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圈”何以发生？——基于圈层社会属性的研究
刘明洋 李薇薇
选自《新华文摘》2021年第18期
一、引言
“出圈”最早是饭圈流行语，意指某位明星或是某个事件不再只被粉丝关注，走入大众视野。现在“出圈”被应用到更多的社会场景中，形容一种产品扩展新市场、特定领域的事件溢出原本领域、社会活动中诞生和发展新群体，等等。其实，在这“出圈”现象的背后，还有着更深刻的逻辑。
一方面是社会逻辑。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推动了社会整体向数字化方向转型。CNNIC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0.4%。随着未成年群体和老年群体陆续触网，我国近十亿网民体量构成了全球最大的数字社会。这种社会情景，使得“出圈”现象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也呈现表达空间、整合资源、形成联结和催生行动的功能属性。
另一方面是传播逻辑。现实中的物理区隔和虚拟化的生存方式使圈层化参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传播技术的赋权使传统的大众传播格局裂解为以个人为中心的节点传播模式，它们以社交平台为载体，不断消解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线性制约因素，增加了关系建立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虚拟空间、虚拟交往在社会文化方面带来新的后坐力就是对原始身份的消解，个体可以选择进入兴趣和价值观相近的圈层中重新建构数字化新人类的身份、个性和其他标签。CNNIC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市场上可以监测到的客户端数量达到345万，抖音、快手、小红书、微博等头部平台以文化调性吸引用户进行快速匹配到大圈层；兴趣标签将用户进一步垂直细分到群组形态的小圈层。因此，我们讨论的互联网语境下的圈层，是以社交平台作为载体、以文化或价值观作为内核的网络生态组织。
本文展开论述的前提是将“出圈”看作基于系统之中的有序性行为：它既可以按垂直方向进行描述，包括同一属性强势圈层通过对其他圈层“自上而下”的统摄甚至是吞并来获得声望；同时又可以按水平方向进行描述，圈层在本领域和属性的范畴之外产生关注和认同。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是：圈层存在怎样的行动逻辑和机理？当“出圈”发生时它的内在和外在会如何呈现这种动态性？基于圈层社会属性的视角，“出圈”具有怎样的深层价值指向？
二、圈层社会属性的四重表征
社会属性是指圈层以社会集合组织为表现形式的社会特性，它耦合于社会系统中并且承担多重社会功能，在流动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出现、衍生和消亡。本文将圈层的社会属性归纳为以下四重表征。
1.作为社会发展生态的圈层
圈层生态，即圈层内部的组织、技术、制度和文化等元素和圈层外部元素互动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以圈层为边界可以分为圈层内部的生态体系和圈层外部的生态体系。
在内生态中，圈层以生命体形式进行活动。所谓的生命体，就是“以繁殖为目的，能自发进行熵变的自我进化体系”。生命体具有区别于非生命体的三个特征：一是生长，经由生命体对物质吸收之后形成的内部生长；二是繁殖和遗传，每个生命体都是其亲本生命的延续，借由基因的复制实现自我的衍生；三是新陈代谢，向周围的环境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圈层显然是一种具有独立形态的生命体，拥有自己的生长和发展规律，在内部多种动力的协力作用和与周围环境的交往活动中实现同化或者是异化，并且在不断进化中调整格局，形成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微观生态。圈层作为一种生命体具有生命周期，当圈层达到某种饱和状态，将会产生“出圈”现象。
