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五七指示”想到住牛棚海归成为人民教育家

Original 李克勤济学勤为径济学

李克勤（jixuie）题记：陶行知先生，被毛主席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是罕见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尤其是毛主席作为伟大导师和领袖的教育实践，可以发现，主席非常熟悉陶先生教育上的道器变通。毛主席著名的“五七指示”，可以说在道层面，和陶行知是相通的，并且毛主席有一套完整的道器变通。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原名陶文浚。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9年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 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1914年，陶行知赴美国留学，先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学，次年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其间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对陶行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陶行知这位海归，他先接受了南京大学的邀请，在那里任教。兴办乡村学校是他的理想，不过刚回国，先在大学里面熟悉一下教育的形势，多认识些教育界的人才，对自己也是一种锻炼。

工作之余，他就到南京周边的乡村去走走转转，考察当地教育的形势。一天，他来到了小庄，这里是个穷山沟，稀稀落落地住着三十几户农民。四周光秃秃的荒山，衬着村里低矮破旧的茅草屋，在向陶行知诉说着小庄的贫穷。

陶行知的到来，让这些人耳目一新，以往穿戴成这样来这里的，都是些催税催债的城里的大人老爷，而他却是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的，让人感到特别的亲切。

众人将他请进屋里交谈，在知道陶校长是大学的教授，并且还担任几所大学的名誉校长，为了国家，他放弃了在外国的优厚待遇时，众人都对他特别的敬佩。

陶行知问起了这里孩子的学习情况，大伙儿都不觉叹息。是啊，连吃饭都能以解决的穷山沟里，又有谁会来这里教学呢？本来是上学的年纪，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却只得在家里帮着干点儿农活，识字、上学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梦想。

陶校长笑着问：“那，你们的孩子愿意上学吗？”

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当然想了！”是啊，这个小村里，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人才，祖祖辈辈，只要能识字的，那在村里可都是高人一等的呀。

陶校长笑着说：“那我就来这里办一所学校，让你们的孩子都到学校里上学吧……”

就这样，陶行知白天和大伙一起土法上马盖起了学校，晚上

到了晚上，学校还没有建好，而农户的房子又矮又小，如何安顿陶校长，这成了大伙儿为难的一个问题。有农民便打算将家里腾出来给陶行知，自己住进牛棚里去。

陶行知见到这种情况，立即摆手制止了，自己接着就搬起了牛棚里，不顾里面的脏乱，自己在空地上铺了稻草，任农民们怎么劝说，也不行。他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知道农民们家里很苦，如果自己再住进去，肯定会给他们带来不便和麻烦。

夜深了，陶先生在牛棚的“床”上，辗转反侧，他没有为自己的境遇难过，反而在这里设计着学校盖起来后，学校办学方针、招生考试方法、如何教学等方案，在“牛大哥”的咀嚼声与打招呼般的“哞哞”声中，他仰望星空，将这一套套的方案设计得井井有条。

第二天一大早，乡亲们便赶来，继续修建学校，在关心地问到陶校长在牛棚里的睡得情况时，陶校长笑着说：“我是‘一闻牛粪诗百篇’呢，睡得可好了……”

众人一起笑着，大伙儿接着更卖力地盖起了房子，大家都知道，这位可是为了穷山沟孩子们的教育，甘心放弃了优厚待遇的洋博士，如今为了孩子们，他竟然能住牛棚，怎么忍心这样呢？于是，人多力量大，学校不几天就建成了！

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在南京北郊劳山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南京晓庄学院前身）

陶行知教育小孩，真是到家了，他是名副其实的人民教育家。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给林彪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五七指示，对于干部来说，有个全国性的“五七干校”。

邓力群同志在五七干校有过亲身经历：

参考：邓力群在“五七干校”读了那么多经典

李克勤后记：

牛棚，顾名思义，就是牛住的棚子。对于农民来说，住牛棚不是什么稀罕事。而对于像陶行知这样的海归，大知识分子来说，就非同一般了。

不过，陶行知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和普通农民一样，心安理得地住牛棚。

这是一种境界，思想境界。

毛主席最懂这种境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 Here I might mention the experience of how my own feelings changed.

I began life as a student and at school acquired the ways of a student; I then used to feel it undignified to do even a little manual labour, such as carrying my own luggage in the presence of my fellow students, who were incapable of carrying anything, either on their shoulders or in their hands.

At that time I felt that intellectuals were the only clean people in the world, while in comparison workers and peasants were dirty.

I did not mind wearing the clothes of other intellectuals, believing them clean, but I would not put on clothes belonging to a worker or peasant, believing them dirty.

But after I became a revolutionary and lived with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with soldi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y, I gradually came to know them well, and they gradually came to know me well too.

It was then, and only then, that I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bourgeois and petty-bourgeois feelings implanted in me in the bourgeois schools.

I came to feel that compared with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the unremoulded intellectuals were not clean and that, in the last analysis,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were the cleanest people and, even though their hands were soiled and their feet smeared with cow-dung, they were really cleaner than the bourgeois and petty-bourgeois intellectuals.

That is what is meant by a change in feelings, a change from one class to another.

If our writers and artists who come from the intelligentsia want their works to be well received by the masses, they must change and remould their thinking and their feelings.

Without such a change, without such remoulding, they can do nothing well and will be misfits. 】

再往前推，至少在五四时期，毛主席就有了比较系统的教育与工农结合的思考，到了革命根据地时期，毛主席就开始道器变通了，到了新中国，尤其是主席晚年，这方面毛主席的思想与实践，就可以称得上是文化体系了。

由于毛主席在道层面，是和工农在一起的，这一点如果陶行知先生在的话，一定是非常明白的。

没有陶行知这样的人民情怀，恐怕要理解毛主席的道器变通，看来还真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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