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个人利害得失不简单：读《臧克家：“五七”路上如何“忆向阳”》
李克勤（jixuie）题记：我对邓力群同志特别敬仰，从做人角度讲，他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有着追求真理的坚强意志；然后他对于个人的利害得失几乎不提及。正因为他做人的境界到了如此地步，所以才能够在理论上有那样超级的，令人惊叹的否定、否定之否定。说老实话，能够像邓力群这样程度的人，是不多的，但的确有，这需要我们去挖掘、整理。臧克家算一位。
我坚信，如果一个社会的主导者是由一帮自私自利的人把持，那这个社会就很难好。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的主导者，不仅以身作则超越个人利害得失，还带出一大帮敢于同自私自利之心作坚决斗争的人来，那这个社会不好才怪呢。
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到了现代社会，公职人员也不会挑选自私自利严重的人。否则公共管理就不可能产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
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岂能在公共管理上落后呢？
对于历史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但如果处于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对某个历史现象横加指责，甚至武断下结论，那么就站不住脚。
臧克家：“五七”路上如何“忆向阳”* 张 磊 摘要：《忆向阳》是臧克家晚年创作的重要作品，因为记述了他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生活而倍受争议。本文将 《忆向阳》视作一个标本，从乡土情结、感恩心态等方面论述作家创作组诗的心态。《忆向阳》并没有故意“美化”干校，它们确实是臧克家真情的自然流露。但是，缺乏反思的回忆，实际上只能暂时地排遣自己心灵的创痛。要想重塑生活的意义，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需要的是一种全面而深入的反思。 关键词：臧克家；《忆向阳》；乡土情结；感恩心态 从某种程度上说，旧体诗集 《忆向阳》①是臧克家下放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三年后最大的收获。1969年11月30日臧克家作为第二批学员下放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1972年10月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臧克家经常回忆起咸宁干校，通过两年的酝酿，1974年他开始写下了 《忆向阳》组诗的第一首 《夜闻雨声忆江南》。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截止到1975年4月，“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写出了50多首……最多的时候，一天写5首”②。组诗完成后，臧克家曾打印数十份给朋友传看，获得了大量的好评。冯至还专门赋诗二首，并说“读《忆向阳》57首，深有同感，赋此二律，录呈克家同志指正”；张光年也作 《采芝行》：“喜读向阳诗，戏作赠克家。”但是随着“文革”结束，组诗因为歌颂了“五七”干校，在出版时颇费周折，后来还是在张光年的肯定下才得以出版③，这也为后来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忆向阳》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对干校劳动场景的正面反映，也有对干校生活场景的间接描绘。劳动是干校生活最重要的内容，诗人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从插秧（《微雨插秧（二首）》）、割稻（《割稻》）、翻地（《月夜拖拉机翻地》）、打谷（《秋收夜战打谷场（二首）》）、挑粪（《挑粪灌园》），到最后的收获（《秋收大会战》、《板车拉粮》、《丰收，送粮入仓》）等，都历历在目。这些书写不但表现了劳动的喜悦，还把常人看来毫无诗意的生活描绘得引人入胜、栩栩如生。如 《菜班》诗句不仅对仗精妙，而且情趣盎然，充满了诗情画意：“自芟野草自开荒，亲手种菜亲口尝。