也无可非议。可是还有的人视美国为主子，整个一副奴才像，可是要当好奴才，你也该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主子的心态和基本理念。美国最渴望搞清楚毛泽东的战略，他们对毛泽东的研究可是一点都不马虎的。越战期间，美国地面部队始终没有越过北纬17°线（南越与北越分界线），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有言在先，你越过这条线，就如同当年越过朝鲜的38°线一样，后果你美国是清楚的——连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曾表示，他相信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因此，美军在南越的地面部队始终没有越过北纬17度线，因为美国没有忘记朝鲜战争的教训。
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为什么会惧怕毛泽东？这恐怕是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所有地球人都想解开的世纪之谜。
正因如此，莫里斯·迈斯纳对毛泽东的研究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比我们中国人还要重视研究毛泽东，难道他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这样做？
显然不是，我们只是觉得他相对来说研究得还比较客观，才把他当作朋友，或者当作毛泽东的国际粉丝看待。可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是一个美国的学者，他有他的美国信仰，他有他的国家利益作为动力的。
还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毛泽东为什么会让他着魔？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激发他那么强烈的研究欲望？
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毛泽东的确无与伦比。
在毛泽东身上，反映着时代的焦点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这个范畴，也远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不存在，因此研究毛泽东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大课题。
不管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你都不能不面对他的影响，这是没有办法的现实存在，因此唯有积极主动地去关注国际上研究毛泽东的动态，才是正确的选择。
迈斯纳研究毛泽东有一套方法，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也就是理论逻辑的一贯性，不为世事的风向而随波逐流，坚持学术的独立性。这的确是一个学者的基本要求，但是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包括西方很多学者，看起来是“为学术而学术”，实际上还是为某个利益集团而工作的，仍然脱离不了“御用文人” 的嫌疑。
试想，迈斯纳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吗？显然不是，其实，美国的强大正是得益于经常有像他这样学者的研究，因为美国总是想把美国真正的对手定位得很清晰，并且坚持不懈的加以研究，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去和真正的对手博弈、竞争，从而推动美国的发展。美国的意识形态，就是它的价值观，就是它的国家利益。没有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早就完蛋了。
毛主席把美帝国主义当作纸老虎，理论依据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他在战术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他和尼克松首次会谈时，称赞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写的不错，引起尼克松的惊讶，当时尼克松对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说明尼克松从心底里佩服毛泽东对于对手的了解。这就是“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我们也是要通过毛泽东这个被研究者，反观那些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从而进一步了解、认识、理解毛泽东，进而认识毛泽东文化的。
现在我们认识一个迈斯纳，也许对于我们再去认识更多的来自国外的毛泽东研究者，会有好处，但是我们不能忘了，这还是毛泽东带给我们的好处，同时，一个必然要求就是，我们自己就必须更加深入地去研究毛泽东，不然，有可能在研究毛泽东问题上，我们的话语权又受制于人。这可是当代中国学者的学术使命啊！
17大以前，时任中国社会科院院长陈奎元同志讲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国史研究是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到底能不能离开正确思想的指导，对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现在常常见到一些奇谈怪论，这次会议对国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观点一一进行述评，以便于在学术上分清是非，很有必要。清朝初期，人们经常回味和探讨明朝为什么灭亡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明朝“亡于寇盗”，即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造成了明朝的灭亡；还有人说是“亡于宦官”，认为宦官擅权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康熙皇帝说是“亡于朋党”，认为是官员分成不同派别、互相斗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那时有一个学者叫陆陇其，与上述看法都不同。他说：“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这个观点振聋发聩，学术研究不是无关轻重的问题，它可以亡一个国家、亡一个党。我们从事国史研究，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我们一定要把它提高到兴党兴国兴民这样的高度上来认识，担负起自己应尽的历史责任。（来源：中国社科院网站）
我们这些算是做学问的人难道不值得深思一下吗？
我们首先就要在毛泽东研究上，作出实事求是的反思，这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使命，如果连最值得研究的课题，我们还是依然落后，那今后还会有更大的落后产生。
现在民间研究毛泽东已经蔚然成风，这是必然的，也是可喜的，但是我们必须深化这种研究，需要从全球视野，从历史角度去认识毛泽东，我们必须也必将在新的高度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这里有个环节一定要注意，那就是要提出真问题，毛泽东时代国力并不是很强，但软实力却那么强，为什么？这就是一个真问题，需要像迈斯纳那样作长期的艰苦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尽管迈斯纳的结论不一定正确，但是他的那种研究精神是值得推崇的。
我们切记，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等到中国富裕了以后，自然会强大，再怎么样都可以。历史上的教训太多了，光是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数据引自张文木《大国兴衰与中国选择》 ）。甲午战争，日本综合实力可是比中国强大的多啊！
现在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国家的强盛，国家的强盛和国家的软实力有更大关系。要提高国家的软实力，一条捷径就是研究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善于发现真问题，善于鉴别假问题，善于揭露和批判伪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大师，我们对于他老人家的东西并不陌生，他又是那么具有世界影响力。20世纪的中国，20世纪的世界，伟人不少，名人更多，但是，能够影响世界的又有几个能和毛泽东相比呢？！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毛泽东无疑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被研究者！
中国的知识界人士是不是要少搞点那些并非真问题的课题，多来点真的呢！研究真问题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啊，马克思就是来自西方的大师级学问家，后来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当然要继续传承下去。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和国际接轨！
李克勤后记：我这篇文章是十年前写的，今天主要观点没有变。之所以说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被研究者，除了他本身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无限延展性以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几十年里，包括迈斯纳这样的西方学者是很多的，他们的研究又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素材。这是一种非毛泽东莫属的奇特现象。还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以前可能认为他做错的事情，经过这些年以后似乎产生了否定之否定效应。这些只有在他身上才有，才如此令人着迷。
毛泽东生前的道器变通，他去世以后那些他的忠实学生——像吴仁宝、王宏斌这样的人的道器变通，都毋庸置疑地说明——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被研究者。我们不研究，或者研究的不够，那么外国人就会超过我们，我们将来还会吃亏。
参考
链接（道器变通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