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资源和价值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新的发掘、研究和认可。在20世纪，人们关注的是儒学是否会影响中国走向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关注的是儒学中能否开出民主与科学。到了21世纪，在充分肯定儒学独特的价值与意义的同时，在宏观上，人们开始关注儒学作为一种普世伦理可以为人类的和平与幸福提供哪些理念。在微观上，人们则开始关注儒学作为一种具体的、可操作的政治设计可以为现实政治提供怎样的治理智慧。近年来，儒家“贤能政治”研究日渐受到重视，这和如何利用儒家政治哲学遗产，避免西方民主政体缺陷，从而设计出最为合理之政治体制的现实考量有关。如提倡呼吁这项研究的贝淡宁教授所言，“贤能政治”很可能是目前“儒学中研究最少但却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主张”。可以说，“贤能政治”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澄清中国传统政治价值观并使之体系化，并最大限度地使这种价值观在道德上可取、在政治上可行，极为重要。今后我刊将不定期地刊出这方面的论文，以深化这一讨论。我们希望在儒学和政治学的基础上，从正反两方面就以下这些问题作出研究：贤能政治如何定义？贤能政治是怎样一种学说，它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贤能政治有过怎样的历史，过去的经验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今天的政治实践？它能给今天的政治制度和领袖选拔带来什么启迪?今天的贤能政治是否可以设计，或者应该如何设计、如何改善?贤能政治是具有普世意义的，还是仅适用于中国？以及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对儒家贤能政治思想的批评及其检讨等等。总之，我们的目的是，将“贤能政治”研究作为重估儒学价值的入口，进而发掘可以贡献于世界的宝贵思想和政治遗产，让中国的历史文化在我们这个巨变的时代中焕发出新的生命。
作者|贝淡宁（Daniel A. Bell），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来源|《文史哲》2013年第3期，第5-11页。
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其著名的观点，即自由民主制战胜与之相竞争的其他制度，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虽然残酷的种族战争、危害深重的贫困、横遭破坏的环境以及无处不在的腐败，这样一些显著地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为成功建立并巩固自由民主的政治安排设下了严重的障碍，但这都被视为拖延历史之终结的困扰，并不必然对自由民主的理念构成挑战。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有可能得到，自由民主是所有理性个体的心之所愿。
然而，对自由民主更为深刻的挑战则出现在东亚地区。20世纪90年代，围绕着“亚洲价值观”展开了一场争论。这一概念是由一些亚洲官员及其支持者提出的，旨在对抗西方式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在20世纪90年代，这场争论主要聚焦于人权。一种人权建制仅仅（或者主要）以在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建立起来的道德抱负及政治实践作为支撑，它究竟能有多么“普遍”呢？如果亚洲文化不像西方的那般个人主义化，那么也许某种形式的统治和政策更加适用于亚洲社会呢？——这种形式不同于通常由自由主义理论家、西方政府和在没有东亚的大量投入的情况下制订的国际人权文件所认可的那种人权标准。如何令“亚洲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充实进“国际”人权建制，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建立在被广泛接受的人权之上的国际秩序？批评“西方式”人权的亚洲评论家说，自由主义者既没有尊重亚洲那些有可能对一种“西方化”人权建制有纠偏作用的非自由主义的道德规范，也没有在那些使人权成为一个真正普遍的理念方面有所作为。
然而在1997至1998年间，东亚奇迹看来倾塌了，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也深受其牵连。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终结来得可为时不晚，因为整场讨论似乎都搁浅在错误的理论前提上了。最明显的是，亚洲是一个巨大且极其多样化的大陆，拥有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这里容纳了众多宗教，如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基督教和佛教，还有众多的种族、民族、习俗和语言。那种认为亚洲自身有着与西方根本不同的文化精华的观点，至少也不怎么站得住脚。亚洲的一些政治家，像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便公开质疑李光耀所主张的“亚洲价值观”。他辩称，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和实践不仅是普遍的，也同样适宜于他的国家 。既然是由那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提出的，要说“亚洲价值观”实际上就是“新加坡价值观”，只是有一点点夸大其实罢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加坡对于有关政治价值讨论真正的创新性贡献：新加坡的官方话语之所以没有多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一则因为它挑战了人权的普遍性，而更重要的是，它挑战了民主的普遍性。在“好”的民主政体和“坏”的专制政体之间，新加坡的领导人们摒弃了二分法。他们认为还是贤能政治的概念最为恰当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鉴于新加坡人口不多、资源基础有限，这个国家应该归于最有天赋和最有声誉的人们所领导，选拔则依据品德来进行。
贤能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每个人都应当在受教育和参与政治方面机会均等，但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并不具备同样的能力来进行符合道义的政治决断。因此，政治的任务便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人并让他们为政治团体服务。如果领导者表现良好，人们多半也会配合。