阳春带雨剪嫩韭，夏日黄瓜尺半长。傅粉冬瓜似石滚，菜花引蝶入厨房。清晨荷锄雁行出，傍晚带月始回房。” 战友情也是 《忆向阳》重点表现的内容。诗作有 《喜逢干校战友》、 《离别干校》、 《展看干校照片三十幅》、《大风雪，收工暮归》、《秋收大忙，中午小休》、《晚收工》、《老黄牛》、《牛班》等等，臧克家在诗作中用朴实而深情的笔触，表现了那个动乱年代里知识分子之间，甚至是人与动物之间难得的情谊。比如 《大风雪，收工暮归》表达了学员们不怕辛劳的乐观情怀：“归来天地尽混茫，带雪冲风入草房。近火潮衣蒸白雾，沾身热汗化冰凉。声声火爆交心响，阵阵喧呼快意扬。一日辛劳成大乐，战友围炉话棉粮”；《晚收工》是臧克家的“得意之作”：“秧田草岸竹屏风，叠翠遥笼晚照红。相约明朝齐早起，人同落日共收工。”他曾经说过：“这首诗非常好，生动真实地描绘了干校生活，胡绳同志也很欣赏。”④而 《老黄牛》中“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更是成为了“警句”，广为传诵。 有人指出：“臧克家的干校诗，是一种新型的田园诗，它既不同于古典的田园诗，也不同于现代的乡土诗。在 《忆向阳》中，没有陶谢王孟的山水田园诗的静谧和冲淡，相反内蕴着革命年代的紧张和欢快的气息……臧克家的干校诗，是一种革命的田园诗。”⑤也许正是这“革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它是特定时代对“五七”干校的赞扬。 文学作品发表后引起争议，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何况又是在“文革”刚刚结束，“思想解放”的大潮刚刚涌起的时候。但是后来对 《忆向阳》一边倒的批评，甚至人为地将它从臧克家创作历程当中抹去，这就明显有失公道了。其实，《忆向阳》在文学史上应该是一个标本，它不仅见证了一个文学时代的更替，而且从“写真实”的角度来说，它还可以说是一个反对“文革”时期“遵命文学”的“先驱”。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作者创作这组诗的心态。 首先，臧克家推崇“我手写我口”（黄遵宪语），这组诗反映的确实是臧克家当时最真实的感受。下放“五七”干校的学员，因着各自的不同情况，有着各种不同的心态及其流变过程，其中臧克家是有着明显的“感恩”心态的。我们知道，诗人在干校的生活除了初期有一点艰苦外，后来还是很受照顾，主要是做些看菜地、值夜班的工作，没有干重体力劳动，也没有陷入其他是非之中。他很怀念这段日子，“那是一段最值得回忆的日子。这不光是因为看菜地时，一人独坐，面对壮阔的大自然，可以浅唱微吟，一解胸中块垒；值夜班时，万籁俱寂，自由自在，主要的是可以和与我交接班的光年同志对坐聊天，这在当时真是一大快事”。从他叙述中的“浅唱微吟”、“自由自在”、“对坐聊天”、“一大快事”可以看出，诗人当年在干校精神上基本没有什么负担，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更难得的是，诗人的身体也比原来好了很多：“说来也好笑，过去我有些多年求医问药都治不好的老毛病，到干校以后竟不治自愈了。以前每晚失眠，吃最厉害的安眠药照样在床上辗转反侧，可到了干校，每晚身子一沾床板便鼾声大作了。过去吃饭时，每顿吃得很少很精还常常消化不良，而在干校，每顿粗茶淡饭能吃上好几碗。去干校前，我是弱不禁风的病号，上二楼都要坐电梯，从干校回来，我倒步履轻捷，中气十足，越活越年轻了。我想，这恐怕是拜劳动所赐吧？”精神上日益放松，身体逐渐康健，心情自然也慢慢舒畅起来：“后两年干校的生活条件有了不少改善，政治环境也稍有松动。那时同志之间的关系已不像过去那样壁垒森严了，一些喜欢诗歌的同志常常在晚上到我的房间来谈诗论文，当然有时白天大批判时他们还要做一些表面文章的。这些同志过去虽同在作协工作，但因我不坐班，大部分从未接触过。三年的干校生活，使我们相互间建立了友谊。”⑥劳动改变了他的身心，又收获了珍贵的友谊，那么，诗人肯定干校的劳动改造生活，赞美劳动，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他眼中的向阳湖充满了田园乐趣，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还可以从他离开向阳湖时的难舍难分看到他对于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感情。