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骏飞：不合时宜的思考
作者：杜骏飞，来源：杜课
导语：
近日读到杜骏飞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的《不合时宜的思考》，感到在大疫当前的今天，杜教授的思考是恰合时宜的。
摘取其中的部分与各位分享，让我们和杜教授一起思考——
01
国际疫情。
不要渲染邻国的不幸，因为这不能增加我们自己的幸运感。
也不要讥讽邻国应对的无能，因为这不能取代我们自身的反思。
02
世界卫生组织感谢中国，是因为我们给世界留下了时间窗口。春节以来，我们确实尽力了。
似乎所有人都在感谢武汉。请媒体注意：那些感谢的话语中，满含悲悯。
03
灾难面前，有两种官员值得讨论，第一种是肯作为、但是做错了的干部，第二种是不作为、只“会做官”的干部。
对前者，无妨以观后效，对后者，倒是不能宽恕。
04
湖北，调整统计口径后，一天跳增确诊人数一万多例。但很多人说：这是真实数据，反而让人放心了。
说真话，能维护稳定。
05
三百名记者云集武汉，一些敏感的民生问题，竟然还需要方方这样一个作家来闭门记事。
可是，这些记者一定很优秀，才会被派往疫区吧？
06
世卫官员很郑重地说：迄今，我们认为只有一种药物是真正可能有效的，那就是瑞德昔韦。原文是：There is only one drug right now we think that may have real effiiacy and that is remdesivir.
他的意思是，应该优先上马那些可能更快挽救生命的研究项目。
但这句话在一些中文新闻稿中被“漏掉”了。这是国之大忌，也是新闻伦理之大忌。
07
疫情期间，一口气上马了两百多项新冠临床试验，一些西药试验设计，既没有坚持随机、对照，也没有使用盲法评价。
还有一些药品，仅仅基于体外实验就被推向受众、推向患者。甚至，连“同情用药”的性质也不作说明。
人命关天。公众病急心切，可以理解，但是——科学家要有科学家的样子，记者要有记者的样子。
08
前些天，可能是“扔下就跑”新闻读的多了，午睡时，一位博士生跑来，扔下厚厚的一本毕业论文，转身就跑。
不等网民提示，我立即就惊醒了。
09
“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大夫被推荐为全国劳模了。
李大夫的结论也快出来了吧？
（出来了，“留白”的水平超一流。）
10
1942年，霍夫兰应召率领主要由心理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赴华盛顿，研究战争宣传与美军士气的问题。其中，关于论辩时是讲一面之辞还是两面都说，实验表明：与“一面提示”相比，“两面提示”对高文化水平的群体有更好的说服效果。
这是新闻学专业本科生一年级所学的内容。
11
文学界不是只有方方在言说，方方的讲述真诚而日常，所以是最能被我们看见的部分。
但我始终觉得，那些沉默的知识阶层，他们的沉默是另一声惊雷。
12
我对顺丰小哥汪勇这样了不起的普通人感到敬畏。
摩顶放踵，宽宏坚毅，这是多好的人民。希望将来能有人拍一部电影：《公民汪勇》。
13
长江日报。
我们无妨自问：设若易地而处，自己正在其位，在哪些地方可能超越长江日报，在哪些地方一定和长江日报一样？为什么？
14
昨天我对同学们说：国难来临时，你们可否重思一下各自的爱豆（偶像），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什么，他们对你一生的价值何在？
是时候了，反思一代人的偶像观。
是时候了，反思一个时代。
15
希望国家能为疾控医疗设立“伍连德奖”。——虽然科技进步多矣，但此次疫情治理的前期，与百年前伍连德的那一次国家疾控相比，无论是尊重专家、信息透明，还是处置及时，我们其实都还有所不如。
在本质上，决定成败的，还是人和观念。
16
朱学勤说：“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
阎连科说：“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
记忆从不灭绝，历史自在人心。
17
早起，研究了一下“司马3忌”其人其事，原来，这样的政治角色不仅是真实存在，且属于应运而生——甚至，我们身边就有。
但真正的问题是：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会混得风生水起？
18
在这场疫情里，我们看到了极少数人的恶，少数人的英勇，多数人的善良与无助。
