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谈潘光旦对文革的态度
原文《潘光旦对文革的态度》写于2011-02-07 jixuie
李克勤（jixuie）题记：如果把学术比作一个战场也是可以的，这个特殊战场的的硝烟，是思想上的，其激烈程度不亚于炮火连天的战场。学术领域真学者和假学者，真学问和伪学问，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如何判断真学者，简便的办法是从该学者的思想境界来看。费孝通先生评价潘光旦先生的一番话，很有启示意义。
这是一幅被称为“毛泽东的背影”的照片。
摄于1951年10月23日，当时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从主席台上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潘光旦上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断了一条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时主席见其他人均离席走动，惟潘光旦端坐未起，就特别上前问候。
毛主席与别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显要，很“露”脸，而这一张，却是个背影，且站在一旁。
潘光旦见毛主席来到自己面前，遂拄着拐杖从座位上欠起身，用握着烟斗的另一只手撑着桌面，微笑着与毛主席搭话……这幅照片以瞬间的定格，反映了特定时期共产党领袖与知识分子尤其著名知识分子间的微妙关系。解读者从照片上“领袖谦恭的背影里”读到的，是建国之初“国家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的殷殷之情”。
作为学问家的潘光旦，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市）。原名光亶（后以亶字笔画多，取其下半改为光旦），又名保同，号仲昂，笔名光旦（见1929《新月》），西名Quentin pan。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1927年参与筹设新月书店。著作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外，另有译著《性心理学》等。《性心理学》原著作者英国性心理学大师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 1859-1939），是与弗洛伊德齐名的性心理学泰斗。
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2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回国后至1952年，先后 潘光旦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馆长等职，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于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
建国后，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消，潘光旦遂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在中国现代教育 潘光旦与土家族群众拉家常史上，他是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那代教育家之一。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出了“位育”之道——这可能是中国学界自严复后将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进行结合的最早成功的范例。
《北京日报》曾经登载过一篇短文《费孝通谈潘光旦先生的人格和境界》，全文如下：
【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
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潘先生这
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
得什么叫做己。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
情的基础。
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而不
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现在
社会上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做人的风气。年轻的一代人好像找不到自
己，自己不知道应当怎么去做。作为学生，我是跟着他走的。可是，
我没有跟到关键上。直到现在，我才更清楚地体会到我和他的差距。
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
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
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
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
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
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他没有怪毛泽东。
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呢？
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泽东会是什么样的做法，那根本不会
是这个做法。因此不应该怪他。这就是从“己”字上出来的超越一己
荣辱的境界。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哪一个人。
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
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潘光旦（左）与费孝通在一起研究问题
费孝通先生这么讲，既是感性的描述，也是理性的分析。作为面向未来的学者，我们自己的确需要经常反思一下自己，问一问自己对自己是否做过深刻的反省，是否能够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做学问的学者。
如果一个人停留在怨天尤人的境地，缺乏作为战士的奉献精神，那么这样的人是不能成为真学者的。换一种说法，这种人是逃不脱真学者的眼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