张光年在当年的日记里曾有过这样的记录：“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1956年的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⑦崔道怡也回忆说：“老诗翁臧克家是较早获得‘解放’的一位著名人士，在宣布‘解放’他的大会上，他朗诵了自己的即兴篇章 《我站在革命的行列》：‘一声解放，像春雷从头顶滚过，震得我心花怒放，震得我泪珠双落……在‘五七’道路上向阳湖畔的三年生活，我们把秧苗插满了阳春三月，我们也像一株株秧苗，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里生机勃勃……我决心在五七大道上永远走下去，为社会主义宏伟而光辉的事业略尽绵薄……’”⑧所以，离开干校的时侯，他“一声告别去，五内顿仓皇！依恋情深切，如同辞故乡。一步一滴泪，头低不能仰。啜泣不成声，欲语不成腔”（《离别干校》）。从张光年的日记里“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到崔道怡回忆里即兴朗诵，再到自己诗歌中“一步一滴泪”，向阳湖给诗人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想来并不是他艺术上的虚构了。 也不是臧克家一个人对干校写诗进行“美化”。其实向阳湖给很多学员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同样有人在当时作诗描写过向阳湖的“诗情画意”，如：“湖上春常在，渠开水满畦。初阳话种谷，细雨透青泥。白发能持耒，书生健把犁。新秧随手绿，熟麦逐人齐”（韦君宜 《向阳湖即事》）；“丹桂谁栽大合围，夹衢双阙势巍巍。轻车驰过争回首，金色凝眸香满衣”（王世襄 《桂花树》）；“漫道还乡未是家，夜凉桐露共烹茶。碧天澄水四山静，妙语清谈到槿花”（顾学颉 《干校杂咏》）。这些诗歌，无论从意境上还是语言上来说，都跟 《忆向阳》很相似。由此可见，《忆向阳》并没有故意“美化”干校，它们确实是臧克家真情的自然流露。 其次，臧克家有着强烈的“乡土情结”，这也反映到诗歌中，就是我们看到的“田园乐趣”。这一点从他被下放到向阳湖“五七”干校时的感受就可见一斑。得到通知时，他的心情很平静，除了“无休止的批判斗争，已使我心力交瘁，能早日摆脱这种折磨，换一换环境，对于我来讲未必不是件好事”之外，更重要的是，“下放到农村，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可能确是一种惩罚；而对于我这个‘不爱刺眼的霓虹灯’，只爱‘乡村里柳梢上挂着的月明’的‘乡下人’来说，却可以说是‘鱼儿归大海，鸟儿入深林’。当时，我甚至天真地想，后半辈子远离喧嚣的都市，归隐田园，做个现代陶渊明”。他想“做个现代陶渊明”，下放“五七”干校，正好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于是，繁重的干校生活在臧克家的眼里充满了诗意与浪漫，也就必然地会幻化成美好的抒情诗。 最后，诗人是通过回忆来创作 《忆向阳》的。我们知道，心理学意义上的“回忆”，是记忆的纵向溯源，它是生活与美之间一个重要的心理流程，而这个流程正是美感和诗意产生的重要基础，通过“回忆”的“陌生化”效果，我们就能够将生活变成艺术典型。他的一首诗就描述了这个艺术过程：“窗外潇潇聆雨声，朦胧榻上睡难成。诗情不似潮有信，夜半灯花几度红”（《灯花》）。诗人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不期而至的灵感又让这种回忆幻化成美好的艺术形象，即使是曾经的苦难，也被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色彩。 正是因为臧克家的“乡土情结”，使他对干校的农村生活产生了期待，而干校的“美好”生活又强化了他的这种情结，“感恩心态”再经过“回忆”这个特定视角的提炼，就产生了 《忆向阳》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文本。 当然，上面的分析并不是要说 《忆向阳》就没有问题。很显然，它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殊文本，摆脱不了历史的羁绊。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就很坦诚地对此做过说明：“对 《忆向阳》这本书如何评价？客观上诗本身是不错的。当时我们的觉悟程度没那么高，并没有觉得干校是极左。只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抱着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态度下去”，但是她又说：“臧老一向认为：‘我是乡下人，生性爱乡村’，到了农村就如鱼得水。