为何新加坡关于贤能政治的言论没能在境外引起太大的吸引力？一方面，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看来并不仅在于选拔富有才干且品格高尚的儒家式君子，它也有赖于许多存在很大争议的措施。由此，在许多外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的眼中，这一政治制度仍应被称作（坏的）威权主义，即便它与朝鲜等国的威权主义政体相比而言更加“软性”。此外，其政府自身的政治言论也表明，贤能政治不应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理念。
然而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判断，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似乎还是相信贤能政治能够并且应该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具有儒家传统的国家的政治改革产生影响。看来，新加坡和中国于此关系尤为密切。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中国官员就被派往新加坡接受培训，学习“新加坡经验”。当然，新加坡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无法被轻易地转移到中国这样的大国，但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却或许可以转移。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过学习新加坡治理模式（某些方面）的必要性。
部分地受到“新加坡模式”的启发，中国政治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前期以来变得更加“贤能化”了。但这是件好事吗？我乐意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理由有三：首先，贤能政治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仍会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其次，民主是一种有缺陷的政治制度，贤能政治则有助于弥补它的一些缺陷。第三，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已通过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更为贤能化的组织来完善其治理。下面，我将分别论述这些因素，并用些许建议来作为结束，以便缩小现实与贤能政治理念之间的鸿沟。
一、贤能政治与中国政治文化
贤能政治是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主题。在中国的帝制时代，贤能政治的制度化是通过将成功的应试者置于名利之路的科举考试制度来实现的。不论这种制度有怎样的缺陷，它确实提供了人才选拔的最低标准，带来了适度的社会流动。这一考试制度波及韩国和越南，并影响到西方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社会发展迅速，至少应部分地归因于按照贤能的标准选出的政治领导人所做的稳健决策。目前，政治调查显示，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各国普遍支持贤能政治的理念。
贤能政治的理念也是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贤能政治理念辩护的著名言论是：最好的政体是由那些因具有卓越能力作出合乎道德的政治决断而被选出的政治领导人所组成的，这些领导人被赋予统治这一共同体的权力。在随后的历史中，贤能政治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尽管后世思想家很少拥护纯粹的贤能政治形态。美国的开国元勋以及19世纪的密尔、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精英”都提出了试图将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政治主张。不过，将贤能政治理论化的努力已经从西方政治话语中尽数消失了。虽然有数百成千探讨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书籍，但人们很难想出有哪一部最近出版的（并且出色的）关于贤能政治理念的著作。
二、民主政治与贤能政治
如果自由民主政治被广泛认可为最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像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所说的，是一种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有关贤能政治讨论的缺席也不成问题。然而，自由民主制遭遇的质疑越来越多。
好在中国的政治理论家并没有这么教条。蒋庆提出，民主的合法性（在西方根植于人民主权论）应该受到另外两种合法性，即天道和传统的平衡。类似的，白彤东和陈祖为提倡把民主政治和贤能政治因素结合起来的混合政治体制模式，其中，贤士院的政治领袖通过考试以及在政府基层工作的政绩选拔产生（我也赞成混合体制，由贤能之人组成的议院被称为贤士院[the House of Exemplary Persons]）。
这些模式可能有点乌托邦色彩，但他们提供了新的（这或许存在争议）、更好的标准来评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进步。不是简单地以中国是否变得更为民主来进行判断，新标准提供了判断政治进步（或退步）更为全面的方法。关键在于中国政治制度是否变得更为贤能化。这里或许有令人乐观的理由。
三、贤能政治与中国共产党
在其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拒绝了儒家所倡导的贤能政治理念。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鼓舞革命斗志，增强军事力量以终结外国列强的压迫和欺凌。但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了相对安全和强大的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可以较少地担心政治共同体的生存问题。因此，任务的重心转移到由德才兼备的政治领袖实施善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选拔和晋升机制因此变得更为尚贤。
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流大学里的优等生往往不会设法努力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情况不同了，高校校园成为招募工作的主阵地。2010年，在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全部本科生中的28%，大四毕业生中的43%，以及硕士毕业生中的近55%是共产党员 （我在清华教书近八年，我的许多优秀学生都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同时还尽力吸引城市中的年轻专业人士这一“新社会阶层”，包括商人、私企业主、律师和会计。
