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朱老总两师弟分别是中朝元帅
李克勤（jixuie）题记：朱德元帅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的，他有两个师弟后来也成了元帅，一个是叶剑英元帅，另一位是朝鲜元帅，曾任朝鲜人民军总司令的崔庸健。
云南讲武堂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原系清朝为编练新式陆军，加强边防而设的一所军事学校。建立时与天津讲武堂和奉天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后与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齐名。
1916年秋，朱德在四川泸州1916年的朱德
1886年12月1日，朱德生于四川省北部山区仪陇县乡间一户客家人贫苦农家。少年就读于私塾，1905年（19岁）用“朱建德”的名字考中秀才。次年清朝即废除了科举制度，于是进入顺庆府（今南充市）中学堂。1907年前往成都，进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就读，一年后毕业，回仪陇县当小学体育教员。 1909年，朱德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中，朱德加入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后参加了辛亥革命。 1915年——在蔡锷滇军中参加护国战争。 1917年——因战功升至滇军旅长，军衔为少将。后任云南省警察厅长、宪兵司令。
叶剑英元帅的毕业证，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二楼的一个展柜里便能看见。“据说这份毕业证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云南讲武堂收藏的唯一一份毕业证，也是展览馆的镇馆之宝。”《云南中共党史研究》这样记述。
1916年秋，叶剑英在广东东山中学毕业前夕，因为一次展览规模的大小问题，叶剑英不同意校长意见，他召集不少学生，提出要把展览规模搞大。校长见状便以扣发文凭威胁，要叶剑英承认错误，叶剑英一气之下回了家。
数天之后，校长也自知理亏就写信给叶剑英，让他回校领毕业证书，信中希望他能承认“错误”，叶剑英拒绝返校，并在复信中写道：“自古英雄多出自草莽，大丈夫何患乎文凭！”就这样叶剑英成了东山中学的肄业生。
叶剑英虽然没有拿到毕业证，但他离开东山中学不久便在家乡附近的新群小学找到份教书的工作。证明他教育能力的是，历史在这段时间对叶剑英的记述有这样一句话：“他很快成为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
1916年冬，为了谋生，叶剑英到马来西亚投奔他的三位伯父。正当叶剑英就业无门苦闷彷徨的时候，传来了云南都督唐继尧派人到南洋招收华侨子弟入云南讲武堂就学的消息。
次年夏天，叶剑英在马来西亚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来到学校，十分兴奋，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由原来的“叶宜伟”改为“叶剑英”。
1998年，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来云南视察。在昆明，叶选平参观云南陆军讲武堂时说：“我记得，家里还有我父亲在讲武堂毕业时的证书。”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陆军讲武堂方面听到这个消息，便想得到叶剑英当年在讲武堂的毕业证书。一个月后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委、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麦赐球先生带着云南陆军讲武堂方面关于“希望要到叶帅毕业证书（影印件）”的请示报告，去到北京。
叶选平看了信后，爽快地答应了。交代他的秘书，回广东后找出父亲的毕业证书，然后寄到云南。麦赐球先生回到昆明后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叶选平的秘书寄到省政协的包裹。里面附带一封信，写着“请云南省政协麦赐球副主席将叶帅的毕业证书影印件转交给云南陆军讲武堂”。
崔庸健，原名崔石泉，1900年6月21日诞生在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祖国沦为殖民地、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无情压迫的现实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1919年，还在中学读书的崔庸健，因向同学宣传反日独立思想，而被日本警宪逮捕入狱。1922年9月，崔庸健出狱后，同20多名患难战友一起从宣川乘船，奔赴中国上海去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
崔庸健一到上海就进入了南华学校学习，很快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逐步懂得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驱除日寇，只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实现。为了学到军事本领，他又赶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技术。