在咸宁的三年，他受益极大，有很多观感，所以这些诗并不是作出来的，确实是从心底流出来的。”⑨所以，即便是多年以来，诗集饱受争议，甚至自己的老友姚雪垠公开指责说：“你的诗，请恕我直爽地说，是按林彪、‘四人帮’所定的宣传调子，歪曲了毛主席的号召，并且用歌颂愉快劳动和学习的词句去粉饰和掩盖当年那种‘五七’干校的罪恶实质”，“其中有些诗写作和发表在祖国历史最关键的日子里，曾经令广大读者深表遗憾和愤怒，也使爱你的老朋友感到痛心”，但臧克家从不后悔，因为“知识分子下农村锻炼，也有积极的一方面。当时我已是年过花甲之人了，那三年的岁月对我来说，感受大不一样呀！我现在每每念及那段日子，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姚雪垠的基于道德层面的批评固然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却忽略了作品创作的真实心态，再联系他前后“此一时彼一时”的不同是非标准，他似乎也难以摆脱历史的羁绊！ 而臧克家“五七”干校的“校友”们倒是很认同他的诗歌。丁宁认为：“臧老的诗集《忆向阳》问世后，曾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把干校生活描写得那样美好，岂不是对‘四人帮’迫害的否定，对错误路线的歌颂！我却不以为然，那些诗篇，真实动人，读时，禁不住眼泪盈眶，那是老诗人亲身的经历，发之于内心的真挚之情。……诗人所赞美的是创造奇迹的神圣劳动，讴歌的是在艰苦环境中人的坚强意志、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也是对‘四人帮’的蔑视。说歌颂‘四人帮’，是荒谬的逻辑。”⑩ 记忆是复杂的，它有时是一种很个人化的东西，即便是面对同一种事物或者过程，不同的人因为身份、处境、心理以及知识结构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记忆。而且，“幸存者记忆的个人微观史实具有很大的历史暧昧性。它是历史的，因为它基于个人的直接过去经历。但它又可能是非历史的，因为它也许根本无法纳入宏观的历史规律、解释或叙述”⑪。不管当事人过去经历和见证了什么，我们当下从中能发现的，或许就是一段叙述，一个故事，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忆向阳》正是这样一种处于意识形态边缘领域的“个人叙述”，它的许多细节也许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它无须“政治正确”，也不是“正统历史”，完全没有必要说谎。但当我们将它放进“文革”叙事的文学潮流中，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它同样也是被建构的结果，臧克家并不一定是按照记忆的“本来面目”全真地再现历史，而很有可能是“选择”一部分材料作为建构的语码，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复述并“修改”他过去的体验和经历，相应地，有些“不太合适”的事件或场景则被有意无意地模糊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文本中，无论是忆人还是记事，都是在疏离了历史现场之后，诗人记忆的底片上呈现出来的温馨的碎片。这些碎片有历史，有故事，有感情，当然很容易打动读者，引起读者的共鸣，获得更普遍意义上的认同。然而，在“文革”以及“五七干校”残酷的一面在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大潮中被揭露出来时，那些“美好的记忆”就显得苍白了许多。臧克家之所以没有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弄潮儿，显然与他在“美好的记忆”之外缺少应有的反思有关。相比之下，另外一些“五七战士”对于“五七干校”的冷峻反思就因为显示了鲜明的知识分子批判意识而为人称道。 于是，当臧克家深情歌唱“大野茫茫场面光，重重麻袋列山岗。汽车得意驰如电，载得歌声入大仓”（《丰收，送粮入仓》）的时候，另外一位当事人陈白尘则在 《云梦断忆》中对当年走的“五七道路”提出了批评：“因为我们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者，雨下得越大，干得越欢，才显出革命精神。有一天已经下雨了，正在收割麦子的人说：‘收工吧，不能收割了。’我们连长以无比豪情叫喊道：‘跟老天爷斗争到底！’麦子自然都割下了，但老天爷不买帐，一连下了三天雨，收到手的麦子都烂掉了！”