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的区别
（一）
王小波同志早年在美国看过一部电影，片名叫做《好人先生》，主人公是个天生以满足他人需求为己任的好人，在短短两个小时的片长里忙得不亦乐乎，据不完全统计前前后后帮了20多个人。最后一个女士的需求最厉害，她把好人叫到家里来，直截了当地说：“我要你每月到我这里来两次，每月第一个星期一和第三个星期一，晚上八点来，和我做爱。你要对我非常温柔——你不能穿现在穿的茄克衫，要穿西服打领带，还要洒香水。你在我这里洗澡，但是要自带毛巾和浴衣？”
好人默默听完所有要求，起身吻了寡妇一下，说：到下个星期一还有三天。走了。影片的结局是这样的：“好人从寡妇那里出来，开车到另一处做好事，半路上出了车祸，被卡车撞了，好人也就死了。”
对于这样一个四六不靠的结局，王小波同志的总结是：“好人总是没好报，这世界上一切好人电影都是这么结束的。我们的电影也是这样，所以就用不着借鉴了。”
我特别不能同意王小波的结论，虽然现实中的好人未必一生平安，但是好人终有好报却是底层人民一直以来坚持的小团圆理想。在一个经历了这么多没有道理可讲的辛酸人生后，再用一个没有任何逻辑的荒谬结局收场，真正是情何以堪！
说来也怪，每当谈起“好人”，我第一个想起的既不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无情的雷锋，也不是首都公交战线的模范售票员李素丽，而是《功夫皇帝方世玉》里的雷老虎。
在那个以力服人的武侠世界里，雷老虎最爱讲的却是“要以德糊（服）人！”于是我们常常看到他这边厢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那边厢打落牙齿往肚里吞。雷老虎有着中国好人的典型特征：他们德性无亏但能力有限，与人为善却吃尽苦头，不是奸人贱人但也绝非能人强人，而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好人。
但是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将镜头摇向历史的深处，就会发现古希腊式的好人虽然也讲以“德”服人，形象却比雷老虎要阳刚隽永得多。
以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为例，尽管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热爱美与自由，后者崇尚力度、体魄和纪律，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却共享着同样的古希腊精神——对“卓越”的不懈追求。
什么是“卓越”？按古希腊人的理解，它的一个核心含义就是把事情做到极致。试举两例：
第三次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三百勇士驻守温泉关，面对数以百倍计的波斯大军殊死抵抗，激战了三天三夜之后，三百勇士几乎全部阵亡，只有两人侥幸逃出生天，一个是因为害了眼病，一个是因为奉命外出。当他们返回斯巴达时，遭到了所有人的鄙视，其中一位的妻子质问他：别人都死了，你为什么不去死？最终，一个人选择了自杀，另一个则在随后的战役中牺牲。
与斯巴达人的铁血纪律相比，雅典人则是另一个极端，他们如此热爱美和自由，以至于只要可能就努力去过一种智性的生活。公元前450年前后，伯里克利率领一支希腊舰队在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屿附近抛下船锚，准备翌日清晨发起攻击。黄昏时分，伯里克利邀请他的副手们一同把酒畅谈，当一个年轻的侍从为他们斟酒的时候，夕阳映在少年俊美的面庞，伯里克利有感而发，引用一个诗人的文字形容他的脸上闪烁着“紫光”。身旁的另一位将军表示不同意，他更喜欢引用另一个诗人的表述，把年轻的脸庞形容成玫瑰般的颜色。伯里克利反对他的看法，谈话就这么进行下去，每个人都援引一句适当的话来应答对方，仿佛战争的阴影从不存在。
把事情做到极致！尽管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具体表现有着天壤之别，但在渴望成为卓越之人上却有着最为根本的一致性。
（贰）
雷老虎与古希腊式好人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关键在于他们对于“德性”的理解迥然不同。德性的古希腊原文是aretê，经罗马人的转译成了virtue，但在学者基托看来，virtue这个译法由于过于强调道德的维度，从而“丧失了所有的希腊风味”。
古希腊人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功能”，意思是“非它不能做，非它做不好”。例如刀的特定功能是切割，马的特定功能是奔跑，钟表的功能是计时。如果一把刀削铁如泥，那就实现了刀之为刀的功能，因此也就拥有了“卓越”（aretê），此时它也就成为了一把好刀。当“aretê”这个词被运用到人的身上，“它意味着人所能有的所有方面的优点，包括道德、心智、肉体、实践各方面。”于是乎，那种全方位实现了人之为人的优点的生活就是一种“完全的生活”，这也正是希腊人对“幸福”所下的古老定义：“生命的力量在生活赋予的广阔空间中的卓异展现”。
