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科学家让东方红响彻寰宇
李克勤（jixuie)题记：4月24日被定为中国航天日。因为1970年4月24日这一天中国开始正式走向太空，中国航天之道器化为可的见、听得着的东方红卫星——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我当时刚上小学，我们周围的人们整个沸腾了，那时人们都聚集在收音机前收听来自宇宙的声音：东方红乐曲！
我们的科学家把东方红乐曲，由我们自己的卫星带向的天空，那真是激动人心啊！
每当夜幕降临时，无数的老百姓仰望星空，按照广播指引的方位，用自己的眼睛去观看我们的卫星......
在北京西郊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可以找到另一颗东方红——当时一共制造了两颗完全一样的卫星，升空的那颗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方红一号”，而这颗就永远留在展台上了。
据现在已经公开的资料，我们对于那个神圣卫星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东方红一号” (Dong Fang Hong I/Red East 1)卫星是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由以钱学森为首任院长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当时共做了五颗样星，结果第一颗卫星就发射成功。
该院制定了“三星规划”：即东方红一号、返回式卫星和同步轨道通信卫星，而孙家栋则是当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技术负责人。1967年，党鸿辛等人选择了一种以铜为基础的天线干膜，成功解决在100℃至零下100℃下超短波天线信号传递困难问题。“东方红一号”卫星因工程师在其上安装一台模拟演奏《东方红》乐曲的音乐仪器，并让地球上从电波中接收到这段音乐而命名。
关于东方红乐曲的典故是这样的：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呼叫信号是嘀嘀嗒嗒的电报码,遥测信号是间断的。
中国的卫星信号应该是什么样的？卫星总体组的组长何正华认为,中国应该超过前苏联,发射一个连续的信号,且这个信号要有中国特色,全球公认。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呼号是“东方红”乐曲,某种意义上“东方红”也成了“红色中国”的象征。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敬,何正华提出了卫星命名为“东方红1号”的建议。这些提议得到了专家的赞同。
1966年5月,经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七机部负责人罗舜初、张劲夫、裴丽生、钱学森等共同商定,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取名为“东方红1号”。1967年初正式确定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要播送《东方红》音乐,让全球人民都能听到中国卫星的声音。
东方红一号卫星文化是“两弹一星”精神和航天精神的体现。在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过程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全国大协作，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善和健全的航天科学技术研究、设计、试验、制造及质量保障和管理体系，锻炼和造就了一支又红又专、技术水平高、能打硬仗、善于攻关、专业配套、老中青相结合的航天技术队伍。历史会记住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怀、钱骥、陈芳允、杨嘉墀、王大衍、王希季、任新民、孙家栋等“两弹一星”元勋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杰出贡献。
我们需要而且必须永远记住那个东方红时代的精神、气派，那是一个创业的时代，那是一个创造的时代，作为后来者只有虚心学习那种精神，认真总结那个过程，有什么理由在那里指手画脚，有什么资格自以为是？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是前人对他们的前人的孝道，更是他们对后人的慈爱。凡是讲天理者认为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情。
毛泽东那一代人就是这样的，他们要了什么回报？他们只是向人民共和国尽了忠，向列祖列宗尽了孝，难道这还有错？
当我们享受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时，如果连起码的良心都不讲，还要苛求前人，指责前人，那我们的后人会怎么评价我们呢？
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超过前人，那是必然的，否则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呢？
不过，现在更有现实意义的是，我们要学习当年的那代人，包括干部、工人、科学家，在社会主义大协作的旗帜下，艰苦奋斗，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那可是真正的财富啊！
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的“两弹一星”就是雄辩的证明。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我们中华民族的上慈下孝的优良传统继承下去，不管科学怎么发达，我们的为人之道不会变，讲天理，凭良心，永不会变。
每一个中华好儿女，都有责任既让卫星上天，又要防止、抵制红旗落地。
这样才能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不祸害子孙后代。
我们才能心安理得，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李克勤后记：60年前，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７日，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中国已经在航天领域，有了自己地位，这方面的道器变通，举世公认为一流。
钱学森那一代杰出科学家对毛主席的思想领悟的程度，也许今天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感悟，回顾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一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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