所谓灾难，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少数人以自己的英勇牺牲，慰藉着大多数人的善良——并救援着他们因极少数人的恶而导致的无助。
19
无分寸地黑中医，与无上限地神话中医，效果是一样的。在本质上，这是同一种思维方式。
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过度“概化”一个具体结论，或违反逻辑地攻讦，或以政治、道德、历史取代科学，都会让人看不起。
20
读《红袖章们的春天》。
红袖章的某些表现，源自五十年前，但五十年前源自什么，作者没有写。
21
无关乎词藻，也无关乎作者。
当我们审辩“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与官样套话的差别时，会发现，所谓“雅语”，在当下的根本意义，并不是“风雅”或“修辞”，而是它背后的文化象征、社会情境，更远一点说，是价值体系和政治观念。
22
感动而不反思，一定会有更悲壮的下一次。
23
我们的下一代，还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是吗？
很久以后，他们一定会问我们：那时，你们真的努力过吗？
24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不要忘记，武汉的天空上，闪耀过这些群星，它们一一对应着鲁迅笔下的人。
更不要忘记，那些成为代价而牺牲的人。
25
钟南山院士说：“新冠肺炎12月31日就已经明确，1月3日已经分离出病毒毒株，1月7日给了联合国，但我们仍然没有发布。我们CDC（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
他的话里，一定有关于权力的痛楚。在美国，应对新发疫情的决策，是由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疾控中心共同做出的。
在科学未受尊重之前，我们还将为忧患而生。
26
一位老师曾说过：无论环境如何变迁，无论技术如何侵入，无论世风如何不古，真正的新闻业仍将是“纯正的知识分子行业”，整个中国仍然对“一切为了人”的新闻人充满期待。
原本，在文化传统里，“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三大来源是学者、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
而在这凛冽的寒风里，只有新闻界，还能不绝如缕地贡献知识分子。
27
看了《人民需要什么，就转产什么》。
医疗物资紧缺，一批中央企业从零开始，以战时模式，紧急转产熔喷布、防护服，不计代价，不顾一切。
这些年，很多央企的口碑不算好，在社交媒体上，就连赞美它们都有风险。但我要诚实地说：我喜欢它们现在的样子。
28
李文亮医生去世，好像很久了，但人们从未忘记过他。
他七年前发布的微博“朋友们，从今天起你们也许就联系不到我了，因为我要去拯救地球了”，评论区犹在更新。
无数人像是打卡一样，早上来问一声“早上好啊，李医生”，晚上说一句“晚安啊，李医生”，轻声慢语，平平易易。
有人跟他聊天气：“今天我们这儿阴天，你一切都好呀？”有人向他报告疫情：“疫情在慢慢好转哦。”
孩子们跟他谈中考，谈爸妈的争吵，谈数学太难了，年轻人跟他谈工作，谈嫁娶，还告诉他：“鸡鸣寺的樱花开了”。
他的同事留言说：“老李，早点回来，要早点回来啊。”
千言万语成凝噎，谁当此刻作寻常？
一个人，活在别人的记忆里，活在人们无尽的泪水里，他就不会真的死去。
昨天我催问关于李大夫的调查结论。其实，李大夫现在已经不害怕了，也不需要结论了。
而我们，也不需要结论了，因为在我们心里，早已经有结论了。
真正需要这个结论的，是需要做这个结论的人。
29
2月26日，一位名叫罗启培的镇长殉职了，四十二岁。此前，他三十三天没回家了。
这位罗镇长，如果他不去世，也许不会有外人知道他。如今以身殉职，头条也不会是他，将来的国家纪念碑上，也未必有他。
还没有一位高官因抗疫而殉职。而我们，离不开这些辛劳的镇长、村长。
30
王志纲在《邓公的遗产》里说：邓公的遗产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指引着我们的前进，只要我们尊重人性、尊重常识、顺应规律、实事求是，不犯颠覆式的错误，中国的崛起是挡都挡不住的。
他说的是，“只要”。
31
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抛家别子，以身赴险。周晓虹教授写道：“吴地悬壶尽入楚，从此白衣做战袍。”
一些地区出台了前线医护人员子女初高中入学相关优惠政策，就有人评论说：“请停止加分，别拿公平当人情，别慷教育之慨。”