1924年，崔庸健毕业后，来到大革命的中心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先后担任了黄埔军校军事教官、第五期第六区队长等职，期间与周恩来等相识并共事。1926年，崔庸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时，他担任黄埔军校特务营第二连连长，率领部队攻打沙河，与敌激战10多个小时。广州起义失败后，崔庸健率残部撤退到花县，参加了保卫海陆丰的战斗。
崔庸健曾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共和国副主席，他是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也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作为中共早期党员，他不仅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而且在黑龙江省三江地区进行建党、土地革命活动，领导抗日武装斗争长达18年之久，为中朝两国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抗美援朝时期，崔庸健同志和志愿军战士并肩战斗。曾经参与过黄草岭阻击战。
黄草岭又称“德洞关”，位于长白山脉南麓的长津湖地区，是朝鲜东北部的军事要冲。黄草岭、赴战岭为狼林山脉的主峰，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大小山峰纵横绵亘，到处是悬崖峭壁，丛林密布，山峦交错，公路由峡谷中蜿蜒通往黄草岭，上面是壁立千仞，下面是万丈深渊，是敌我在东线战场的必争之地。
当时，东线之敌李伪政权的首都师、第3师由元山登陆后，于1950年10月16日进占咸兴。美军陆战1师、陆军3师尾随其后。敌人企图攻占黄草岭地区，与西线美军第8集团军进攻朝鲜临时首都江界形成钳形攻势。
按照彭德怀司令员西攻东防的作战部署，志愿军第42军124师、126师抢占黄草岭、赴战岭阻击敌人（125师配属38军在西线作战）。由于没有飞机掩护，我军没有制空权，部队只能夜间开进，汽车也很少，全凭战士的两条腿跑路，按每夜60至70公里急行军，至少需要6至7夜才能走完400公里，很难在摩托化的敌军之前占领黄草岭。吴瑞林军长当机立断，命令前卫师124师组成先遣队，由副师长肖剑飞率领，各团副团长、师作战科副科长、参谋，携带电台，乘两辆汽车赶赴黄草岭地区，侦察地形，提出防御作战方案，并寻找、联络该地区的朝鲜人民军，124师先头团370团随后跟进。
10月20日下午，先遣队到达黄草岭地区，肖剑飞副师长找到一位朝鲜人民军少将金永焕，他曾在中国东北民主联军的朝鲜李红光支队当连长，参加过我国的解放战争。1949年回到朝鲜 ，加入人民军，时任长津湖地区守备部队司令员。不等肖剑飞询问情况，便立即拉着他坐上一辆苏式军用吉普车，驶进位于一个山沟里的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会见朝鲜人民军副总司令崔庸健次帅。
崔庸健对肖剑飞说：美军是机械化，运动速度快，可能很快逼近黄草岭地区。我是从东线撤回来的，手下没有主力部队了，只有一个不足2000人的守备旅，7辆坦克、12门野战炮，全部配属你们作战吧。说完，他命令手下仅有的10余辆车，利用两个夜晚把部队运入阵地。
深秋午夜，稀疏的星辰闪着寒光，东北风阵阵吹来，山岭上的气温已降至零度以下。刚刚踏上黄草岭前沿烟台峰、草芳岭、龙水洞、水洞几个咽喉阵地的战士们没有喘一口气，便开始构筑野战工事，做伪装，刺刀出鞘，子弹上膛，他们匍匐在阵地上，警惕地观察着黑糊糊的山谷，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守卫黄草岭发电所后山——796.5高地的是370团2营4连，机枪手朱丕克蹲在机枪掩体里，把他心爱的加拿大造轻机枪架好。几天来的急行军，又挖了大半夜的工事，他又累又困，刚打了一个盹儿，一抹金色的晨曦已照在黄草岭顶峰上了。
朱丕克睁眼向山下望去，发现有十来个南韩士兵扛着枪大摇大摆地向山顶爬来，看样子他们没有发现4连已经占据了山顶。战士们都持枪瞄准了敌人。
当敌人爬到距离4连阵地只有30来米时，连长盖成友一声令下：“打！”
朱丕克的机枪首先开火，一梭子弹就撂倒五六个敌人，其余的扭头就跑，连滚带爬地逃下山去。
朱丕克的机枪打响了黄草岭阻击战的第一枪。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7日的日日夜夜里，42军4万多勇士与不到2000人的朝鲜人民军相配合，面对的是掌握着制空权，有大量坦克、大炮等现代化装备的8万多敌人，特别是号称美国王牌军的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20000之众，战斗机50多架，坦克150多辆，装甲车30多辆，各种大小口径火炮400余门，轻重机枪1000多挺的强敌。
而42军主力124师14000余人，仅有马拉山炮12门，迫击炮、六○炮和配属的炮团总共不过80门火炮，轻重机枪只有150挺，战士们手中武器是当年从日军和国民党军缴获的三八大盖枪、中正式步枪，冲锋枪、卡宾枪，加上手榴弹、手雷、爆破筒、炸药包而已。
在黄草岭阻击战中，我志愿军将士扼守阵地，与敌军拼杀，每一个山头和高地都是双方反复争夺的战场。一个山头上午丢了，下午夺回来，一块阵地白天失守，晚上又重新占领。勇士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
据守烟台峰的371团4连遭到美海军陆战1师1个团的猛烈进攻，激战5昼夜，连长、指导员和班排长阵亡，全连只剩下战士、卫生员、通讯员、司号员等19个人。小司号员张群生挺身而出高喊：“我代理连长，大家跟我来！人在阵地在！”他把所有弹药集中起来，平均分配，每人只有五六发子弹和一两颗手榴弹。他们同敌人血战，从日出打到日落，让敌人在烟台峰4连阵地前丢下200多具尸体，4连的勇士也只剩下8人，阵地岿然不动。战后，371团4连被授予“烟台峰英雄连”称号，张群生荣立一等功。
黄草岭阻击战打响不几天，朝鲜东北部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给敌我双方攻守都增加了困难。
