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 王维庭
我与恩师的“竹林之游”
天地、君、亲、师并举，始自《荀子·礼论篇》。《礼论篇》云：
荀子这里举出周代礼制的三本，首天地，次先祖，次君师。在自然方面，天地最尊重。所以，古代祭天地的礼，也是最尊重的。在家族方面，先祖最尊重。在国中，君、师最尊重。其理论根据是：没有天地，万物就不能生长。没有先祖，人类就无所出。（“类之本”，类是种族。）没有君、师，国家就不能治理。先祖是血缘关系，和君师不同。所以先祖也叫做亲。先有亲，然后才有人类，才有君、师。所以三本，先祖在君师前。
三本把师的地位提高到与天地君亲并列的高度。因为有君无师，单纯依靠权势，依靠政令和法律来强制人民，也治不成。就是说，没有师进行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养成才德兼备的各类人才，养成淳厚美善的社会风尚，单靠赏罚，单靠压制，就杀也不服，赏也不服。两不服则大乱起，而国家就治不了。所以荀子在《大略篇》又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废。”（法度包括礼制和法律）以上是荀子关于天地先祖君师三本的理论。也就是天地君亲师一语的由来。
从前农历除夕，家家先祭天地（古代只准天子祭天地），再祭祖宗。读书人家也祭孔夫子。我看农村住户把天地君亲师写在一个木牌位（没有依照“三本”的顺序，把君提在亲上，这是后世把君看做是天下至高无上的，做了修改，已失去荀子的本义。）供在案上，这就是礼三本的思想遗留的痕迹。其影响绵延到两千多年。
荀子作了三本礼制的简赅精辟的论证。但三本思想的由来很古。从祭天地说，人类社会开始形成，一方面，许多制作取法自然；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很低，对于自然就充满了神秘迷信的思想。因此，很早就产生了祭天地“神化自然”的思想。各民族都是这样，把天地看成是最大的神。
荀子虽然首唱“制天命而用之”的戡天思想，即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荀子没有把天地看成神，只认为万物生长离不开自然。）但当时自然科学水平还很低，荀子本人对“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也没做自然科学的专门探索。荀子的诗学（《毛诗》《鲁诗》《韩诗》等）、礼学（《仪礼》《礼记》等）、易学（《易经》）、春秋学（《穀梁传》《左传》）等学，在汉代都有传人；就是“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很少有传人。（张衡最早在天文学方面有创造发明，柳宗元、刘禹锡在《天论》方面有创见。也可能受了荀子的一些影响。）而孔子“畏天命”，子思、孟子学派“天人相感”“尽性知天”的神秘思想，到了汉代，发展为董仲舒、刘向言吉凶灾祥，言前知的儒巫合一的神怪之学。这一学派的余毒，两千年后还未扫尽。因此，中国自然科学发展缓慢，生产发展缓慢。虽然天文历算、指南针、火药、机械、印刷、农田水利、医药各方面，早在世界前列，总的说发展缓慢，特别是近二百年。因此，祭天地的礼制，直到辛亥革命，清朝封建统治结束以后才废止。
其次，尊重先祖。这是在家对父母尽孝的思想。孝的思想起源很古。人类社会，起源于部族、氏族，发展为民族、为国家。从群婚发展为对偶婚，有父母，就有家。家是社会的起源，最原始的组织。有父母、有家，便有孝的思想。阶级消灭，家不消灭。孝的思想，也不消灭。封建三纲之孝消灭，父子母子之爱永不消灭。（康有为《大同书》说，私的根源由于家。去家，就能去国界，进大同。这是空想。人类再不能退到“群婚”。）
尊君的思想，也远在阶级社会以前。从部族、氏族首长，发展为各族拥戴之君。如尧、舜“揖让而治天下”，都是古代被人民敬爱之君长。（《尚书》说，尧死后“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阶级统治消灭，还有执行国家政令的首长（社会主义国家），其义是人民的公仆，其位是一国的首长，当然要被国人所尊重，除非不得人心的官僚。但不能再宣传封建忠君之思想来忠于人民所选之公仆了。
特别值得探索的是尊师的思想。把师的地位提高到和天地君亲并列的高度，这是荀子论证了历史的经验。是历史的见证。这种尊师的思想，远在阶级社会以前就产生了。
其一、最早的师和君是一人。不少古籍记载，教民“搆木为巢”的有巢氏，他是最早的建筑师。教民“钻燧取火”实行火食的燧人氏，他是最早的物理化学和烹饪师。画八卦、造书契、教民渔、猎、畜牧、充庖厨的伏羲氏（也作庖羲、伏庖古通用），他是最早的造字的文化师和渔、猎、畜牧师。教民作耒耜、务耕稼，尝百草、治百病的神农氏，他是最早的农学师和医药师。以上所举的古代帝王，都是发明创造家。都是先为师而后为君，都是合君师于一身（《韩非子·五蠹篇》精辟地阐明了这一理论）。
