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你身处绝境，还会选择舍己救人吗？
如果无需任何代价，合作当然再简单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对待他人彬彬有礼、真挚诚恳。只需稍微付出，即可乐享他人的以礼相待。
某些时候，我们的确会对别人鼎力相助，甚至可能为了替朋友看孩子，推掉事先计划好的外出游玩，但这样做，自有道理。这种付出，不仅可以在未来换回对方所提供的某种方便，更关乎友谊的美好体验。
更有甚者，某些人对别人提供慷慨捐助，只希望能够以此博得他人崇拜的眼神以及乐善好施的快感。例如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动辄向自己的母校捐赠数以百万计的美金。当然，此举丝毫不会影响到捐赠者的奢华生活。对其而言，这样做的成本并不高。
如果需要减寿才能换取他人的长命，你是否还会如此慷慨？你是否会为拯救众生而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当然，我们身边并不缺乏此类杰出代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警察与消防员。但即使是警察或消防员，他们因公殉职的概率也并没有那么高，可能还不到清洁员的因公死亡率。
假设死亡的危险迫在眉睫且概率极高，如果既可以选择吃掉仅存的一丁点儿食物以增加自身的生存概率，亦可以将其让给病入膏肓者供其延长寿命，你会怎么做？
假如根本没办法想象还可以重返文明世界，无法作为英雄跨街巡游，如果与亟待救助者素昧平生，而非亲朋好友，你会怎么做？
假设身处绝对的自然状态，无需担心法律或社会的期待，你又会怎么做？
当然，我们都知道，你一定会选择做一位大英雄。那么普通人呢？这里说的不是电视上经常报道的那种“普通人”，而是公交车上可能就坐在你对面的那位真正的普通人。现实点，他会怎么做？
让我们来看一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夏威夷的这一幕场景。
当时，夏威夷存在麻风病问题。在当地人看来，麻风病足以致命，且极易传染（这种看法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当地居民要求当局采取措施，帮助人们免受麻风病的侵害。于是，夏威夷王国立法院制定了解决方案：国家出面购买偏远的莫洛凯岛上的大部分土地，然后将所有麻风病人都运送至此。
1866年1月6日清晨，载着十六位麻风病人的渡轮抵达莫洛凯岛。一名骑马官员前行带路，麻风病人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在经历了一天的长途跋涉后，他们到了一处小山谷。麻风病人筋疲力尽，倒头便睡。
就在他们熟睡之时，带路的官员不辞而别，并未告诉这些人自己什么时候，或者是否还会回来，只给每个人留下了一床毯子以及一些农具。但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农民。
次日凌晨，这群麻风病人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抛弃，他们又冷又饿又渴。在十六人当中，有两人病情危重，急需密切关注、悉心照料。当时，只有四人身体较为强健，其余人的状态都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期待这些身体条件尚可的麻风病人做些什么？他们会为了自己求生而对病情严重的病人弃之不顾吗？对于身体条件尚可的麻风病人来说，帮助病重者毫无回报可言。病重者的手指、脚趾都已烂掉，将会愈发成为累赘。
同时，病重者都是陌生人，与身体条件尚可的病人并不存在亲情或友情的羁绊。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被赶上同一艘船的前一天才首次见面的。
两周后，渡轮又来到了莫洛凯岛。官方又送来了另一批麻风病人。他们发现，两周前在睡梦中被遗弃在岛上的那群人，并未上演霍布斯笔下“每个人对每个人交战的状态”，而是有组织地进行分工。
其中两位最强健的病人承担起照顾卧床不起的残疾病友的重任。其他一部分人需要白天从海滩上拖曳回柴火，从山涧中汲取饮用水。剩下的人负责采集食物，制作饭食。他们还在树林中发现了香蕉树及橘子树。他们从田间腐烂的庄稼里，积少成多，一点点筛选出可以存储的食物。尽管手工劳作颇为艰苦，但他们还是种得了几垄红薯。
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水或者宜居的住所，这些奄奄一息的被流放者注定命不久矣。然而他们却还活着并且有越来越好的趋势。其中原委究竟为何？
