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跪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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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通一声，张百熙大人跪在地上，朝珠哗啦啦地一阵响。吴汝纶先生连忙站起来，侧着身子，表示不敢当。但是张大人长跪不起……

张百熙为满清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第一任管学大臣。戊戍新政中，惟一被西太后留下的，就是这个大学堂，连她也知道再不办教育，大清国就要灭亡了。让张百熙当管学大臣，算是选对了人。张百熙，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早年担任过光绪侍读。历任工部、礼部、刑部、吏部尚书。

张百熙来管大学堂，设想勾画近代教育蓝图，第一个问题就是请谁当总教习。他看中了桐城派大家吴汝纶。后来的新派如胡适，是不大看得起“桐城谬种”的，可是胡适也承认，最负盛名的桐城三大家俞樾、王闿运和吴汝纶中，吴“思想稍新，影响也稍大”。“稍”是什么意思？俞樾没什么特别堪用的弟子，王闿运门下出了个杨度，而严复、林纾都是吴汝纶的弟子。“并世译才数严林”，这两个人以古文译西方名著，对近代文风影响之大，只有梁启超可以比肩。

张百熙去请吴汝纶。那时，吴年纪已经很大了，不肯应聘。一而再，再而三，张百熙竟然当场下跪，非要吴汝纶答应不可。且不说当时张百熙是朝廷大吏，正二品大员，吴汝纶只是一介寒士。就是放在当今，一位最出名的大学校长要请一名教导主任，有这样干的没有？易宗夔的《新世说》称张百熙“爱才如命”四个字，真是十分到位。

张百熙这一跪，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吴汝纶虽然答应了当总教习，但是要求先到日本考察，考察完回国就生病去逝了。对于京师大学堂，吴汝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但是我们总该记得燕昭王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张百熙继请的总教习张鹤龄，也是古文名家，而且对学生极好。百年之后，去思犹存。而那扑通的一声跪下，将永远定格于历史的长河中。

一九一六年底，蔡元培即将就任北大校长，为文科学长久乏其人而犯愁，他走访了北京医专汤尔与北大教授沈尹默时。他们一致推荐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的最佳人选。并以10本《新青年》相赠，称陈独秀“确为青年的指导者”。于是，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场景：

1916年底的那些天，“蔡元培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候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张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陈独秀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也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蔡元培为了应付教育部，还为他做了假简历，蔡元培为何力邀陈独秀当文科学长呢？蔡说：“翻阅了《新青年》，便决定聘他了。”陈独秀起初回绝说：“不干，因为正在办杂志……”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来办好了。”陈独秀才答应就任。

第二天，蔡元培心里非常高兴，早早就到光复会老会员陈黻宸住宿处。陈黻宸正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打算下学期开课。放下毛笔。

蔡元培高兴地说：“仲甫已答应了！己答应了！”

陈黻宸答：“这样很好。有年轻人当学长，会给文科带来新气象。大学就应该不拘一格选人才。”又笑着说，“你拿凳子坐在门口等仲甫。有一点像三国演义中刘备三请诸葛亮。这就使我想起管学大臣张百煦来。”

蔡元培说：“我对仲甫邀请比起百熙先生还差得远，我也想做一点实事。”

当我遥想着这位前清翰林光复会领袖、留洋学者坐在旅店门口的那些个清晨，从晨曦刚露，一直到阳光的影子在窗格子上悄然移动，照着先生坐在简陋的木凳上那静默的身影，那份安详静等的神态让人温暖无比。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北大就任校长职，仅一个星期后，陈独秀便被任命为文科学长，此后，陈独秀以锐不可挡之势在北大掀起狂澜，北大成为封建军阀专制统治下的一片绿洲。这里可以自由办报办刊，可以自由讨论各种学说与主义，一向封闭僵化的校园顿时洋溢着开放自由的清新空气。

若非蔡元培盛邀，陈独秀可能就没去北大，北大这一思想重镇肯定没有那么辉煌。所以，哪个宁静的冬天的清晨，蔡元培的身影同样成了一个历史的定格。

1925年的某一天下午，在清华校长曹云祥的客厅里，梁启超向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导师。

曹问：“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放下茶杯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留在国外吧！”

当然，梁启超也并非我写的那么冲动，也许语气是沉痛的，他接着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曹云祥终于同意了，聘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后来，陈寅恪的义宁之学，声震海内外，成无当世无以比肩的史学大师。

梁公的直率与生气的样子，我们可以想象到，同时，他的自负跃然纸上，那是作为学界领袖惜才荐才的苦心。

百年沧桑，在时间的渡口聆听岁月，在书本上轻捻这些遗落在历史的细节，让我遐思无限。

此刻，夕阳西下，黄昏靠了码头，舟也横在野渡，异常的寂寥，似乎更有说不出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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