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毛泽东，热爱毛主席
李克勤（jixuie）题记：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方案。到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推举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自从1931年11月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后，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全党同志一致公认他是党的主席的最合适的人选。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此之前，毛主席已经成为人民领袖，但是到这个时候他正式成为党的领袖，从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名正言顺地在自己的领袖指引下，开始的革命实践，并不断总结经验，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人民永远热爱毛主席。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600余人。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27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尤其是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至１１月６日，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参加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１７人，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负责人３８人。这是１９２８年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周恩来、朱德、康生、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
在当时还没有条件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确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
毛泽东在回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时曾说：“中国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一次是１９３８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根本在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和历史使命。
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从总体上来说，是在艰难和曲折中缓慢地推进前行。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早已走上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实践之路，但是由于党内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以及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等重大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从思想到理论仍不成熟、并不统一。
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大争论和原则分歧，毛泽东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即投入到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积极思考之中。而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孜求与探索，无疑为六届六中全会作了充分而坚实的思想酝酿和理论准备。
从1935年12月到1937年8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系统地解决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这四篇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全面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路线问题，已经勾勒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征与气象。
从1930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到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理论不断走向自觉与成熟。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充满自信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任务和发展道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全会还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
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把握，已经克服并超越了狭隘的经验性认识，成熟并升华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可以说，自六届六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始终沿着更加自觉、趋向成熟的方向发展和前进，这是六届六中全会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事业最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此外，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运用了“实事求是”的概念，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化的概念表述和科学命题，是对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求，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成为党领导人民夺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思想保证。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按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着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指导解决党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突出问题，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从而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其中，“四个服从”的首次提出、政治规矩与纪律的重申和强调等等，不仅在当时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对时至今日党的建设依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六届六中全会的中国共产党，彰显出坚定的理论自觉，充满自信地开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道。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已得到全党的公认，并且也为国内其它党派和国际舆论所公认。
到了1943年，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经过几天的讨论，3月20号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定》。文件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1943年3月20号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统帅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欢迎他从重庆回到延安的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这一断语。（后来周总理在著名的《学习毛泽东》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科学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正确评价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驳斥了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和把领袖神化的封建迷信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锤炼出来的党，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的过程是曲折的，结果是顺理成章的，这其中有很多值得认真思考研究的东西，而做这样的工作，冷静分析是必需的。
这种冷静分析的性质看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研究，真正的学术研究。
我把平时的举动归纳为“研究毛泽东，热爱毛主席”。
毛泽东作为一个人，值得我们作认真的深入的，而不是敷衍的，甚至是随意的研究。
毛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作为人民的导师和领袖，值得我们永远爱戴和纪念。
我切身感到，越是研究毛泽东这个人，就越是热爱毛主席；越是热爱毛主席，就越是有进一步研究毛泽东的冲动。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国之大幸，民之大幸。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热爱毛主席是热爱党的领袖，是热爱人民军队的统帅，是热爱人民领袖，这是没有错的。
如果这都是错的，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李克勤后记：毛主席1931年成为苏维埃主席时38岁，12年后的1943年45岁正式成为党的主席，1949年10月1日作为新中国的领袖登上天安门时56岁。毛主席，这个名称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值得我们研究下去，永远研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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