在外生态中，圈层构建着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生态。根据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的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中，物质的循环和流动赋予了生命体活力。圈层是一种以信息作为物质流动、实现圈层内外相互联系的微观生态，信息也是它在社会宏观生态系统中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动能。随着信息环境、社会心态和传播手段等持续变革，圈层往往被描述为当下社会交往的主要特征：当个体借助多元化信息传播工具进行信息生产，围绕同一兴趣指向的信息流快速凝结形成圈层；圈层间信息交往行为的频繁发生挤压两者之间的疏离地带；流动的信息加速了圈层外生态的多样性，续写多元社会生态的发展动力。信息赋能使圈层具有社会组织的特征与功能，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结构。
技术是推动圈层内外生态系统发展的动力之一。在生物学中，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空间内生命体成分和非生命体成分通过物质和能量的流动互相作用、互相依存而形成的一个结构功能单位。圈层作为社会发展生态，其稳定状态的维系离不开非生命体——传播技术的支撑。当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各个产业、各个产品和个性化服务中，产生的海量信息流就像培养基一样不断孵化新的圈层，同样“出圈”也会助推技术的深入应用，在双向互动的作用下使社会生态在继承中发展。
2. 作为社会知识组织的圈层
彼得·帕克在《知识社会史：从古登堡到狄德罗》一书中对“资讯”和“知识”的概念进行了区别：资讯是指相对“生的”、特定的、实际的知识；知识是经过深思熟虑、处理过的系统化的知识。知识是一种高维的信息，建立在信息流动基础之上的知识生产意味着新关系的建立或者是主体产生的新认识、新理解的凝结。知识是区分圈层最根本的标识，每个圈层都有专属的风格化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例如粉圈中流行拼音缩写的话语规则、二次元文化中有“唱见”这种圈内约定俗成的表达。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对个体的赋能，以圈层为场域的知识生产、交往和共享成为互联网时代知识传播的新范式。
圈层是社会知识生产的重要单元。圈层知识生产有赖于众包模式。知识众包就是以圈层组织为中心，将本属于专业知识工作者执行的工作或任务外包给自愿参与的大众，集众人之智慧共同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交互，是充分调动受众参与知识传播活动积极性的一种模式。以豆瓣App的小组为例，它是以趣缘为纽带形成的圈层组织，“小象来了”是讨论网红八卦的小组、“博士互助组”是聚焦博士群体科研和生活的小组、“机智的宿舍生活”是以大学生群体的集体宿舍生活为议题的小组。它们的信源主要是小组成员围绕其属性自发的发帖和讨论，而管理员只负责制定小组规则，维护组内秩序。
圈层是社会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由于社交媒体时间的碎片化和移动屏幕的限制，使得知识碎片化发展迅猛。完整知识被分解为各式各样的片段。圈层知识传播由碎片走向整合，它的作用是突破线性规则的制约，将无数的碎片铺陈出来，以相对统一的观念进行整合，形成带有圈层属性的知识特征。圈层以规则的形式去影响传播进程中知识整合的方向和落点。正如戴维·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中所言，“知识网络化，最聪明的是房间本身，房间里的人的想法联结起来，房间外的网络进行连接”。
圈层是社会知识消费的重要对象。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知识付费行业发展专题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知识付费行业市场规模快速扩大，达392亿元，用户规模增长至4.18亿人。这个时代信息和知识过载，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圈层化细分使得用户能够在注意力有限的前提下提高获取效率；视听技术和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用户对媒介的依赖性增强，他们日益形成了在以社交媒体为载体的圈层中进行知识消费的习惯；另外，诸多文化圈层的主力消费者是Z世代群体，他们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更加尊重和认同精神消费的价值，是圈层知识被消费的重要动力来源。
3. 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圈层
