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动党中央：建国以来的三起高级干部遇刺身亡案
内容提要：
1951年3月，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遇刺身亡，毛泽东非常震惊，一个月内连续三次作出批示。
1970年12月开国中将、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遇刺身亡，警卫人员未发挥任何作用，周恩来曾指示：“此乃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要引以为戒！”
1996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在家中遇刺身亡，这也是建国以来遇刺身亡级别最高的干部！
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遇刺案
1951年在山东省济南市政府礼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遇刺。这个案件让毛泽东非常震惊，并一个月内连续三次作出批示，成为我党历史上罕见之举。
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
黄祖炎是在毛泽东受到排挤打压时到毛泽东身边的，1933年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和参谋。1934年10月，黄祖炎被调到中央地方工作部工作，带病参加了长征。长征胜利后，他由毛泽东提名再次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秘书科长，回到毛泽东身边工作。而他的一生中，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长达4年，直到因革命需要被派往赣南协助陈毅等同志组建新四军。
济南市政府礼堂的枪声
1951年3月13日晚，济南市政府礼堂里灯火通明。山东军区文化部召开文化工作座谈会。18时30分，会议开始。先由文化部虞棘副部长传达华东1951年文艺工作计划和山东军区贯彻意见，然后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讲话。会议结束后，由济南曲艺演员表演节目。黄祖炎讲完话后走下台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位置。
约21时10分，第三个节目山东快书表演结束，有一个叫王聚民的人掏出子弹早已顶上膛的手枪，站起来弯腰探身往前越过第3排，枪口贴近黄祖炎的头部，“砰”的一声，子弹击中了黄祖炎。突如其来的枪声震动了整个礼堂。军区政治部直工部副部长由履新从座位上迅即站起来厉声高喊：“有坏人，赶快抓坏人！”当看到在前方的王聚民还举着手枪射击时，他遂向凶犯猛扑过去。王聚民击中黄祖炎后，第二枪射向部长、处长的座位，由于惊慌，没有打中人。他看到有人喊着向他扑来，便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响了扳机。
黄祖炎满身血迹，立即被送往省立医院，但他还是停止了呼吸。
据了解，王聚民当年34岁，是山东文登人，1940年入伍前系小学教员，行凶时任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在土改中他的地主家庭被分了田地，父亲被斗，他心怀不满，借组织名义向当地群众施压，当地群众联名写信向他所在的部队反映情况，并揭发其1938年曾向敌人密告两名地下共产党员。此信被人误拆，内容传入他耳，他认为大事不好，遂行凶报复。
毛泽东一个月内连续作了三次批示
黄祖炎遇害后，消息由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迅速报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当时毛泽东正在石家庄，获得电文消息后，他十分震惊，并指示由罗荣桓、罗瑞卿、傅钟、杨奇清、萧华组成调查组赴济南调查。
1950年，黄祖炎与夫人、子女在济南合影
黄祖炎遇害5天后，1951年3月1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亲拟一通报，发往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及其他有关单位。毛泽东在通报中指出：“据报，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3月13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过去是很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为。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