此事并无裁判，不过，罗尔斯的正义观可作参考。
《正义论》里说，应该设置一道判断意义上的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尽量屏蔽那些会影响人们缔结契约的各种特殊信息，以确保无人能设计有利于自身的规则。这样一来，正义原则就是一种公平契约的结果。
简言之，在这个案例中，只有当评论者不知道自己可能会是救险医生、还是旁观者或其他家长时，他的判断才值得参考。
如果你是一位烈士的遗孤，你的父母会在天上看着世人。
如果你还是觉得费解，有一句浅近的告诫：将心比心，才有公心。
32
顺便说一下湖南妹子田芳芳。
她是第一批请战驰援的护士，正在武汉支援方舱医院。有一天，她在纸上写下“希望国家给我分配一个男朋友”，照了相，还公布了择偶标准。
看她笑嘻嘻的，此举也许不算一本正经。而国家，也并不欠她一个男朋友。
想起1951年的这个时候，魏巍从朝鲜采风归来，饱含着泪水，写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女青年表白志愿军的书信，也像雪片一样飞向保家卫国的前线。
今天，也许已经没有多少作家肯蘸着泪水写前线了。他们宁愿写民国，写大清，写玄幻，写小资，写宫斗，写天下太平。
而2020年，也已不复有1951年的爱情。
33
读《我不敢看医生的朋友圈》。在那些慷慨西去的故事里，有“吾已许国，再难许卿”，还有“妈妈一心想保护的人，要去保护别人了”。
《新闻调查》原制片人张洁老师伤感地写道：“方憾此生未学医，疫来只能刷手机。”
一位教授留了言给他：“惟愿此心能医国，不教后世长太息。”
34
胡舒立说：媒体服从公共利益；媒体必须报道事实；媒体的价值标准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她前面的话，都在教科书上，后面这八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所以，对其他媒体人而言，这不是什么认知问题。甚至，也不是什么能力问题。
财新，财经，中青，北青，人物，新京……也大致如此。
所以，新闻人，请不要回避这个结论：
是勇气。
35
陶勇醒过来了。
这位被医闹砍得血肉模糊的优秀眼科医生，经过七个小时的全麻手术，醒来后，从容地说：
“最近一两年我渐渐意识到医学不完全是给人治病。人其实是整个环境、整个大自然、整个宇宙中的一份子。”
“如果我不停地把自己陷入到仇恨中去，绕不出来，甚至去报复他人和社会，那我就变成了第二个他，那就是传染病。如果我还是这种水平的大夫的话，我会认为自己不够优秀。”
我希望我们的某些国人，也能像陶医生这样，面对异域同天的世界，不必动辄怀恨在心。
我希望我们这个国家，能像陶医生这样，襟怀坦荡，内心光明，拥有“近者悦，远者来”的人格力量。
仇恨中无救赎，唯仁爱能自信。
36
现在总结中国经验，还太早。
疫情尚未大定，逝者尚未安息，责任尚未厘清。比之于自我肯定，我们更需要的是自省。
以下五个问题是迟早要回答的：我们的治理理念有没有问题？决策机制有没有问题？信息发布制度有没有问题？官场作风有没有问题？疾控医疗体系有没有问题？
自省，不是为了所谓“批评或自我批评”，更不是要找人“背锅”，而是为了——避免“下一次”。
既然十七年前的教训我们都没能认真汲取，那么，如何才能消除所有人对下一次的恐惧？
庚子大疫，举国奋争，英雄辈出，人民可歌可泣。
如果没有自省，一切伟大的牺牲都会失去意义。
37
此时，我们复盘过去的两个月，已经晚了，而且太不合时宜。
最优选择，自然是有人高瞻远瞩。事后诸葛亮，无法解决历史的问题。
但是，如果做不到先知先觉，次优选择正是后知后觉。而社会管理的真正风险是：人，常常会以不知不觉来回避理性的拷问——
一线医院发现疫情后，真的不能使用网络直报系统吗？
专家组抵达武汉后，真的无法掌握人传人的疫情实况吗？
疫情信息泄露后，有关部门真的要优先解决泄露信息的人吗？
为了政治仪式，武汉市真的要隐瞒新增病例吗？
人人都不肯承担责任，真的只有钟南山才有资格向公众报告实情吗？
武汉疫情日烈，管理者真的不能提前预判医疗资源的大匮乏吗？
当疫情与恐慌同步蔓延时，真的只有封城才是最佳选择吗？
封城之后，真的不能将确诊的病人向其他医疗资源闲置省份妥善分流吗？
……
武汉的抗疫史，也许很快会成为过去，而过去两个月的历史，也早已无法假设。但不知为什么，面对着“武汉的九百万种心碎”，夜夜夜夜，我们的心头会反复响起一个幽茫的声音：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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