圈层构筑着新的文化动力。时至今日，社交情境构建并丰富了圈层的形态，尤其是新的文化主体——Z世代为代表的青年群体因兴趣爱好、消费习惯、价值观念、话语模式聚集，使得圈层化成为网络文化的一种显著现象。正如涂尔干所言，社会和宗教的文化塑造了社会联结；社会联结进而激发了文化活动的需求和动力。圈层文化的意义在于多元的文化价值和自由表达的权利突破了既有的规则和束缚，传统文化定势被动消解，代表着多元和祛魅的新型文化现象正在以圈层为结构发荣滋长。
圈层影响着新的文化秩序。文化秩序是指群体经文化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服膺于规则或观念的约束性力量。人们将圈层文化视作一种亚文化，事实上随着网络全球化以及民主化浪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小众文化“出圈”成为带有时代标签的流行文化。但是不论是承接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朋克文化、摩登文化和嬉皮士文化，还是现在流行的二次元文化、电竞文化和国风文化，始终贯彻多元圈层文化的价值内核就是个人主义，表现为崇尚自我和自由，突出个人感受，强调个性化表达。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地缘圈层所主张的“群体价值”相区别，当下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趣缘圈层明显追求个体的独特价值。在这样的文化秩序影响下，主流与非主流、官方与民间的文化壁垒逐渐被打破。例如在B站2020年跨年晚会上，虚拟歌手洛天依和国乐大师方锦龙合作演绎了《茉莉花》，是传统文化以个性破解圈层、寻求文化认同最大公约数的有益尝试。
圈层塑造着新的文化表达。圈层文化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开放的理想平衡状态，每个圈层都有相应的文化制度和表达形式，它们一方面丰富圈层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呈现，另一方面也约束着文化主体的行为活动，廓清圈层的文化边界。例如在饭圈中有“唯粉”或者“CP粉”等不同粉籍，他们有自己约定俗成的话语表达体系，这些细碎的规定构成了圈层文化的向心力。真正产生影响性力量的文化权威不再局限为某个圈层的意见领袖，就像粉圈需要在微博上按照要求进行打榜，二次元视频需要在B站上投稿到相应的频道，网红直播、卖货、打赏和审核都要符合直播软件的规则要求，因此圈层所在的数字化平台规则制定者在一定意义上也约束着圈层文化的表达和呈现。
4. 作为社会资本形态的圈层
社会资本被定义为通过社会关系获取的资源。社会资本包含其他个体行动者的资源（如财富、权力、声望和社会网络），个体行动者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获取它们。从这个维度来看，社会资本包含关系和资源两个部分。圈层是一种基于人际传播的弱关系网络。信息传播机制的变革会导致传播范式的改变，当我们从以传统的大众传播为中心的信息传播程序转向无中心的、自然出现的以信任为链条、兴趣为标签的圈层传播中，以人际传播为联结的弱关系网络成为主导社会行动和形态的关键媒介，这种天然的半封闭结构为商业资本提供了注入和扩张的机会。
为何是弱关系？格兰诺维特在20世纪70年代就洞察到人际关系的强弱是社会关系网络中非常重要的变量之一。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同事等，这是一种十分稳定的然而传播范围有限的社会认知，这是一种“强连接”现象；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类相较于前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例如一个人无意间提到或者打开收音机偶然听到的另一个人，格兰诺维特把后者称为“弱连接”。舍恩伯格认为随着数据量、容错率的不断提升，不再追求所有数据精确，把追求事物的因果关系转换为追求事物的相关关系。相对于现实基于血缘、地缘或者是业缘等形成的明确的强社会关系，存在于网络空间的圈层关系呈现更为明显的相关性。
圈层弱关系更容易产生信任和情感共鸣。以“丧文化”圈层为例，丧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削弱了现实中文化交往的内涵和深度，他们隐去了现实中工作、学习或者是生活真实的困境，以近乎一致的集体焦虑和悲观情绪建立起联系，当不同身份背景的个体在这里产生了情感共鸣，反而会加快虚拟空间圈层成员交流的频率和效能。当然社会渗透理论指出，人与人的关系会由不亲密向亲密发展，在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人际传播也不断变化。当虚拟空间的圈层与现实生活的圈层逐渐产生呼应，在设置社会议题、参与社会事务、进行社会动员等层面体现关系的功能属性。