3月20日，毛泽东又在山东分局3月14日下发地委上报中央的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并在报头上亲笔写了3个“A”字，定该报为特急报；4月12日，最高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罗荣桓等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4月19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再次在报告上批示，并将这个批示的发放范围扩大到了全国。据史料记载，从3月18日至4 月1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就黄祖炎遇刺案在有关报告上作出批示，此举在我党历史上是罕见的。
开国中将谭甫仁遇刺案
1971年2月，周恩来阅毕昆明军区呈上的《关于谭甫仁同志遇害经过初步调查报告》后，心情十分沉重地作了重要批示，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此乃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要引以为戒！”1973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就立即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全力整顿军队。后来，昆明军区的工作人员，披露了这起案件的历史真相。
昆明军区大院的枪响
1970年12月17日凌晨，地处闹市区的原昆明军区大院42号院内，接连传出了几声枪响。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凶手枪杀，身上共中3弹：颈部、肩胛部和胸部各一，其中胸部一弹从心脏旁穿透。谭甫仁血流如注，立即扑倒在地上。
开国中将、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
暗杀发生后，周恩来大为吃惊，当即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谭甫仁。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同志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周恩来亲自安排北京专家急飞昆明实施抢救。后终因谭甫仁伤势过重，救治无效死亡，时间是当日中午12时许。谭甫仁1910年出生，去世时正好60岁。同时被暗杀的，还有其夫人王里岩。在20世纪70年代，这类恶性事件绝无仅有。将军喋血，全国震惊！
谭甫仁，广东仁化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建国后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1955年授中将军衔。原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将军的儿子多年后回忆说：“我去过谭甫仁叔叔家，那是一个典型的军队高级干部住的小楼，我很难想象这个有着高墙围绕、总有警卫站岗的小院，怎么会有人进去开枪杀人。从我记事起，我就是在这种格局的小楼里居住的，一般都是一层住家属和会客，二楼供首长办公。楼房的前面都是空地和草坪。和我家的司令小楼不同，我家的是解放初期盖起的，而谭叔叔这一座小楼是解放后公私合营时充公的大资本家杨希辰的小别墅。”
凶手居然是军区政治部保卫副科长
凶手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河南内黄人，富农出身。作为一个现役军人，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呢？原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进攻中原后，其堂兄曾带领一个“还乡团”对老家的村庄反攻倒算，枪杀了村武委会主任，王自正参与了这次的杀人行动。后来他逃往他乡参加了解放军，改王志政为王自正。1970年初，王自正被提升为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副科长，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得意，便因家乡告发历史问题而被送到俘管所隔离审查。王自正决心鱼死网破。他在笔记中列下了好几个要杀害的人的名字，包括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权衡之后他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
