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千上万的男女活着然后死去，一辈子也不知道山毛榉和榆树之间有什么区别，不知道乌鸦和画眉的啼鸣有什么不同。我们整整一生都有鸟生活在我们的周围，然而我们的观察力是如此微弱，以致我们中间许多人弄不清楚苍头燕雀是否会唱歌，说不出布谷鸟是什么颜色。
我们像孩子似地争论布谷鸟是否在飞的时候唱歌还是仅仅有时候在树枝上唱歌，争论查普曼(英国作家和翻译家)写下下面两行诗是根据他的想象呢，还是根据他对大自然的认识写的：
当布谷鸟在翠绿的橡树怀中歌唱，
初次使人们在明媚春天心花怒放。
然而，这种无知并不完全是可悲的。从这种无知我们可以得到发现的乐趣。这种乐趣是经常的，只要我们足够无知。
博物学家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也依靠他的无知，无知给他留下这类新天地让他去征服。他可能在书本上已经达到了知识的顶峰，但在他用自己的眼睛证实每一个光辉的细节之前，他仍然感到是无知的。他希望亲眼看见雌布谷鸟，一种罕见的情景——在地上下蛋然后用嘴把蛋叼到窝里(在这窝里注定要发生杀害幼鸟的事件)去。
他将一天又一天地坐在那里，望远镜紧贴着眼睛，为的是亲自确认或驳斥这样的说法，说布谷鸟确实是在地上而不是在窝里下蛋的。如果他是十分有幸发现了这种最遮遮掩掩的鸟在下蛋，那么也仍然有其它领域在等待他去征服，有一大堆有争论的问题等待他去解答。
无疑，科学家们迄今没有理由为他们错过的无知而哭泣。要是他们似乎什么都懂，那么这仅仅是因为你我几乎什么都不懂。在他们发掘出的每一个事实下面总是有一笔无知的财富在等待着他们。
人类感受过的最大欢乐之一是：迅速逃到无知中去追求知识。
我曾经有一次听到一位聪明的太太问，新月是否总是在相同的星期几出现。她补充说也许最好是不知道，因为，如果人们事先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天上的哪个地方能够看见新月，那么它的出现总会给人带来意外的愉快。然而，我想，即使对那些熟悉新月的活动时间表的人们，新月也总是出乎意料地来到的。
我们并不会因为我们对一年四季有足够的知识，知道要在三月或四月，而不是在十月里，去找报春花，而在发现一株早开的报春花时就不那么高兴。我们也知道苹果树是在结果子之前而不是在结果子之后开花的，但当五月份我们到一家果园去度假日时，这并不会减少我们对假日之美妙所感到的惊讶。
一位当代的英国小说家曾经有一次被外国人问到：在英国，最重要的庄稼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黑麦。”像这样的完全的无知，在我看来似乎带有豪言壮语的味道；但是，即使是不识字的人的无知也是巨大的。使用电话机的普通人解释不了电话机是怎样工作的。他把电话、火车、铸造排字机、飞机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正像我们的祖先把福音书中的奇迹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一样。对这些东西，他既不怀疑也不理解。
我们每一个人好象只是调查了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事实并把这些事实变成了自己的。
日常工作以外的知识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华而不实的东西。然而我们还是经常对我们的无知作出反应，加以反对的。
我们不时地唤起自己并思考。我们喜欢对什么事情都思考——思考死后的生活或思考那些象据说曾经使亚里士多德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从中午到子夜打喷嚏是好的，但从半夜到中午打喷嚏则是不吉利的”——人类感受过的最大欢乐之一是：迅速逃到无知中去追求知识。
无知的巨大乐趣，归根结蒂，是提问题的乐趣。已经失去了这种乐趣的人或已经用这种乐趣去换取教条的乐趣(这就是回答问题的乐趣)的人，已经在开始僵化。
人们羡慕像乔伊特那样爱一问到底的人，他在六十岁之后还坐下来学习生理学。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到达他这个年龄以前很久就已经失去了无知感。
我们甚至对我们像松鼠那样积攒的一点知识感到自负，并把不断增长的年龄本身看作是无所不知的源泉。我们忘记了苏格拉底之所以以智慧闻名于世，并不是因为他无所不知，而是因为他在七十岁的时候认识到他还什么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