因此，圈层作为社会资本体现为三种形态：一是圈层关系的资本化。圈层关系强调用户画像和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社交媒体主要依赖协同过滤推荐、内容规则推荐和关联规则推荐这三种形式进行信息分发，它们都是基于用户相似性的算法。在信息分流的源头就以用户的个性化偏好自动分化出不同的圈层，其本身就作为一种强大的资本力量并且为商业资本注入提供了市场。二是圈层信任的资本化。在圈层互动中实现以“我”为中心的自我关系协调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协调，因此人—人关系是构成圈层最基本的关系单位，信任是圈层关系建构中的重要力量，汇聚成圈层的认同资本。三是圈层流动的资本化。个体以节点的形式身处多个圈层，拥有多个异质信息源，跨越社会界限去获取信息也相对容易，圈层的流动使其他诸如文化资本、商业资本等资本形式也进行循环流动。
三、“出圈”的动因：破壁、交往与融合
圈层不是孤立产生的次文化小群体，而是一个多重元素合力作用的物理场。勒温曾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他的群体动力学理论：团体本身存在于更大的社会场中，这个场中又存在许多相互交织的动力关系。“出圈”是一种历时性的社会行为，为了更加直观地洞悉“出圈”的发生机制，本文基于圈层的四重社会属性，从圈层本体突围的微观层面、圈层边际交往的中观层面和圈层生态影响的宏观层面三方面进行探析。
1. 微观层面：圈层破壁的驱动力
当我们讨论圈层属性以及“出圈”现象为何出现时，建立的最基本认知就是——圈层以动态实体存在。“出圈”这种“质变”行为发生前必然经历“量变”行为的积累，积累的进程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一方面，按照客观的生命周期理论，深耕垂直领域的圈层在技术推动下会不断积蓄自我生长能量，当能量达到某一临界值时就会迎来破圈时刻；另一方面，当某一圈层本身的知识生产和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圈外对其的文化认同就会加剧，圈外资本也会择机嵌入，助推“出圈”成为必然。因此，数量临界、知识生产与文化认同、资本嵌入合力构成了圈层破壁的张力。
数量临界。以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圈层存在饱和与进化的规律，其中暗含的隐形规则就是每个圈层都存在一定的数量临界值，这里的临界值是指同一属性的更加细分的小圈层数量。数量突破临界会催生出“头部网红”率先“出圈”，并且不断吞并和整合其他规模小的细分圈层，形成一种螺旋式的纵向“出圈”形态。以当下火热的盲盒文化为例，艾媒网发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潮玩行业发展现状及市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共有800多家企业运营盲盒产业，但不论是市场份额还是国民度的表现上，泡泡玛特都遥遥领先。
知识生产。圈层内信息流通时刻都在发生，将流动的信息加工成为一般知识的能力则表现为一个圈层的知识生产力，这也关系到这个圈层的生命力。以网络流行语“打工人”走红为例，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小众文化圈层“蓄谋已久”的出圈行动。“打工人”这个梗出自抖音上名为“@带篮子”的用户，他在多条视频中说出了“早安，打工人”“打工人，打工魂，打工永远难成神”等经典语录，并且每条视频都带上“抽象带篮子”的tag。他输出了一种小众的“抽象”文化知识——早期是以百度贴吧和游戏直播为纽带，用揶揄、嘲笑和攻击一切作为行为模式，以方言谐音词和表情包转写作为规避审核的手段，以自我矮化和消解偶像作为文化特征，在90后男性游戏玩家群体中有相当强的影响力。“打工人”的走红也不可忽视当前的网络氛围，不论是“带篮子”还是“抽象”文化圈层，他们正是抓住了青年群体广泛关注的“内卷”“996”“小镇做题家”等沉重的生活压力，对“打工人”这个旧词赋予了新的解读。
文化认同。2020年B站在五四青年节之际推出献给青年人的演讲视频《后浪》在社交媒体刷屏，是一种现象级的文化“出圈”现象。尽管“后浪”定位于在时代的浪潮中呼唤和主张圈层化、个性化标识的年轻群体，但视频中却以上一代的口吻输出观点和价值，以认同作为机制勾连起两代人的情感共振。认同是一种动态的、自然发生的集体行为，在一套社会关系体系内建构起来的，并要求与其他认同相互认知，它带有积极、动态和竞争的指向，再加上“文化体具有流动性、渗透性意识”，因此任何圈层的文化都带有一种扩张和征服的张力，寻求破圈以获得认同。