当时任保卫部副科长的王自正，对于军区内部情况，对首长及首长住宅的情况，包括活动规律、房屋结构，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均了如指掌。再者，军区保卫部保存枪械的保密室没有明锁，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开锁取枪。王自正兼过多年的枪械保管员，密码早稔熟于心。于是，这个隐藏在昆明军区心脏里的杀人狂魔，毫不费事地从保卫部偷出了两枝手枪，而且又并不费事地就进入了谭甫仁壁垒森严的住宅。
谭甫仁的住宅共有5个警卫员，前门2人，后边3人。那时候“备战备荒为人民”，部队正搞“千里野营拉练”，这里的警卫员也被拉去3人。这给凶犯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凶犯深夜跳进谭甫仁的深宅大院，径直敲响了应该是谭甫仁居住的主卧。那一晚，谭甫仁恰恰没有住在自己的屋里，是夫人王里岩闻声起床开的门。手枪子弹已经上膛，凶手直逼王里岩：“谭甫仁在什么地方？”王里岩回答：“不知道。”凶手急眼遍搜屋子，见谭甫仁果然不在，于是就开枪把谭甫仁夫人射杀了。
谭甫仁、王里岩夫妇合影
凌晨5时许，军区大院里绝对安静。这枪声是惊天动地的。手枪既已抠动，凶手接下来显然是准备逃走的。那一晚，谭甫仁住在旁边另一间屋里，听见枪声，便往外跑，急呼警卫员。事实上，枪声已经响过，宁静已经打破。如果谭甫仁当时闭门不出，对方是不会、也不可能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搜寻的。谭甫仁的自动现身，定然让凶手喜出望外了。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谭甫仁身后紧追不舍。出生入死的将军在和平年代过得太久，已经忘记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已经没有随身佩枪的习惯，已经本能地把警卫员视为可靠的盾牌，所以他直奔附属平房敲打警卫员的房门。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警卫员的门偏偏不开！
两名警卫员：一个吓得不敢出来，另一个在和保姆通奸
谭甫仁的这两个警卫员为何都不开门呢？这正如周总理所说，因为他们都是“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警卫员都是18岁的小伙子，莫非他们瞌睡太大？可问题是：枪声已经响了，而且首长已把门敲得山响，瞌睡再大也不至不被吵醒吧？
然而，当时的真相是：其中一个警卫员吓得不敢出来。案发后对该警卫员进行了审查，他说他当时确实已经醒了，而且他确实也听见了枪声。正是因为听见了枪响，他害怕了。他说，这些年没仗打，当和平兵，听见动了真家伙就吓得全身发抖，两条腿直往一只裤筒里塞。另一个警卫员则是做了更加荒唐的事情：当时他正和一个比他大30岁的保姆正在另一间屋里的床上缠绵。房门“砰砰”山响，他以为有人捉奸。那年月通奸的事，罪名可大着呢，他不敢开门。
总之，一切条件都为凶手准备停当。窄窄的小天井里，谭甫仁已无处可逃，凶手王自正非常从容地对将军进行了射击。后来，经严密追查，王自正自知逃脱无望，便将枪口对准太阳穴，抠动枪机，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事后检证，凶手自杀所用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枝手枪中的一枝。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遇刺案
1996年2月2日早上刚上班，左芷津就听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在家中被杀。很快，左芷津赶到案发现场。那是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4号院，这里住在40多位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驻有27名武警官兵，设有6个固定值勤哨位和1个流动哨。
李家现场有大片血迹，楼内门厅东北角地毯已被掀开，露出一口暖气井，井内有一具屈曲状俯身的男性尸体，这正是李沛瑶的遗体。