11月2日清晨，美海军陆战1师动用飞机400多架次和百余门榴弹炮，对黄草岭我军主阵地狂轰滥炸，并以40余辆坦克、装甲车为掩护，用1个团的兵力发起猛攻。我军工事全毁，人员大量伤亡，一线阵地被敌人占领。吴瑞林军长命令124师师长苏克之，发挥我军近战、夜战之长，迅速组织4个营的兵力，乘敌人立足未稳之时，天一黑就进行了一次大的反击。特别是370团3营，由团参谋长、解放战争中的战斗英雄邢嘉盛与营长马振团、教导员董永兴率领，趁着大雪弥漫，全营人员反穿棉衣，人与雪浑然一体，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入烟台峰东侧水洞的西侧，歼灭驻守在那里的美军1个加强排，打开敌人纵深突破口。午夜，当敌人睡得正酣之时，3营千余人直下龙水洞以南敌后400.1高地，全歼敌人的1个炮兵营指挥所，击毁榴弹炮3门，汽车10余辆，直接威胁到敌人侧后的安全。由于3营反击过远，1000多人孤军深入敌后，对敌人是极大威胁，我军也有很大危险。邢嘉盛果断决定，趁天未明，采取掏心战术，固守400.1高地，深挖工事，做好激战准备。
果然，天一亮，美军陆战1师暂停了正面进攻，以一部人马回头配合预备队美陆军3师1个团夹击，企图包围消灭3营，以解后顾之忧。敌人出动60多架飞机、20多辆坦克向3营发动猛攻，3营沉着应战，粉碎了敌人多次进攻。
3营反击过远，与军师团指挥部失去联络，情况不明，吴瑞林军长、苏克之师长十分焦急。吴瑞林当即命令师里派一位领导干部率领一支精悍小部队，沿黄草岭与赴战岭结合部大雪覆盖的森林小道，隐蔽行进，务必找到3营，将其接回。
两天之后，在师小部队接应下，3营突围成功，冒着大风大雪绕道东海岸胜利归来。他们不仅把战斗中牺牲的战友掩埋好了，伤员抬了回来，还把抓到的几个美军俘虏和在美军中帮凶的两个日本兵也押了回来。3营还带回了不少战利品。战斗英雄邢嘉盛把缴获的两架美国高倍望远镜分送给吴军长和苏师长。
黄草岭阻击战13昼夜，美王牌军陆战1师共伤亡2000余人，被俘300余人，损失坦克、装甲车百余辆，各种火炮80多门，敌人赖以逞强的飞机也被击落两架、击伤多架，而不得越雷池一步。
16年后，侵朝美军第二任司令李奇微在其朝鲜战争的回忆录中哀叹道：
“这支中国精锐（指42军）……他们不知何时到达，在（朝鲜）东部高原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中埋伏下来，使联合国军在十分艰难中作战，遭到了损失。”
黄草岭阻击战名扬海外。196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非洲、西欧战场上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名将、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北京时，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他特意询问了“黄草岭英雄连”的战绩，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1951年5月下旬，奉毛主席电召，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率领，第一批赴朝作战的第38军政委刘西元（军长梁兴初因病住院）、39军军长吴信泉、40军军长温玉成和42军军长吴瑞林返回北京，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汇报作战情况。毛主席接见他们时，称赞这4个军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4根擎天柱。
一天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寓所单独接见了吴瑞林军长，详细地询问42军黄草岭阻击战的情况。听完汇报后，毛主席笑着说：美帝国主义有飞机、大炮、坦克的优势，我们有山头、石头的优势。他又指着吴瑞林的头说：还有像你这样的几百、几千、几万人的头脑，英勇顽强，机动灵活，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无法战胜的。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当晚，志愿军代表团在开城举行庆祝晚会。当彭德怀司令员和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员崔庸健次帅走进了会场时，会场爆发起热烈的掌声。彭德怀司令员显得异常兴奋，摘下军帽挥动着，向欢呼的人们致意。他激奋地大声宣告：“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现在已经实现了……”
1955年7月，叶剑英同朱德交谈
1963年6月8日，朱德委员长陪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参观访问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南郊农场）。(来源：首农集团宣传部。)
朱德元帅和叶剑英元帅，还有朝鲜的崔庸健元帅，都是革命前辈。
我们要多了解他们。
本文写于2013年，今日修改。
李克勤后记：朱德元帅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的，他有两个师弟叶剑英、崔庸健后来也成了元帅，中朝三元帅演绎了革命佳话。崔庸健是位老革命，1920年代曾到中国参加北伐和广州起义，后又到东北参加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斗争。在抗美援朝时期，崔庸健同志和志愿军战士并肩战斗。曾经参与过黄草岭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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