资本嵌入。卡尔·波兰尼提出了嵌入性的概念，认为经济行为需要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历史观念中，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单独来看。尽管他讨论的语境是工业时代，但是审视目前圈层化的社会网络结构以及可以预见的社会资本和消费前景，互联网资本的下场和嵌入对“出圈”具有重要的作用。今年3月29日B站在香港二次上市，从主打ACG（动画、漫画、游戏）的小破站到今天涵盖7000多个兴趣圈层的多元文化社区，它的破圈之路离不开资本的投注，正如CEO陈睿所言，“B站需要更大的平台，更高的杠杆，更广的知名度。”
2. 中观层面：圈层交往的吸引力
过去几年，移动互联网平台、企业和产业都不约而同地走向“跨界”，其背后的基本逻辑就是：在某个领域持续深耕达到天花板之后，只有跨界联动才能实现创新和延伸。特别是当下“百花齐放”的文化内容生态下，圈层之间可能会围绕某一个微小的支点产生共振，突破边界，开拓出更加广袤的消费市场。
近亲繁殖。在生物学中指的是血统或亲缘关系相近的两个个体间的交配，即两个基因型或相近的个体之间的交配。沿用到社会生态系统中，圈层也有自己的“基因”——以文化、价值、精神或信仰等凝结为共同体，并且书写为话语体系、消费惯习或者是交往方式等隐喻体。圈层是数字世界的私垦领地，在专属的社会习俗教养中进行着常态化的种族隔离和近亲繁殖。像在Z世代群体中热门的洛丽塔圈、JK制服圈和汉服圈都是“泛二次元”的衍生产物，虽然三者主张的风格不同，但他们的用户较为重叠，在专属二次元的社交平台和线下漫展等空间中进行交往，同属于二次元的原生圈层，融洽度比较高。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竞争，但是从广阔的视角来看则更多的是近亲繁殖的交往关系导致了文化的“出圈”。
知识适配。庞德斯通认为，将知识外包给数字共享平台是21世纪的重大叙事之一。无论你自己掌握哪些专业知识，云端都已经知道了，或是很快就会知道。互联网对于知识流动的革命性影响在于不仅加快了流动速度，并且使云端的知识与其载体实现适配。圈层既是知识流淌的通道，也是知识耦合的载体，这一特征产生了两种突破：第一就是知识流动的把关权由传统的大众媒体转向算法分发为底层逻辑的社交媒体，圈层带有一定的公共性职能；第二是知识在流经圈层时往往被修改，注入不同群体的价值、诉求等内容，将不同圈层的内部景观展现在公众面前。
文化同化。20世纪40年代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在其经典论文《古巴禁忌与阿祖卡尔》中创造了“文化同化”这个术语，他观察了美国本土文化和古巴移民文化的同化过程，认为这并不是强大的文化去同化一种弱势文化的过程，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和影响。事实上当我们审视当下的圈层文化，可以发现过去所建立的“圈地自萌”的状态逐渐被改变，当文化的河流经过不同圈层，它们会彼此碰撞并且激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原有的圈层文化的排他性，推动其获得更多关注，走向大众视野。近年来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纪录片、国创动漫、汉服等内容频频“出圈”，正是不同圈层文化彼此同化的结果。
资本桥接。桥接是一种聚焦于组织外部、交换资源、追求互惠互利的社会关系。审视圈层之间的结构，可以发现资本建立了一种桥接关系，尤其是在垂直的行业和领域，向着一加一大于二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像58和赶集网、美团与大众点评、携程和去哪儿网等互联网企业的联姻，还是直播平台与电竞圈资本联合构建新的商业链，粉圈的流量资本与电竞圈的赛事经济联手，都意味着圈层交往向着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3. 宏观层面：圈层融合的推动力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出了“脱域”的概念，“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他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空间的‘分区制’，导致了社会体系的脱域，并且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当“出圈”成为一种不稳定、迁徙性比较强和常态化的社会行为，必然会增强场域结构的自由度和组织的自由度，一定程度上使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固定的关系”走向脱域，这种结构性的变迁反过来又会影响新生的力量——圈层走向突破，这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彼此的互动中呈现出交叉互动的“结构空间”，因此从社会发展趋势来预测，圈层或许是走向融合的。