李沛瑶1933年生于香港，是著名爱国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创始人李济深的第五个儿子。他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曾长期在南昌飞机制造厂担任工程师，1986年加入民革后开始从政，1992年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
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有国家领导人遇害，一时十分轰动，引起公众对北京治安和领导人警卫工作的担忧。
“由于信息的不公开和情况的不透明，社会上谣言四起。”左芷津在新近出版的《当法医遇上警察——中国第一位博士警察的私人手记》一书中回忆，当时有人散布称这是政治案件，因为李几天前刚谴责了李登辉搞台独，还有人猜测李沛瑶与陈希同有牵连，甚至有人说这是中国高层政治斗争的结果。李沛瑶的亲属也非常震惊。其中许多亲属侨居美国，由领事馆发来信件，信中连用了6个感叹号。
李沛瑶独居，房子有警卫室，也配有一个警卫。但他让警卫人员住在车库宿舍里，离他家有一二百米远。据传因为他是技术员出身，并不喜欢时刻有人贴身守护在身边。
拍照固定现场后，可以搬运李沛瑶的遗体了。“现场的法医们面面相觑，心中暗自嘀咕：咱们法医能动他吗？能像办一件普通案件一样搬动他老人家的遗体吗？大家都等在那里。可不管怎么说，还是得先把副委员长从井里拉出来。”
左芷津在书中回忆道，自己当时提议把他拉上来，“这个首长如果不是这么个死法，还轮不上咱们抬哩”。大家一同连抬带拽把他拉了出来，装进了一只普通的尸体袋，拉上拉锁，放到车上，运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经过尸表检验，初步的结论是：李是被他人用菜刀砍伤，导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凶手很快抓获
法医工作的同时，调查也在进行中，比想象的要顺利得多。一位住在李家正南的邻居和一位住在东北侧的保姆证实，凌晨4时50分左右听到了“救命”的呼喊声。两名当夜值勤的武警战士反映，6点钟他们在李沛瑶家楼门外遇见了一位名叫张金龙的战士，他低着头来回转悠，像是在找东西，他们用手电照了他一下，发现他头上和大衣上都有大量血迹。
当天领班的武警班长证实，早上6时30分，他看见张金龙和另一位值勤战士在一起，张满脸是血对他说：“班长，我杀人了，你放我一马，让我远走高飞吧。”随后，张跑到大院门口爬上铁门准备翻过去，被班长和另一位战士追上硬拉下来，带到了武警中队部。
张金龙当即被搜身。从其右裤兜搜出一个钥匙包和一个黑塑料刀柄，还有600元钱。
出生于1977年7月21日的张金龙，原籍黑龙江省兰西县，案发时是武警北京一总队二支队一中队上等兵。1995年3月25日起，他被派到李沛瑶等领导的住所值勤。据左芷津回忆，案发后所见到的张金龙，“身高一米七二，身材匀称，不胖不瘦，人长得倒是十分端正。圆圆的头，留着和战士们一样的紧贴头皮的短发，双眉浓密，眉心处有少许相连，双眼皮大圆眼，挺直的鼻子，厚实饱满的嘴唇，看起来很衬‘金龙’这个名字。”
李沛瑶生前活动照片
张金龙很快供述了当晚发生的一切：
1996年2月2日早晨4点到6点，他在2号哨值勤。因为“在哨位上待着没有意思”，就来到旁边李沛瑶家楼下，放下枪，脱下大衣和子弹袋顺手放在那里，蹬着阳台下蹬窗户爬上二层阳台，脱下棉鞋，穿着袜子打开一扇门进了屋。
他之前这样进过李家两次。“站岗时间久了，我发现别的首长出门和回来都是前呼后拥的，只有李沛瑶时常一个人出出进进，每次回来警卫都把他送到家门口就走了，对李沛瑶的事也不怎么管。”他暗中观察，发现李一个人住，“家里没有警卫也没有保姆，买菜做饭都是自己干，连垃圾都是他自己出来倒”。
他第一次进李沛瑶家是在1996年元旦过后，想起“曾见过李沛瑶家养了一只懒猴”，推测李家“肯定有很多好玩的”，就想偷来玩。“进屋看见李沛瑶正在睡觉，呼噜打得特别响，连我进屋他都一直没醒。”
那天，张金龙从李家偷了一块手表、一个打火机、一件上衣、一条裤子、一个BP机、20个胶卷，还有1950元钱。后来他把手表寄给了父亲，因为觉得黑皮表带太旧，还在一个小摊上花15块钱换了条新的。事后李沛瑶没有声张，也就没有人知道。后来他站岗时又爬进去过一次，偷走了索尼牌随身听、配套小音箱，还有其他一些小东西。
偷盗被发现
但2月2日这天凌晨，张金龙再次摸进李家，在客厅写字台抽屉翻东西时，李沛瑶“穿着衬衣、衬裤，趿拉着拖鞋从卧室里踱了出来”。根据张金龙的供述，李见到他先是一愣，缓缓神后问道：“你怎么进来的，我的门是不是没有锁？”“我想他一定看出我是来偷东西的，就慌忙说：‘对不起，首长，我是头一次，下次不敢了。’”李沛瑶听罢坐到沙发上，张金龙跪下来求饶。李口气平缓地问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多大了，听罢回答后说“你19岁就干这事”，挥挥手让他快走。