“至于这些成就花了多少钱，那是只算革命帐，不该算经济帐的。我和侯金镜同志等人都当过鸭倌，三人工资总数约四百元以上，加上饲料等等，则我们收获的那些可爱的大鸭蛋的成本，大约要高出市价五倍以上了！但这笔帐谁敢算呢？——那等于是反对走‘五七道路’！”“如今这儿除了残留着几处荷塘——而且又被我们这群‘农业专家’给毁了——此外，实在想象不出它烟波万顷如云如梦的丝毫景象来。……到处荒草丛生，却无一株树木。”⑫张光年在告别向阳湖的时候，也在日记里记下来当时“怅然若失”的心情：“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带曾经是有山有水、竹林柳荫、杂花丛生、青皮红壤的小丘陵地带。原来农民生活并不富裕，但还过得去……可以在小河和塘水里捕鱼虾，在稻田里捕黄鳝，自家食用，多数家庭的鸡蛋也并不出卖……这一带还是药材之乡，松林下、树根旁，还可以采到名贵的灵芝，村民称之为红菇，药商时来收购。可是，当年在军宣队领导下围湖造田的壮举，却损害了这一带群众的衣食之源”，“我们这些天天念叨着‘为人民服务’的数千‘五七’战士，共产党员占很大比例，辛辛苦苦几年间，走后留下的，就是把稻田变荒滩，把大湖变成牧场！”⑬大走“五七道路”，盲目围湖造田，也许确实带来了“丰收”（也许更多是精神上的），但是对群众生活的损害，对大自然的破坏，并不能因为算“政治帐”而消弭于无形！事实上，巴金《随想录》、萧乾《“文革”杂忆》、季羡林《牛棚杂忆》、孙犁 《删去的文字》、杨绛 《干校六记》等等，也都对当年的“五七”干校生活有很多的表现，或痛定思痛，抉心自食，或淡看恩怨，记取温情。虽然经历不同，笔法各异，但是正视灾难，咀嚼耻辱，都体现出了人文知识分子宝贵的忧患精神及对后世的责任担当。比较之下， 《忆向阳》的缺陷倒也是明显的。 《忆向阳》已经成为历史，是非自有历史的公论。当然，围绕着向阳湖“五七”干校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控诉”也好，“怀念”也罢，只能暂时地排遣自己心灵的创痛，它永远无法指引人们得到“彼岸”的幸福。要想重塑生活的意义，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需要的是一种全面而深入的反思。这不仅是勇气，更是智慧的表现。也许只有我们都保持一种内心的警惕与谦卑，才能对历史作出恰当的评价，而这是需要依靠整个社会培育的宽容、理解、文明与民主体制保障下的人性提升的。 注释： ① 臧克家：《忆向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本文引诗未特别注明处皆选自该书。 ② 臧克家：《高歌忆向阳》，《忆向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③ 详见张光年 《文坛回春纪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④⑨ 参见李城外 《九十依然忆向阳》，《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0页。 ⑤ 李遇春：《臧克家旧体诗创作心理探源》，《长江学术》2009年第3期。 ⑥ 臧克家：《咸宁干校散记》，《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⑦⑬ 张光年：《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309页。 ⑧ 崔道怡：《国庆中秋忆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⑩ 丁宁：《长忆向阳湖》，《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⑪ 徐贲：《“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⑫ 陈白尘：《云梦断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页。 本文来自：《江汉论坛》 2012年第8期 P136-139页 |
参考：
评价历史不讲阶级性行吗——读潘叔明许苏民：《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公众号转载下文：
昆仑策研究院转载下文：
李克勤丨毛主席下猛药治顽疾抓医疗：从“送瘟神”到“6·26指示”
思想火炬转载下文：
【读史明智】 毛主席下猛药治顽疾抓医疗：从“送瘟神”到“6·26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