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品味，就没有诗意
在儿时的记忆中，家里有大堆的书，都是父亲从我爷爷那儿继承过来的，很多线装书，诸如《水浒》《西厢记》等，我没有读过，而像《唐璜》和《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书，我则很小就爱读。这些书陪伴我走过了少年时代。
那时看书都是凭自己的兴趣挑选内容看。比如那时我看《战争与和平》，关于打仗的内容都不看，光看谈恋爱的。读《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把英文的那一段都跳过去，关于农村描写的那段都跳过去。“文革”开始后，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幸好家里有那么多书，反正自己岁数很小，我就开始拼命地看书，随便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就这样，打下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文学基础。
当我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读书的经历，感慨良多。一个人把书读进去，让书伴随自己成长，此时再审视世界，观照自己，所获得的世界观、人生观完全不同的。这和“一分钟学问家”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写作，我的幸运就在于，我的家庭所提供的精神生活与我的兴趣是吻合的。
每天早上不管多忙，我都要拿出一小时与父亲喝咖啡，然后谈一谈我最近写的文字，他看完以后会提很多建议。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可以谈心的人陪伴，我觉得很幸运，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荣幸。
父亲开始并不看好我写小说，对于我走上写作的道路，他完全感到意外，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小时候，我是一个爱唱爱跳的小姑娘，经常进入属于小孩子自己的剧团组织去跳舞，自己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加上母亲是话剧演员，在别人看来，我似乎理所当然地会沿着母亲那条路走下去。
12岁那年，我到了部队歌舞团，那时父亲似乎已看到我的前程，他认为我会走上舞蹈的道路。实际上，我到了20岁却忽然会写作了。对此，我的父亲非常意外，也非常惊喜。但是，这时他并不觉得这就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
在易卜生的《彼尔金特》中，有个叫索尔薇格的少女，彼尔金特在恋想她时，总是想到她手持一本用手绢包着的《圣经》的形象。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留给托马斯的印象，是她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
这两位女性之所以在男主人公彼尔金特的托马斯心里获得了特殊的位置，是她们的书所赋予她们的一层象征意义。我的理解便是读书使她们产生了一种情调，这情调是独立于她们物质形象之外而存在的美丽。
易卜生和昆德拉都没有用笔墨来描写这两位女性的容貌，但从他们赋予她们的特定动作——持书来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她们美丽的气韵，那是抽象的，象征化了的，因而是超越了具体形态的美丽，不会被衣着或化妆强化或弱化，不会被衰老所剥夺的美丽。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女性，只要手里揣本书，就会变成特蕾莎或索尔薇格：书在不爱读书的人手里，只是个道具。重要的是，读书这项精神功课，对人潜移默化的感染，使人从世俗的渴望（金钱、物质、外在的美丽等等）中解脱出来，之后便产生了一种存在。
我于是感到自己的幸运——能在阳光明媚的下午，躺在乳白色的皮沙发上读书；能在读到绝妙的英文句子时，一蹦而起，在橡木地板上踱步。太好的文章如同太好的餐食，是难以消化的，所以得回味、反刍，才能汲取它的营养。
女人总有永别自己外貌美丽的时候。不甘永别的，如伊丽莎白·泰勒之类，就变成了滑稽的角色。时光推移，滑稽都没有了，成了"人定胜天"的当代美容技艺的实验残局，一个绝望地要超越自然局限的丑角。
这个例证或许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漂亮和美丽是两回事。一双眼睛可以不漂亮，但眼神可以美丽。一副不够标志的面容可以有可爱的神态，一副不完美的身材可以有好看的仪态和举止。这都在于一个灵魂的丰富和坦荡。或许美化灵魂有不少途径，但我想，阅读是其中易走的，不昂贵的，不须求助他人的捷径。
假如说生命有度——把心与身的存在状态从低到高排列成刻度，那么“瘾”就是一种超乎正常的生命度。
《纽约客》上曾有一篇文章，讲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艺术家们的生活方式时，总结是“他们或许活得不长，但都活得很浓烈”。
写作之于我，便是一种秘密的过瘾。我每天写作，就是图这份浓烈。一连多日不写，就如半打盹儿地过活，新陈代谢都不对了，完全像犯了毒瘾的人。对我来说，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和烈度，没有到达那个敏感度、兴奋点，瘾就没过去，那一天就活得窝囊。
然而，能不能过上那把瘾，取决于你认不认真，是否全身心地投入。
练瑜伽功的打坐，只有彻底投入才能进入佳境，出神入化。而投入的过程，往往不无痛苦。要多大的毅力、多严明的自我纪律，才能勒住意念的缰绳。半点消极怠工都会让你前功尽弃。因为那涅盘般的极致快乐就在认真单纯的求索后面，就在那必不可缺的苦头后面。
不认真的爱情，我不能从中获得享受；不认真做人，我就会活得不爽透。
（本文作者：严歌苓，
转自：严歌苓公众号 ID: yan-g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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