协同进化。从生态的视角来看，两个或更多物种的单独进化常常互相影响，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协同适应系统。通过漫长的共同进化过程，地球上不仅出现了千姿百态的物种，而且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环境。圈层文化看似小众，实则不然，其发展已逐渐超越自身圈层，影响主流文化。在新的内容时代，有能力融合多圈层文化的产品将有机会快速抢占市场，领跑行业前沿。固有的圈层开始膨胀、细分、裂变，与其他圈层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圈层。圈层的规模和数量变多了，圈层与圈层之间的联系也更紧密了，彼此以协作的形态实现进化。
知识形塑。如果说圈层对社会形态的改变是一种相对浅层的影响的话，那么它形塑我们的“知识”观念、改变深藏内心的思维习惯则是一种更加深层的、根本的“出圈”动力。正如尼尔·波滋曼所言，一种文化对于世界的感觉，也就是“何为自然秩序、何为合理、何为必需、何为必然、何为真实等等的感觉，这就是思维习惯赋予的。”圈层知识的意义正是在以一种权威的、不容置疑的力量去宣告世界的形态，使我们塑造一种“圈层化”的思维方式。
文化收编。有学者认为，粉丝行动主义一直被解读为一些人对文化资本主义及其对自身生活的文化殖民的草根式反抗。这些人与文化形态、文化认同和文化实践之间真实的关系，无法被简化为一致和顺从的文化消费。在过去的认识中，亚文化往往被认为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进行消费，但是圈层的出现使得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参与性不断强化，尤其是在“出圈”进程中它的抵抗性质实际上不断消解，而呼应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的积极性得到强化。
资本扩张。如果说定位和属性相似的圈层进行融合的资本逻辑是在垂直领域建立垄断地位，那么跨界的互联网资本扩张则构成了企业在不同圈层生态中攻城略地的强大动力。企查查的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腾讯投资共发生103起投资事件，围绕文娱、企业服务、教育、金融、医疗健康等领域共参投项目102个，披露融资金额超600亿元。凯文·凯利曾在《新经济，新规则》一书中指出，网络价值的总和会随着网络用户数的增加呈现爆炸式增长。圈层经济自带的数据、流量、资源和需求成为资本扩张的风口，当商业资本一面维护核心用户群，一面布局跨界圈层的产业，“出圈”这种行为的发生或许不再是偶然，而是一双隐形的手操纵下的必然。
四、“出圈”的三种价值指向
1. 社会信息秩序的重塑
从龟甲、莎草纸到电视再到AR/VR，不同的时代造就了媒介的不同形态。媒介的活动场域从现实空间迁徙到虚拟空间，一种认知被广泛讨论并且达成共识——我们已经进入“万物皆媒”的时代。“媒介化”是推进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逻辑，媒介的“形式”要远远大于其“内容”。印刷术的出现，使文字信息传递得更远，伴随着社会理性程度的提高，原本部落化的亲密关系变得疏远；广播技术和电视技术的出现，让影像和声音信息传递得更远，导致社会又逐渐恢复到部落化状态；网络技术的出现，媒介的实践本身可以能动地开创出以圈层为形态的社会空间。
如果将媒介的共性理解为一种信息处理的方式，那么不仅是物质形态存在的广播、报纸或社交平台属于媒介范畴，在这些实质媒介上奔流的信息会使圈层成为“媒介之媒介”，即一种更加高维的媒介组织，“出圈”的过程是社会再媒介化的过程。
