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鲁笳：向毛主席介绍大寨陈永贵的省委书记

原文《陶鲁笳：第一个向毛主席介绍大寨的省委书记》

写于2011年5月，今日修改

李克勤（jixuie）题记：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同志2011年5月去世了，在深切怀念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时候，我们首先想起的还是他看中和看重大寨的特殊经历，他就是最早向毛主席介绍大寨陈永贵的省委书记。

陶鲁笳和陈永贵一起吃饭谈工作

陶鲁笳1917年生，36岁就出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是全国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年龄最小的。

１９５３年７月，根据中央决定全国统一改称省委第一书记，到１９６５年８月离开山西，奉调进北京，在山西任期12年8个月。

1959 年3 月，陶鲁笳(左排二)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右排二、三为毛主席、刘少奇。

我们知道，毛主席直接了解到大寨和陈永贵的，是通过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一次当面汇报。

那是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８日到２９日，毛主席召集中共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刘子厚和陶鲁笳等几位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

陶鲁笳汇报说，前不久我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和私分得很清。我们山西省委在１９６０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

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他四十二岁扫盲，今年五十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毛主席又高兴地问陶鲁笳，你们有陈永贵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

随即让他的秘书把《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找来，陶鲁笳也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都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说的“那篇文章”指，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０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寨大队在贫瘠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报道，同时发表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社论指出："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同时也要很好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经验。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和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这篇报道和社论发表以后，全国农业战线反响很大。

毛主席回到北京不久，1964年4月20日，周总理就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进行了20天的考察，着重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回京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做了书面汇报。

    5月中旬，陶鲁笳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用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

8月，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时又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

12月26日，毛主席71岁生日，自掏稿费邀请宾客的毛主席指名要见陈永贵。毛泽东夸赞陈永贵是农业专主席家，搞出一个大寨，很好。还向在座的人介绍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他是聪明的，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

当时大寨人的事迹确实对中国几亿农民起到了榜样作用。“三战狼窝掌”讲述的是大寨人奋战三年，将荒凉的大山沟改造成簸箕形的梯田。吃“冰碴饭”则是指在冰天雪地里，大寨农民筑坝造地不回家吃饭，由村里的妇女们做好送到沟里的热饭，由于路途遥远，送到时已冻上一层冰。

农民和干部们都认识到，1950年代后期那种靠吹牛说谎搞“穷过渡”、刮“共产风”，不是他们要学习的榜样，而靠苦干、实干，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夺取好收成，才是他们真正应该学习的。所以，学大寨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并且产生了许多学大寨的典型。1965年9月，全国产生了50多个大寨式的先进典型。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就是在“农业学大寨”的风潮中开凿而成。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是那个年代乃至今天都脍炙人口的名言。创造这句口号的陈永贵作为大寨的火车头，也成就了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辉煌。穿着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的陈永贵在文革开始后一路“夺权”，成为山西省委领导，更在1969年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

1973年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走入权力顶峰，大寨和学大寨也同时被推到了狂热的峰巅。陈永贵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既当副总理，又是农民身份，在中国，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人。

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甚至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新的领导集体仍旧把农业学大寨作为农业工作的重点。经历了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三个不同政治时段而不倒的大寨红旗，得以屹立的不是“左”“右”的意识形态，而是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

1980年9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1月，中共中央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中发[1980]83号文件)。“农业学大寨”就此终结。

1964年4月8日陶鲁笳（中）和陈永贵一起在虎头山上种树

1993年在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之际，陶鲁笳出版了自己的书《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

他在该书的《自序》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毛泽东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创立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功勋，是谁也抹煞不掉的。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伟人，他属于中国、属于世界。毛泽东思想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他在生前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在他身后，依然属于中国、属于世界。”

关于大寨和陈永贵同志的功绩，陶老在书中作了客观、公正的评说。

陶鲁笳在书中最后写道：“抚今思昔，我殷切期望，今日的大寨和昔阳县，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放下历史包袱，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好传统好作风，大胆创新，重振雄风……”

也正是在包括陶鲁笳在内的许多老同志的关注下，今日之大寨在郭凤莲同志的领导下，确如陶老所期望的那样，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着新的业绩，创造着新的辉煌……

陶老在他的有生之年，欣慰地看到了他看中看重的大寨在集体经济的大道上，合作文化得到新发展。

陶鲁笳作为一位高举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荣战士，虽已经离我们而去，大寨却成为他留给后代的一座永远的丰碑。

在这里，我们向陶鲁笳同志致以革命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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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红色企业家的道器变通（发表在《中国集体经济》的文章）：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公众号转载下文：

昆仑策研究院转载下文：

思想火炬转载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