因此，古希腊式的好人不仅在道德上以“德”服人，更追求在心智、肉体、实践全方位地以“德”服人。伯里克利正是这样的古希腊式好人，当他率领雅典军士在前线英勇作战，当他与哲学老师阿那克萨戈拉探讨nous（心灵）的意义，当他在大战前夕与副手探讨形容词的精确性，当他在阵亡将士公葬典礼上发表震古烁今的演说，伯里克利360度无死角的“卓越”让人心驰神往。
说到卓越，有一事值得一提。在古希腊，一个人是因为“卓越”而获得“荣誉”。古希腊人热切地渴求获得“荣誉”，他们对此从不扭捏，内心的平静与祥和不是对“卓越”的恰当回报，“同侪和后人的称颂”才是。
我们万万不可将古希腊的“荣誉”混同于现代大众传媒时代的“名气”。在熟人共同体中，由于“卓越”而赢得的“荣誉”总是与人们的直接生活经验息息相关，他们目睹你在战场上勇敢杀敌，他们耳闻你在公民大会上慷慨陈词，他们熟知你的日常操守，所以“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情况几乎不会出现。借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古希腊好人所提供的信息是“检验品”，而现代传媒社会中的名人所提供的则是“信用品”——“你‘听说过’某人，这一事实是你认为他值得一听的部分理由。”可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是甚至永远是停留在“听说”过某人，你久仰的只是他的大名而不是他的大作更不是他的思想。这或许就是古典的荣誉和现代的名气之间的最大差别。
（叁）
与古希腊式的好人相比，雷老虎们不仅缺少智性和审美的魅惑力，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占有的只是伦理意义的弱者视角，而非政治意义的弱者视角，所以他们既不追求政治参与的资格，也缺少为个体权利抗争的勇气，简而言之，他们是好人，但绝非是好公民。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古希腊的好人同时也是好公民，但好公民不一定就是好人：好人因为占有了完美的卓越（perfect excellence），所以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好公民则不同，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好公民必然与特定的政体相对应。
不同的政体造就不同的公民，这个道理一望便知。卢梭说：“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早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
仍以斯巴达和雅典为例。斯巴达的公民从小被教导，话说得越少越好，想得越少越好，他们相信战争是人类最高尚的活动形式，战死疆场则是好公民此生最大的荣誉。与此相对，雅典的民主制则要求雅典公民依靠辩论和劝说来做出决定，培养他们思考、观察、理解、怀疑、质问每一件事的习惯和性格。
雅典与斯巴达的好公民乍看起来相去甚远，但事实上他们同属公民共和主义的大家族。某种意义上，斯巴达的公民身份不过是“雅典公共服务的强化形式”，因为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两个城邦都对其忠贞不二的公民忠诚和公民义务感到自豪。”这个传统延续到罗马共和国，好公民的德性就特别地体现在“勇敢、荣誉、自我克制、对神和自己祖先的虔诚以及对国家和家庭的义务感。”
对比自由主义的公民德性，不难发现，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套清单，除了强调个体权利的至上性，对于自由主义而言，公民德性突出地反映在合乎理性和公平感的德性，和解精神，与人为善的德性以及履行公共的公民职责之义务的意志，等等。这些德性看似卑之无甚高论，但仔细想想，真要在日常生活践履它们殊为不易。以和解精神为例，从去年初的钱云会案件，到7.23动车事故，再到岁末年初的方韩大战，数次论战下来，意见相左的各方不但没有因为沟通而相互理解，反而进一步撕裂了原本脆弱的公共空间，夫妻陌路、朋友反目的例子比比皆是。
“那些为我们所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这句名言最真切地体现了什么叫做“知易行难”。
相比伦理学意义上的黏糊糊湿嗒嗒的中国好人，我更认同古希腊人对于好人的理解——每个人都应该把潜能发挥到极致，最终成为你自己。在现代政治的背景下，若想实现这个理想，我们必须首先成为一个现代意义的好公民，这意味着你不仅应该拥有基本的权利意识，学会为个体的自由和权利抗争，还意味着你应当具备共和主义公民观的政治参与意识，因为政治自由是获得心灵宁静的必由之路。
有人说，坏制度下的个体最容易相互残害，因此要想改变这个局面，归根结底必须改变制度。这个观点自然不错，但是另一方面，制度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悲观主义者的一个潜台词是既然无法一劳永逸地改变制度，所以行动就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我不相信一劳永逸的改变，我相信点滴渐进的力量。我为不知何时到来的改变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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