如果让身体状况尚可的麻风病人做出最为理性的选择，情况显然不会是这样。但是这些人似乎都没有进行过什么理性的算计。身处绝境的他们，随着不幸程度不断升级，似乎完全是在依靠直觉行事。
作为爱放马后炮的事后诸葛，我们经常会放言，从长远角度来看，团队合作行为对个体更为有利。但对身处困境的个体而言，能够有此智慧并愿意予以践行的现实性又有多大？特别是这样做经常意味着需要个人马上为此付出代价。合作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某种缺乏合理性的风险，要求用当下的现实牺牲，换取未来的长期收益。
但实际上，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此类算计根本就未曾发生过。人们只是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本能地作出反应。尽管也会感到震惊，会深陷恐惧，但本能使然，人们通常会选择合作。
这种倾向合作的天性，属于人类的先天禀赋。不仅可以通过逸事奇闻加以说明，更可见于大量的可控实证研究之中。
人们或许会将他人的行为动机理解为谋取私利，但研究显示，这种对他人行为的认知“过高估计了自私的力量”。尽管人们都将他人视为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者，但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会选择这种行为方式。
例如，可参考所谓“公共产品”的实证研究。每位参与者都可以分得特定数量的金钱。可以选择自用，或者交给公共资金池。投入到公共资金池的资金增值部分，将会在所有参与者之间进行平均分配，并不考虑其是否将资金投入公共资金池。
因此，似乎可以推测，一位理性的行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会选择自己留着全部资金，不向公共资金池提供一分钱，同时还能享受到公共资金池对于所有测试参与者的分红。
然而，在这个实验中，参与者通常都会向公共资金池提供资金，进而增加了整体福祉。事实上，即使明知其他人可能不会提供资金，但投入到公共资金池的资金，仍平均占到每人分得资金的60%。这表明，即使明知可能会让自己受损，人们通常依然会选择进行合作。
这个实验表明，人性远不止利己。人们可能会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从事对群体有益的合作行为，即便合作对象是陌生人，即便与该人再次合作的机会是零。
哪怕毫无可能因此获得报答，无法期待获得提高社会地位或声望等个人利益，哪怕存在诱发利己行为的强有力动因，情况亦是如此。
倾向合作真的是人的天性吗？有人从进化论的角度解释了这一问题。早期人类中有合作者与不合作者。维持有效合作的早期人类，即使面对逆境，也总能较之合作较少的同类获益更多，总能保持合作的优势。
于是，积极合作的人群欣欣向荣，而合作消极的人群则被淘汰。最终，只有具备合作基因的人群得以幸存，而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理性计算的结果不合适的情况下，人类依然会展现出合作倾向。
或许有人认为，政府法律才是社会秩序的根据，是法律将人类从其自身拯救出来。但真相却是，在头脑中尚未出现任何政府法律意识之前，凭借自身的合作天性，人类就已拯救了自己这一种群。
最早出现的政府法律，即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法典，只不过是人类浩瀚发展进程中的一粒微尘。生活在塞伦盖蒂平原的早期人类除了自己别无他物：没有法律，没有政府，没有社会机构。但他们依然高度合作，正是这种特性，让他们在这个世界的物种进化过程中最为成功。
不可否认，人类超越自身，寻求更大组织或团队认同感的倾向，引发了诸多悲惨后果。人类历史上基于宗教、国别、种族认同爆发的战争与冲突，比比皆是。但这种合作的倾向同样可以成为替人类谋求福祉的强大动力。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倾向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当中。人类成为最终胜出的物种。在当代社会，还可以用其说明，民主的崛起以及人类社会生存条件的持续改善，都是团队合作所具有的效率及创造性的结果。
人类虽不是无私的天使，但也绝对不是霍布斯笔下的邪恶魂灵。相反，我们生来就具备与他人合作的天性。无之，人类这个物种就将灭亡；有之，人类各项事业将受益无穷。
来源：
观点资料来自《海盗、囚徒与麻风病人：
关于正义的十二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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