其二、古代开明的君，都不是“师心自用”，而是虚心学习拜老师。虚心请教明师，才能少犯错误，作出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开明政治和事功。荀子在《大略篇》说：不学不成。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尧舜皆在阶级社会以前。孟子也说：“《书》（赵岐《注》：“所引《书》，《尚书》逸篇也。”）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又说：“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就是说君和师是并重的。有君无师，君不虚心请教明师，就不能作出什么事功。中国最古的教育学——《礼记·学记篇》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郑玄《注》说，周武王请受《丹书》于师尚父，即姜太公。不敢南面，下堂东面而立，师尚父奉《丹书》西面而立，把《丹书》的理论传授给武王。《学记篇》还说：“《书》曰：三王四代唯其师。”三王是夏禹、商汤、周代文王武王。四代是虞（舜的国号）、夏、商、周。（虞夏无文字，是后来追述传说的历史）可见虞、夏、商、周四代都有学校，都尊重老师。从以上所举诸例，足以证明从没有阶级的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的开明君长，都拜师尊师。
其三、荀子尊师的思想，还反映了春秋、战国的社会历史实际。春秋以前私人不办学，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国家开办的，师也是国家的学官。从《礼记·学记篇》，可以得到证明。私人开门授徒办学，并受“東脩”，成为自由职业，从孔子开始。孔子弟子三千。孔子周游列国，受到诸侯的尊礼。孔子死后，弟子留在曲阜、服心丧三年。子贡筑庐守墓又三年，然后离去。鲁人和弟子在孔墓附近落户者七十余家。同时的老子和其后的庄子、墨子、杨子等各派大师，都是私人开门授徒为当时所重。周制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子是第四等。诸侯的上大夫称子，也称夫子。子和夫子，是贵族的尊称。到了春秋，就变为有道德学术授徒讲学大师的通称。孔子老子凡授徒讲学的大师都称子，不是以其贵，而是以其学。这足以证明当时社会对于师的尊重。这是新的历史情况。这一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生产力的变革和大发展（特别是由于铁器的出现），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有意无意地促成了勇于革新向封建制过渡的开明的奴隶主，和旧的保守腐朽的奴隶主国家之间大混战。由此，出现了反映各派社会政治要求的百家争鸣。时代要求，（实际是生产发展的总要求）化分裂混战为大一统，使庶民得到安居乐业的安定局面。当时各派著书立说、游说诸侯的大师，皆欲“以其道易天下”，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拨乱反正、大一统的理论。诸侯混战为了扩张，皆争取游士（高级知识分子），尤其争取著书立说，门徒众盛，负有国际声望的大师。如阴阳家的邹衍，游梁，梁惠王郊迎，礼为上宾。游燕，燕昭王北面称弟子。儒家的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中最博学最进步的大师。当时齐宣王以上大夫的高爵厚禄，并规定不任事、只议论的优厚待遇，在稷下开馆，供养了各派大师凡七十六人。其中荀卿最受尊礼，三为“祭酒”。（古礼、大宴会宾客中年辈最尊者，举酒以祭，叫做祭酒；后世国家学官最尊贵的叫祭酒，如“国子监祭酒”。）从以上所举诸例，更足以证明士的地位。各派大师的地位，到了战国，较孔子时更为显赫。而荀子正躬逢其盛。荀子君师并举的思想，不仅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也正反映了当时各国养士和敬礼大师的社会实际。
但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他们都和荀子的思想相反。荀子批判了“十二子”，批判了各家学派各执一偏的偏见。他说：“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贱师而轻傅，则法度废。”这是主张道德和法律相辅相成，教育和政治相辅相成，师和君长相辅相成，反对单纯法治。单纯法治，实际就是单纯赏罚。单纯赏罚，实际就是单纯惩罚。（赏罚不服，势必惩罚。）单纯惩罚，实际就是单纯恐怖镇压。（惩罚不服，就恐怖镇压）恐怖镇压的结果是灭亡。而韩非、李斯、秦始皇正是我国古代大搞单纯法治的典型。韩非说：“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正由于韩非这样单纯简单地看问题，他在《五蠹篇》就大胆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就是说不要另外的书本，“以法为教就行。不要传授历史文化的老师，“以吏为师”就行。这种单纯法治的形而上学思想，这种蒙昧野蛮又虚怯的愚民政策，终于导致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惨祸，导致了秦始皇二世而亡的惨祸。假使秦始皇有贾谊、魏征这样有远见的良师，岂至走上二世灭亡的绝路！谁教始皇这样的狂妄蛮干？这样的“师心自用”？韩非、李斯不得辞其责。（韩非教始皇单纯搞赏罚，又特别强调重罚严刑来防奸。李斯教始皇焚书；又教二世专门搞“督责”，也就是专门搞“惩罚”。）韩非、李斯是荀门的叛徒。他们和荀子礼、法相辅为用、君师相辅为治的尊师的思想，正是背道而驰。荀子是战国末期最伟大的思想家，正因为他有这种礼法相辅为用、君师相辅为治的辩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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