张金龙“顿时觉得他十分可恨，心想，我都给他跪下了还不行吗”。张起身下楼，想着“他肯定饶不了我，会和我们领导说这事，不如一了百了”于是到一楼后在厨房拿了一大一小两把菜刀塞在裤兜里。他走到楼门口时，听见李大声说：“你可要知道后果。”他听到这话就急了，掏出小点的菜刀转过身。李沛瑶厉声喝道：“你要行凶吗？”冲上来夺刀，两人扭打在一起，“李沛瑶的力气还挺大的”，扯掉了张的一个肩章。夺刀过程中，张的手被割破出了血。
他急得胡乱挥着菜刀，混乱中不知碰到了什么，刀把和刀脱开了，刀飞了出去，张金龙手中只剩了刀把，他急忙扔掉，掏出大点的菜刀。李沛瑶夺过这把刀向张头上砍了两刀，然后向门外奔去并大声呼救，被紧追的张扑倒并夺走了刀。
张金龙紧张地向他乱砍一阵，“开始他还挣扎着抵挡、躲闪几下，后来我也不知道砍了多少刀，渐渐地他不动了，也不出声了。”
这时张的脑子开始清醒，他想起曾看到李家门厅里有一口暖气井，于是把门厅地毯掀开找到井口，把李拖过去，塞进井里并盖上井盖，铺好地毯，再压上一个纸箱，把菜刀扔进了楼外另一口暖气井。然后他回到李家，到洗手间拿了拖把擦地上的血，把拖把也扔进了楼外那口暖气井。
此时已近6点，他穿回大衣，拿上枪和子弹袋，跑到李家阳台拿棉鞋，结果把子弹袋忘在了阳台上。然后他在李家一楼门口穿上棉鞋，到2号哨位交岗。因为裹着大衣，接哨的战士没看见他身上的血。
交岗后他再次进了李沛瑶家，找到扭打时被李扯掉的肩章，洗了把脸，在李家卧室里翻出一些衣物、手表、戒指、项链、打火机等物，还有一个装有数百元钱的黑色折页式钱包，把这些东西装进门口放着的两个空旅行箱。在他拎着箱子翻墙逃跑时，发现有人来了。来人是刚接哨的哨兵，哨兵把张带回队部。
若干疑问
现场的血迹、指纹、鞋印、只穿袜子的脚印证实了张金龙的供述。但是，李沛瑶家的阳台很高，对于张金龙并不健壮的中等身材而言，能爬上去吗？调查人员决定进行现场试验。一名和张金龙年龄、身高、体重、发育、入伍时间和训练基本相当的武警战士被叫来，被要求不借助任何攀登工具，从张金龙供述和攀爬痕迹所示往阳台上攀爬。
试验证明，这是可以完成的。调查人员问：“这么高这么陡的墙，又没有什么可抓的，可踩的，你是怎么爬上去的？”战士“把头一昂”，“不屑一顾”地回答：“我们练的就是这个。”“不管是现场发现的作案痕迹，还是调查的张金龙的交往关系、家庭和社会关系，其证据均明确指向张金龙是利用值勤期间，单独作案。”在公安部就此案呈报给几位中央领导的报告中，左芷津写道。
左芷津认为，网络上的传言是瞎扯，谋财害命的过程，案犯已供述得很清楚。如果案犯觉得李沛瑶不对，被抓住了马上会说李干了什么坏事，因为他要救自己一条命。”实际上，李沛瑶的家属代表当年已向公安部门提出了诸多细节上的问题：为什么其他哨兵没听到呼救？是否有流动哨？为什么张金龙几次入室行窃都在李家有人的时候？具体细节如何？张金龙杀人后为什么不尽快逃离？张金龙有盗窃前科，当兵时何以通过政审？……
在公安部领导的安排下，左芷津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详细解答，直到亲属们表示没有新的问题为止。
1996年5月2日，张金龙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入伍的猫腻
但李沛瑶被杀案余波并没有到此为止。调查过程中，的确发现张金龙入伍存在一系列违规：他初二没读完就辍学，曾于1994年2月、3月两次因盗窃自行车受到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其父曾是长治市北铁三局工人，1989年停薪留职后在农贸市场卖狗肉，曾有持刀伤人的犯罪记录。按规定，张金龙并不能通过入伍的政审。
在入伍的报名阶段，张金龙首先要经过他所在长治市铁三局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的初步审查，并由派出所和原在学校签署政审意见，加盖公章，然后才可以进入下一步体检环节。张父通过关系找到了该市人武部办公室副主任，并曾给其3000块钱。该副主任亲自带张去体检，遭拒后，找到人武部长说情，谎称张政审合格，请其安排体检，部长同意了。
同时，张父还找到张金龙的初中班主任帮忙，涂改了他人毕业证，制作了张的“高中毕业证”，审验毕业证的征兵工作人员没有看出来。
在此后的若干环节中，这位人武部办公室副主任一路大开绿灯，甚至陪复审人员接受张父的宴请，最终，让张金龙顺利入了伍。
毫无疑问，最后人武部办公室副主任、市人武部长、派出所内勤人员和张金龙父亲都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他涉案人员也视情节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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