干部晋升体制的尚贤色彩更为明显。在几年前与几位中外学者的对话中，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源潮先生讲述了一些有趣又很说明问题的细节。他提到，对于不同的政府层级，判断能力和品德会使用不同的的标准。在基层，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尤其重要（换句话说，或许民主在基层更为重要）。在较高的层级则更多地强调理性。干部还应以身作则树立廉洁的榜样。为了说明政府高层干部选拔的严密（尚贤）性，李先生介绍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选拔过程，这一事情本身就是政府高层决意增加透明度的良好信号。
四、完善贤能政治
中国共产党“现实存在”的贤能政治好处很明显。干部要经过极其严格的人才选拔过程，只有那些既往政绩优异的人才有可能上升到政府的最高层。此外，这种尚贤的选拔过程可能只在一党制国家里才有效。最高决策出自委员会——政治局九名常委，也排除了某一个人有着不切实际的和无知的看法，却有权作出错误决策的情况。
在西方式民主中，真正的掌权者是在选举中由人民选出的人，这个事实往往意味着“官僚”并不倍受重视。因此，相对平庸者会进入官僚体制。相反地，中国政治体制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官僚”和“掌权者”，从而不会阻碍有志向的人才加入这个政治体制的基层，因为他们有望向高层晋升。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其他国家就应该努力学习中国式的贤能政治。一方面，贤能政治更易在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形式中表现得可行而稳定。再者，很难想象美国的政治体制会作出鼓励更加贤能化的重大宪法改革（可以预见更糟糕的宪法改革——例如，倘若美国本土遭到另一起重大恐怖袭击——而不是好转的）。与之相反，中国宪法体制在必要的情况下更有可能进行重大变革。
笔者也并不是说中国“现实存在的贤能政治”已尽善尽美。中国的贤能政治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但同样明显的是，中国的一些问题如腐败、贫富差距、环境破坏、政府官员滥用权力、为了自身利益扭曲经济体制的过分强大的国有企业、对待政治异议者的严厉措施、镇压西藏和新疆的宗教表达等，似乎是在政治体制变得更加贤能化的同时恶化了。问题部分地在于中国各级政府缺乏民主，毕竟，民主可以提供权力制衡，也为边缘化的群体提供表达政治意愿的机会；但部分也是因为贤能政治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一制度在过去三十年间逐渐贤能化，而未来能够、也应该更为贤能化。
五、改进的余地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共产党最明显的进步大概就是更加注重对能力超群的官员的挑选和提拔，尤其是在政府高层。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也仍然有改进的余地。不妨考虑一下“反贤能”理念对政治言论自由的限制作用。最好的政治决策当然必须建立在完整信息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一味担心负面结果，可能会阻碍相关各方自由表达观点。我发现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内部调研，以尽可能充分地获取信息，干部们也被鼓励不断学习和提高，但言论自由障碍的减少可能会提高决策的质量。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过于严格的、历时多年的人才选拔过程有可能阻碍冒险精神。换言之，相对有创造力和原创性思维的人才可能因为得罪人或者挑战了“常规”，早早地便被淘汰了。在危机时刻，中国的政治制度或许能作出实质性调整，但在平时，当这一制度的实用性大为扩展之后，可能会出现过于固守现状的情况。
选拔过程也或许有必要进一步对国外公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当然是服务中国人民。但中国现在是全球性大国，其作为也会影响到生活在中国以外人的利益，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中国需要尽可能地人性化。同样重要的是，政府最高层需要吸收更多的少数民族成员以扩大其代表度，即便他们没能从现有政治体制中脱颖而出。只有真诚的宗教信徒才清楚什么真正对其教派有利，而贤能政治的决策需要容纳更多的宗教团体成员来体现其代表性，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政治局中为少数民族成员保留一席之地。
当然，贤能政治决策不仅仅是拥有能力和知识进行政治决策的问题。拥有高水平分析能力和专业知识然却不道德的决策者，其危害要甚于那些不怎么称职、不知该如何实现邪恶目的平庸的政治领导人。另外，除了抑制腐败，一个政治决策者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他/她也必须是出于对人、动物和自然界的人道主义和恻隐之心。但要把这一愿望同政治决策机构，特别是最高层当中女性代表名额极端不足的状况协调起来，殊为不易。
很显然，“贤能化”的过程是一个没有明确终点的长期转型（它不像“民主化”那样，通常意味着就一个国家最高政治领导人而进行的自由公平的竞选）。但一个明确的前进路向是中国共产党更改名称以更好地契合此一组织的现实体制及其志向。最显著的是，该组织已经不再是共产主义的，几乎没有中国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领导人们向更高的共产主义行进。贤能政治既不由马克思，也不由毛泽东来给予评判。列宁“先锋政党”的观念也与之不同。此外，中国共产党不是多个政党中的其中一员。它是一个由代表整个国家，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代表世界的不同群体、不同阶层所构成的多元化组织。将其命名为“中国贤能联盟”或许更为准确。
最后，我想说的话可能在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引起激烈的争议。中国可以从通常与民主政体相关联的政治美德中学到很多东西，但中国能够并应该建立在贤能政治现有和潜在的优势基础之上。被赋予政治决策权的政治官员长达几十年的训练，在决策时有能力考虑子孙后代、世界其他地方人和自然界的利益，即使该决策可能与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发生冲突；委员会决策而不是给予个体（比如美国总统）最终的决定权等。贤能政治的所有这些优势与更多的自由、透明、宽容、非全国性政府的政治参与和最高层一定程度的政治竞争是相容的。但贤能政治与高层的多党竞争不相容，也与一人一票选举最高决策者不相容。因此，中国的任务不是学习当今许多民主主义者所认为的民主制度的核心内容，而是改善贤能政治，学习民主制度的某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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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李扬眉
微信制作 | 雷作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