再媒介化指向何方？本文认为是社会信息秩序的重塑。费舍尔提出了“信息场”理论，在信息场中产生社会交互的活动，并且信息朝多个方向流动。信息的海量增长，一方面会突破场域内的既有秩序，另一方面在混沌状态中依赖媒介组织建立新的秩序。圈层的出现使混沌的信息走向了一定的秩序，这种秩序构建可以说是以机器为尺度的。算法和技术是圈层的底层设施，现在越来越普遍应用的算法化信息分发将机器认为的对“我”有益的信息前置，与“我”无关或者是“我”不感兴趣的信息后置，我们今天在圈层中接触的大部分信息经过了机器的过滤。而“出圈”的实现则使社会信息秩序的构建转向以“人”为尺度，是对信息茧房的一种破除。在圈层之中我们拥有了“转赞评”的权力，我们能够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需要被广泛关注的。因此很多文化或者是事件的“出圈”，往往集中体现着人的情感、信任、诉求、价值和认同，掺杂着鲜明的情感倾向与价值观念。
2. 社会内生动力的激活
对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讨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对基本矛盾的辩证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正如前文所言，圈层不论是作为知识生产的工具，还是文化交往的媒介、资本注入的平台，抑或是社会发展的生态，都是“圈层社会”一种专属的生产方式，也不可避免地遇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圈”是适应这种新的发展需求应运而生的，对其进行自我激活和革新的一种内生动力。
“出圈”释放了人的生产力。2020年河南春晚的舞蹈《唐宫夜宴》“出圈”，引来一众“自来水”的刷屏式点赞和转发，后续的姐妹篇——《元宵奇妙夜》仍然热度不减，引发了更加广泛和热烈的讨论。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国潮”文化的首次“出圈”，自201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之后，《上新了，故宫》《国家宝藏》等文创节目和省博盲盒等文创产品频频成为“爆款”。正是由于“出圈”获得了市场和观众的认可，使得该圈层进入更大的平台，生产者借助更加先进的生产资料来释放更多的生产力。
“出圈”整合社会生产关系向良性发展。2020年新冠疫情沉重打击了线下的商业零售行业，但是却催生了直播电商的快速发展，从头部主播薇娅和李佳琦不断刷新的交易纪录，到央视主播的带货直播、政府机构的助农直播、商业个体的全网直播等等，“直播电商”可以说是彻底“出圈”。人、货、场景和技术这四种生产要素在销售场景由线下向线上的迁徙进程中也实现了转型，每一次“出圈”都意味着其劳工关系、主客体关系、经济关系等生产关系重新整合，它们在政策的及时引导下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3. 社会价值共同体的构建
将视线落回到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费孝通先生就以“圈子”来形容基于亲缘或地缘的乡土社会中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推所产生的结构特征。相比于费孝通先生所处的时代，目前互联网技术尤其是5G技术的普及造就了一种全新的关系图景：技术体系成为信息传播的社会性基础，赛博空间信息流动的非线性规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地域或亲缘的限制，增强了人与人之间兴趣关系的作用力，在一个个圈层中参与者对虚拟身份的认同意识、集体意识和社会团结感增强，形成了多元的“价值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数字时代培育“网络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文化和思想的交织和纷争中凝聚一种相对主流的、公共的、良性的社会共识的过程。2020年9月，《人物》发布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出圈”，引发了社会舆论对数字时代劳动与剥削现象的集中关注和广泛讨论。所以“出圈”也是一种缩进主流意识与圈层意识认同距离的社会机制，并且通过对公众责任意识、道德意识和价值意识的召唤，壮大主流精神力量，修复社会信任。杰克·富勒认为，技术打破了地域上的限制，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就意味着共同体的范围不断增大。“出圈”的行为无疑是在不断扩大圈层的队伍，汇聚成更加庞大的社会价值共同体。
摘自《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6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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